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历史生成与本体界定

摘要：一直处于危机和变革中的西方无力提供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的历史积累和现实发展足以孕育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所谓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指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诸种思想和理念、模式和道路、战略和战术、对策和措施等理智成果的系统耦合、聚类集成、整体升华。积淀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有助于科学、合理地解决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有助于调整和优化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和实践的视角、范式及目标，有助于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阴霾笼罩，增强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自信。

关键词：高等教育;发展;中国智慧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改革与发展问题，中国不仅提出中国方案，而且还贡献中国智慧。方案是面向实践的具体对策和措施、制度安排和组织建构等，智慧则是贯穿诸种方案的创新性策略，是指导、引领诸种方案的思想和理念、精神和灵魂。高等教育，既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顺利推进改革、快速推进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但以纲要、规划、政策等方式与时俱进地提出了许多中国方案，而且积淀了日益丰富的中国智慧，值得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

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智慧的历史生成

（一）危机和变革中的西方无力提供中国方案

西方社会和西方高等教育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变动不居的西方无法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稳定方案。世界一直在发展变化，特别是进入近代之后，“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他们的相互关系”[1]。19世纪欧洲的发展，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彻底颠覆了旧欧洲，新欧洲成为现代世界秩序的主要奠基人;通过继承并光大这种新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宰。在此过程中，西方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西方大学模式成为世界后发国家高等教育移植借鉴的对象、追赶发展的标杆。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20世纪的最后30多年，全球化的趋势把西方的优势地位推向了至高无上的神坛。但是，物极则必反、荣极则必辱，高居神坛之上的西方高等教育，在从未停止脚步的历史长河中不时地遭遇解构、面临变革，因此，以西方为参照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必须谨慎摆放西方高等教育的位置。

西方高等教育并非一直处于理想状态和黄金时期，而是不时陷入发展的危机与困境之中，无力提供合理的中国方案。在最近的七十年间，西方高等教育至少遭遇了两次危机与困境。一次发生在二战后。约翰·S·布鲁贝克发现：“最近数十年的美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艰难时期’。如果借用莎士比亚的话来描述，那么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便是我们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高等教育已失去了它的可靠性”，“学生集中抨击的是高等教育本身的性质和组织结构”。“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对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2] 另一次发生在21世纪初期。受西方经济政治体制固有弊病的牵制以及日益撕裂的社会的影响，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标志，全球化的趋势遭遇“逆全球化”的挑战，世界进入了发展的“新周期”，而2020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可能进一步强化这个“新周期”，“事物破碎了，中心不复存在”[3]。 暴发金融危机当年，政府财政的教育投入、外界对大学的捐赠都在急剧减少，大学的捐赠基金收益锐减，英国大学捐助基金损失至少2.5亿英镑[4]，哈佛大学捐赠基金缩水80亿美元[5]。

·“高教发展的中国智慧”专栏·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历史生成与本体界定西方高等教育不断遭遇批判，无力提供具备信用、声誉及效用保证的中国方案。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发现：“教授们——差不多全都来自人文学科——也开始发表各自的文章。下述书籍的标题抓住了其主要的论调：《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废墟中的大学》《道德沦丧的大学》《终身职的激进派》《反智战争》《圣殿里的冒牌货》《扼杀精神》……这些著作又主要是论争性的，在谈到大学及其教授时，很少讲什么好话。”[6] 2018年10月，劳伦斯·巴考在就职哈佛大学校长时的演说中感叹道：“美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面临诸多挑战的多事之秋。在我的有生之年，人们第一次质疑送孩子上大学的价值，人们第一次质疑学院和大学是否值得公共资助，人们第一次对大学是否有益于国家表示怀疑。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思考：高等教育对国计民生究竟有什么样的贡献？”被批判为“失去灵魂的卓越”的美国高等教育，并不适合中国全盘学习借鉴。凯瑟琳·莫曼认为，其中最需要中国警惕的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一维定义;仅将正式出版物作为唯一合法的学术成果形式;旨在区分和定义卓越的等级排名;求大求全、越大越好的倾向;对公共产品的经费资助方式。[7]

