大学排名影响下高校高质量发展的认识误区及其突围之路

摘 要：在大学排名的影响下，我国高校出现了将高质量发展与排名位次提升相对应的认识误区，并使高校陷入了类型趋同化、学科布局同质化、职能定位相近化、建设路径雷同化、建设资源分散化、发展去特色化等现实困境之中。高校的高质量发展应体现结构上的多样性与内涵质量上的多元性，而大学排名却助力形成了单一化、同质化的发展态势，同质化竞争系统和组织趋同可以看作大学排名推动这一认识误区及其发展困境形成的内生动力。在我国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当下，我们应当规范并发挥大学排名的正向引导功能，通过树立“适度平衡”的多态化评价理念，引导高校分类与特色并行，不断完善评价体系等举措，助力我国高校真正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关键词：大学排名；高质量发展；认识误区；发展困境；突围

最近哈佛、斯坦福、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等世界大学排名前十的大学医学院，耶鲁、哈佛、斯坦福等多所世界排名靠前的法学院官宣不再给USnews提供数据。我国的南京大学、兰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也陆续官宣退出大学排名，不再将排名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美国的里德学院（Read College）是世界上拒绝大学排名，却获得良好发展的典型，因为拒绝提供数据信息，而使得排名处于垫底位置，但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入学申请，并发展成为美国最好的文理学院之一。[1]不禁引人深思，大学排名作为我国高校普遍接受且追捧的评价范式，对我国高校的发展影响巨大。我们不能否认其给予高校发展的引领作用和示范效应，赋予了高校竞争意识与发展活力，以及推动各类有关高校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但也不能回避其存在的缺陷与问题。西方化的指标体系，科研导向的指标权重，以及背后的不当竞争等，都束缚了高校的发展 “手脚”。高质量发展在排名中被形象化，但个性化的成长元素却未能充分体现，使得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都在追逐和努力提升大学排名的指标水平，看似通过排名提升推动了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实则陷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认识误区及其发展困境之中。大学排名是怎样助推高校形成对于高质量发展的认识误区，使高校陷入发展困境之中，我们又如何通过发挥大学排名的正向引导作用，来尝试破解这一困境，是本文想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虽然大学排名这一视角可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我国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的背景却为我们提供了尝试的契机，在纠正大学排名乱象的同时，助力我国高校真正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大学排名影响下高校高质量发展的认识误区

何谓高质量？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一流是等同于高质量的，但又没有统一的概念可以描述一流和高质量的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大学排名的存在恰好用量化排序的方式为大家解释了这一问题，清晰明了且有说服力。因此，如何评价一所高校是否步入一流行列，或者实现了高质量发展，重要的评价标准就会依托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大学排名。不少学者都会将位列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作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标准[2]，排行榜上位于前列的高校也自然是高质量发展的高校。大学排名被政府有形或无形地用来评定高校，还会作为政府进行资源投入与配置的重要依据。以“双一流”建设计划为例，虽然在着力探索面向不同学科门类和侧重需求的学科综合评价体系，[3]但是在认定办法中仍然透露出重视第三方评价结果的信号，其遴选标准的依据、数据，依托有影响力的第三方评价。相应的，高校会将大学排名的入围或提升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规划目标，学校领导也会将这些目标实现作为政绩。

实际上，大学排名不仅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开展的种类多样的学校排行榜、学科排行榜、专业排行榜等，也包括重点建设计划、学科评估等官方行为在内的对于大学实力水平的等级划分或排序。从积极影响方面看，大学排名不仅提供给高校发展的有效信息，帮助高校制定规划，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传高校的作用，甚至起到监督问责的作用。但不关注贡献度和社会责任，过度关注精英大学和科研的问题也是其致命弱点。[4]大学排名在指标体系上多呈现趋同导向，借用教育评价的相关研究，大学排名这种评价方式是一种相对评价，而相对评价会产生排他性竞争，忽视个体纵向成长的重要性。[5]排他性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同质化竞争，各个高校更为关注趋同化的指标体系，而忽略了差异化的个体发展。以大学排名为参照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竞争性”往往大于“功能性”，源于高等教育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的比较，体现了一种追赶的心态。[6]高校的发展也自然陷入围绕资源、模仿、竞争的商业逻辑，对高质量发展产生错误认知。

