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教育机制理论的广东高校理工科教育改革政策评析

摘 要：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机制建设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是确保教育改革长效化、实效化的关键支撑。近年来，广东以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面向现代经济、产业和科技发展推进理工科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具有示范带动的可推广可复制的省域经验。从教育机制理论的视角审视广东高校理工科教育改革历程，有利于总结经验、关照现实，为我国“新工科”教育持续向前提供示范。同时，对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反思凝练，有利于形成面向未来的理工科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机制。

关键词：教育机制;理工科教育;政策剖析;发展向度

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机制建设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是确保教育改革长效化、实效化的关键支撑。为建设世界一流的理工科教育体系，培养大批适应与引领现代经济、产业和科技发展的新型高级人才，2017年教育部提出“新工科”理念，经过探索实践，其概念与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为了服务和支撑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在省域层面，广东于2015年开始就以行政主导、高校为主体的模式谋划部署“新工科”建设，但由于当时尚未提出“新工科”概念，因此，在广东称为理工科教育改革。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广东已初步构建起一个合理的支撑区域产业发展的理工科教育结构和布局，其对区域产业的贡献度也在一些研究中得到了验证。从教育机制理论的视角审视广东高校理工科教育改革，有利于总结经验、关照现实，为我国“新工科”教育持续向前提供示范。

一、问题的提出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事物或现象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认识和掌握客观存在的事物或现象的发展规律，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如何证明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教育机制理论成为一个很好的佐证。机制被定义为事物或现象各部分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1]延伸至教育机制理论，孙绵涛对此作出了诠释，教育机制表现为教育与社会、与受教育者之间内在的、稳定的、必然的联系，其运行方式的总结可以为认识教育现象提供路径。在此基础上，孙绵涛从哲学视野考察教育管理现象，提出系统的教育机制理论。[2][3]其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一是在观察教育管理的各种复杂现象基础上，抽象出教育管理运行的层次机制、形式机制、功能机制。对不同类型机制的运行过程作出具体描述，有助于我们从内在逻辑结构上更准确把握各种教育管理现象的本质。二是对教育体制与教育机制关系作出判断，它们有所同也有所不同。指出两者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所区别，但两者在过程上是相关的，在结构上是相融的，在功能上是相补的，教育体制改革与教育机制创新需同向而行。三是提出了教育机制改革的内容、任务和方式，有助于把握教育机制改革的内部和外部规律。借用孙绵涛的教育机制理论，各级各类教育现象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影响，对其内在联系的研究构成了教育机制理论体系。如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就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教育行政部门实施的行为为学校活动提供政策保障和资源保障，学校实施的活动践行着教育行政部门的组织目标和任务。

教育机制理论对于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于复杂的现象与问题需要从机制上去建构，理清教育机制的类型以及逻辑才能真正掌握教育的规律。挖掘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管理之间运行方式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科学的教育管理机制。如在理工科教育改革领域，众多研究都表明研究理工科建设有利于助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4][5]，但目前很多研究只是停留于专业自身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固有要素，没有涉及到政府在理工科建设中的功能定位，尤其是缺乏涉及深层次机制的研究成果。广东的高校理工科教育改革模式在全国引起反响，改革经验逐渐进入教育管理领域研究的视野。其成效体现在：全省理工类专业及学生占比大为提高，2018年底全省理工类在校生占比达到36.17%，比2014年增加2.57%。专业办学质量提升较快，全省一流专业遴选中进入名单的理工类专业达122个，占比53%。就业质量优于其它专业，近年各学科中工学类的就业率和平均月薪均在前列。科研能力大幅提升，以参与第一批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的三所学校为例[6]，仅2016年三校就共新增11个新型研发机构，共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257项，科研总经费达10.95亿元，承担项目数和科研总经费分别比2015年提高34.56%和218.9%。通过这些现象，我们关注到广东理工科教育改革呈现出三个特征：一是改变现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政府由对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调整为直接介入此次理工科教育改革，不但提出改革的具体目标任务，而且从财政资金、政策制度、平台搭建等方面为改革提供保障。二是改变现有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将原来一些高校市属或省市共管、以市为主的管理模式，调整为省市共建模式。三是围绕理工科教育改革，省政府、教育厅等相关省直部门以及地级市政府出台了系列政策，这属于制度范畴的重构。上述调整实质上体现了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特征。因此，借助孙绵涛的教育管理机制及机制改革理论对此次改革成效作剖析，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可以厘清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思路，有助于梳理形成高校理工科专业改革的有效路径。