（二）中国的历史积累与现实发展足以孕育中国智慧

深厚的文化土壤和悠久的教育传统是孕育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的历史基础，广阔的实践土壤和丰富的实践探索是孕育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的现实基础。回首历史、立足现在、直面未来，在时间中比较研究不同的空间、在空间中理解时间的不息流转，则可明晰中国教育文化传统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厘清中国丰厚文化土壤对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所具有的营养价值。习近平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8]“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9]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深厚的教育实践，是中国发展的财富，也是世界进步的财富;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策略智库，更是积淀发展智慧的思想源泉。具体而言，中国高等教育在以下各方面的优异表现，是孕育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的雄厚基石。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斯蒂芬·佩里说：“中国在40年内实现了经济现代化，而美国花了100年，英国花了200年。”[10]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以2017年提出“新时代”为界，如果从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由恭亲王奕和文祥奏请、1862年正式开办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京师同文馆算起，神州大地上由官方组建专门的机构并正式、主动地学习西方的历史，至此不足160年;以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的创建为标志、以大学和学院为组织支撑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至此仅120多年;摆脱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束缚、重新建基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策（邓小平，1977年5月24日）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至此仅40余年。这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在百余年的时间里迅速“重演”、基本完成西方高等教育近千年的发展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年间快速跨越西方自17世纪近代科学兴起以来三百多年的高等教育变革历程，在21世纪最初的20年间迅速跨越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第二，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超大规模的扩张。就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而言，从1949年的026%到1978年的27%，增长极其缓慢;但随后到2000年的125%、2002年的15%、2010年的265%、2020年的544%，增速极快，且在2002年、2019年（516%）分别跨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普及高等教育阶段。若以2019年为界计算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从1949年的117万增长到2019年的4002万，扩张342倍;与1978年的228万相比较，扩张175倍;与2000年的1229万相比较，扩张326倍;与2010年的3105万相比较，扩张129倍。[11]

第三，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效率、效能、效益的齐头并进。教育“投入—产出”的比例，表征的是教育发展效率。中国高等教育的投入相对较低，但产出的规模大、产出的质量日益提升，因此效率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增长一直很高，但是，与西方相比较，中国高等教育的投入低、产出高。以2005-2015年间为例，中国教育总投入的GDP占比（在46%-53%的区间增长）总体上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值（在52%-63%的区间波动）、低于欧盟国家的平均值（在49%-59%的区间波动），中国公共教育支出的GDP占比（在27%-39%的区间增长）一直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值（在43%-54%的区间波动）、欧盟国家平均值（在40%-55%的区间波动）;不过中国极为重视教育，因此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在总公共支出中的占比（146%-163%之间），总体高于OECD平均（111%-132%）、欧盟平均（95%-121%）。[12] 教育发展的目标达成度，表征的是教育效能。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文化传统和制度优势，目标达成能力强、达成度高;许多“五年计划”的目标，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目标，都是提前、超标完成，因此效能高。教育服务的有用性，表征的是教育效益。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强调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且极好地助力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效益高。

第四，中国高等教育正在从后发外生向后发内生再向先发内生转变、从赶超向引领转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很长时期里一直处于后发状态，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在放弃传统（以书院等为组织支撑、以科举制度为人才培养选择的制度支撑）的基础上，通过向西方学习借鉴而逐渐形成，具有明显的外生特征。起步阶段的后发、外生特征，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淡化、转变甚至消解。首先，虽然总体的高等教育制度框架属于外生，但凭借源远流长且同化能力强劲的文化教育传统，在晚清、民国以及共产党的延安时期，乃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曲折探索中，在高等教育系统的某些局部，不断地内生出中国特色的具体制度，从而形成了“总体制度外生、局部制度内生”的格局。其次，中国在晚清时的教育救国思路，在20世纪最后20年逐渐向科教兴国转变，进而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发展时序上逐渐形成“总体上后发、但局部或阶段上先发”的格局。姜大源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职业特色以及原创特色，因此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且能够对世界做出贡献的内容之一。[13]

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智慧的本体内涵

从理论上看，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与中国的发展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以推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为目标，在表达风格和实践方式上皆具中国特色的诸种思想和理念、模式和道路、战略和战术、对策和措施等理智成果的系统耦合、聚类集成、整体升华。

第一，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是典型的理智成果，但同时具有强劲的实践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是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经验，按照“理想类型”（马克斯·韦伯）所做出的理性总结。就其特征而言，它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因此既符合普适性规律，又能满足中国本身的发展目标要求;它是高等教育内部关系规律和外部关系规律的统一，因此既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本身的发展需求，也符合中国整体改革发展的需求;它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既遵循理论自洽性要求，又具有实践操作性特点;在呈现方式上它能够同时满足学理研究和政策操作两个方面的要求，因此既能够以规律和逻辑的形式予以精要表达，又能够以政策和政令措施的方式予以实践落实。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实践，孕育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研究，揭示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

第二，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是典型的国际比较产物，但同时具有强劲的本土特征，是全球规律与本土特色的有机结合。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可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智慧。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是全球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统一，因此既符合高等教育本身的总体发展趋势，也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国情，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理念的实践落实、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的理性升华，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之实践特性的张扬、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政策之正向价值的提炼。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既是中国高等教育通过长期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发展实践而积淀形成的理性结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通过观察本国实践、反思本国问题、探索理论矛盾、洞察学术趋势、建构未来图景而积累形成的，且在表达形式上符合学理要求的理智结论，它是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通过长期、有机的互动而积淀形成的本土性理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