我国的高等学校体系呈现出“金字塔”形，委部属本科院校处于上部，地方本科院校处于中部，而高职专科院校则处于底部。高校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场域，场域的特性决定了场域内充斥着竞争的氛围，形成差异化的位置关系，以及与之相对的主导、从属、强势、弱势等地位，强势、主导的位置关系决定着合法化的身份地位，也占据着多数的发展资源。高校场域环境中最为活跃的是处于边界边缘的院校，包括层级之间的边界，也包括整个场域的边界[7]，对应的是“跃层”与“降级”等直接关系位置的变动，以及与外部关系的亲疏。场域内的边界决定着高校在场域内部的位置，也关系到高校自身的定位与发展走向，高校可以通过加强与场域外各种形式的交流合作，获取更多的办学效益与资源，从而更好地助力其增强场域内的竞争力。而场域无边界化的发展趋势，让更多的高校有机会和动力通过竞争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从而实现层级位置的提升。

高校场域内的竞争分为位次间的主动竞争和来自场域运行引力的被动竞争，以及场域外部的竞争助力。竞争推动着场域内高校位置的变动，引导高校向上运动的同时，也有不少高校产生发展错位现象，或者说是“漂移”现象。而这种“漂移”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漂移”，具体表现为“职能漂移”“院校漂移”和“行业漂移”[8]，指过度强调学术价值和科研的重要性，而呈现出的将高校内涵发展简单等同于科研职能发展，将高校发展目标趋同地定位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同时，高校的“漂移”现象也包括社会关系的“漂移”，为追求经济效益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维护，屈从于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放弃自身理性制度的坚守。这些“漂移”问题的出现与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是相违背的，大学排名作为竞争助力，使以排名提升为目的的向上“漂移”在高校的发展目标认知中根深蒂固。

从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学术型高校最早且长期居于唯一且主导地位，而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则是在学术性基础上衍生或分化出来的，学术型具有逻辑优先和地位优先，在场域中易形成一股“强磁效应”，产生“漂移”现象。[9]保罗·韦林斯（Paul Wellings）在分析了泰晤士高等教育学科排名之后，发现排名前50位的高校大多数学科领域都表现出色，世界上也只有华威大学等少数高校因某些学科领域强而跻身世界一流。[10]可见，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是位于排行榜前列的一流大学的标配。目前，我国高校已深陷于各类大学排名引导、助力形成的“漂移”怪圈之中，将高质量发展与向上“漂移”，即排名提升对等起来。具体来看，学校的高质量发展与各大排名指标强调的科学研究的高质量发展画上“等号”，高校的科研职能被无限放大，高水平科研甚至成为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且唯一抓手。高校不约而同地践行着以学科发展推动排名提升的高质量发展思路，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重要职能也逐步被挤占。人才培养不再注重体系的完善性、连贯性和人才素养的全面性，而是片面注重人才的科研素养与创新能力。据调查，研究型大学教师在本科教学上投入的精力仅为26%，而科研及研究生工作占据了41%，[11]研究型大学教师每周教学时间比非研究型大学占比低15%。[12]科研工作只关注于高水平项目与论文，而不注重其对于行业产业和地方发展的服务支撑能力。场域内高校位置的提升，多数以各类大学排行榜，或者国家、地方的重点建设计划名单作为依据，各类排名的指标权重，反为高校高质量发展的认识误区提供了“佐证”。在大学排名的影响下，高校高质量发展实质是以外延扩张、提升为目的，披着高质量发展的“外衣”，目的直指规模扩展、经济效益增加，最终达到排名地位提升的目标。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高校组织多元化的减弱、同质化的加强，会损害高等教育生态，影响其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会损害其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变革的能力。[13]

二、大学排名影响下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困境表征

评价标准同一化、重科研轻教学、商业气息浓郁等是大学排名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因为其指标导向、标杆效应，以及高校依据其采取的经验复制等行为，由此推动加剧的有关高质量发展的认识偏差，也使得高校陷入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之中。

（一）高校类型趋同化

高校的类型一般依据办学层次、学科范围、职能偏重、管理体制等来进行划分。高校类型同质化一般体现在学科专业类型和职能偏重的划分之中，在我国建国以来两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都有所显现，一次是趋向于单科类的专门院校，一次是趋向于规模化的综合性高校。有学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院校调整和重点大学的认定是我国现代高等学校分类和定位的开端。[14]2017年国家公布首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依据武书连2021年对于我国高校的分类数据来看，除国防科技大学不参与排名，剩余41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40所都为研究型高校，19所为综合大学。各类排行榜的前列基本都是研究型、综合性高校，因此，对于研究型、综合性高校类型的追逐竞争成为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导向。教学型、应用型的普通地方本科院校在此种发展语境之下，会失去坚守初心的定力，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多样化基础的构建与完善。

（二）学科布局同质化

除新建高校以外，我国高校多数都经历了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这次调整削弱了综合性大学的实力和内涵，大力发展单科性的专门学院，不少专门学院是由原本的综合性大学中的学科专业拆并而成。虽然综合性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被改造为文理性质大学，但在调整中，多数学校因为资源整合而获得了较好的学科发展基础。世界大学排行榜前列的一流大学通常为综合性大学，在多个学科领域拥有多个世界一流学科。因此，学科建设是高校建设的基础，也被视为龙头。我国的世界一流学科在数量上有一定优势，但学科领域的分布不均衡，世界一流学科主要集中在工学领域。[15]现有各类大学排名为主体的高校评价体系更趋向于具有一定历史和规模、以理工和医学为主的高校，且未考虑投入产出比，忽略了高校的基础和资源。[16]一流学科建设、ESI等学科排名更是引导学校将精力聚焦于学科布局与发展，且更多地聚焦于学科点建设，追求规模效应。此外，大学排名综合化的发展导向，也导致各级各类高校盲目追求齐全的学科门类，仓促发展不具备基础及优势的学科。资源整合、简单堆砌式的学科发展模式，推动形成了高校之间学科布局的同质化倾向。

（三）职能定位相近化

对于高校的办学目标而言，“大学既不是完全地融合为同构，也不只是简单地分裂成更多的类型……大学的办学目标混合很难用一种、两种或一刀切的概念来理解”[17]。高校的使命趋于宽泛，常常会面对一大串的“目标清单”，却不能放置在一个层面之上，必须区分主次及轻重缓急。此时，高校所处的环境、氛围，及其高校自身的选择就会左右目标的主次关系。大学排名阻碍了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正确定位，不利于有序、多样的高等教育基础的建立，也不利于卓越高校的培育。高校从传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又逐渐衍生出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等职能。不同类型高校依据自身的基础及特色，在职能发展方面理应有所偏重。当所有高校的职能活动都发生漂移时，其他同等重要的职能就缺乏吸引力，从而会被忽略。[18]各类大学排名中偏重科研职能发展的现象已经成为普遍共识。QS注重学术同行评议，占40%权重，论文引用数也占据了指标权重的20%。THE注重学校的科研实力，教学只占据指标权重的30%。USNews的指标是百分百学术指标，ARWU也是侧重学术指标。各类高校的科学研究职能的发挥在大学排名中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决定了高校的排名位次，但各大排行在对高校科研进行评价时又被简化为高被引论文、高级别课题、重大科研奖项，以及科研转化金额等量化数据，或是学术同行评议、研究声誉等定性评价。科研职能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但对于科研职能的过分强调和指标化，则使得高校的科研职能凌驾于其他职能之上，人才培养的根本职能逐渐被忽略，社会服务职能也被替代为科研转化服务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