为此，本研究通过整理自2015年至201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厅、地级市政府等政府部门出台的扶持理工科教育发展的政策、全省理工类专业监测数据、理工科院校的建设方案等材料，梳理出行政统筹资源谋划广东理工科教育集群发展的具体路径，归纳出行政主导下的地方理工科教育改革发展机制。选择广东高校理工科教育改革机制进行剖析还具有其它的理论意义。有一些观点认为政府在大学运行过程中的角色应该模糊化，如有些专家提出大学自治是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的根本途径，有其教育学、经济学和法理学的依据，政府应只担当宏观调控的角色;甚至有人认为，政府对大学资金以及资源的投入是对大学的无形控制。[7]这只是一种应然逻辑，实然逻辑如何则值得研究。依据教育机制理论，教育活动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且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也影响着教育的运行机制，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对教育的诉求是变化的，对教育机制进行改革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教育机制改革一个持续任务是不断探究教育现象各部分之间的复杂关系，完善修正已有的教育机制结构，使教育运行方式更好地反映其内在联系。上述某些专家的观点具有一定时代合理性，但放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发展背景下，需要作专门的分析。为此，对广东高校理工科教育改革路径的剖析有助于更好界定政府在教育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教育机制理论视角下广东高校理工科教育改革路径分析

在推进理工科教育改革方面，广东从政策、资源、平台等方面提出了改革举措以确保改革的不断深入，这里将从教育机制角度剖析广东高校理工科教育改革的路径并凝练改革经验。

1.发挥教育机制保障功能，扩大理工科专业规模。在以往的教育改革中存在着强调教育主体功能（即强调高校作用），弱化政府保障功能的现象。在实然状态的教育改革中，政府对教育的保障功能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提供经费、设备等物质条件，二是提供政策引导、制度保障等精神条件，三是提供理念引领、业务指导等服务。教育改革经验表明，政府所提供的保障功能聚焦点往往成就教育改革的某个领域。由广东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广东高校理工科专业改革中，政府对教育的保障功能机制得到充分的实施。如基于广东理工类学科、专业、学生均偏少，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事实判断，扩大规模成为广东理工科教育改革的首要目标。为此，在物质保障方面，提出省财政加大对理工类专业的支持力度，提高生均定额拨款标准，将工学生拨款的折算系数从1.15提到1.4，理学生拨款的折算系数从1提到1.25。在政策保障方面，提出在年度招生计划编制中，对理工科高校和理工类专业两个“不得低于”的招生措施，即“原则上，各高校理工类专业招生计划占比不得低于学校目前理工类专业占比，也不得低于往年理工类专业实际招生占比”。在指导保障方面，编制《广东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分析报告》，引导高校对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等重点领域，明确提出鼓励增设的专业名单。由于保障到位，此项改革的成效很快呈现，截至2018年5月，全省工学开设115种专业，数量最多，占全省专业种数的31.59%，理工类学生及专业占比也大幅度提升。

2.调适教育体制与机制关系，打造校地教育改革协力模式。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是“三级办学、两级管理”，地级市政府在高等院校管理领域充当的角色一直比较模糊。教育体制是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的统一体，与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教育体制的复杂性、系统性决定教育体制改革是渐进的。教育体制决定着教育机制，而教育机制先于教育体制的产生，教育机制通过作用于教育活动，可以促进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作为省级层面的改革可以探索从教育机制改革入手修正完善教育体制。为此，与以往的高等教育改革项目不一样的是，这次广东将地级市政府作为理工科专业改革的主体之一，具体方式是省市签订协议共建理工科高校和理工类学科专业，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对共建高校在政策、资金、项目、人才、土地规划上给予倾斜，尤其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据统计，深圳、东莞、佛山三市财政资金共投入86亿元专门用于理工科高校建设，茂名市投入建设资金28亿元，江门市投入15亿元。[8]另一方面，搭建平台推进校校、校地、校所、校企和国际合作，以各类基地和平台为依托，支持本土行业龙头、高成长企业与学校全面开展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合作。在共建过程中，省级层面充分考虑了地级市政府在产业发展上的需求，从这些省市共建协议可以发现，能够达成校地协力效果的重要前提就是这些高校的发展规划契合了当地产业发展需求，让地级市政府对校地协同创新产生期待。以《广东省教育厅  江门市人民政府支持五邑大学创建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协议》为例，人才培养重点和技术开发的方向充分体现了江门及周边地区对轨道交通、现代教育装备、光电材料及装备、智能制造、现代织造技术、中式家具设计及生产技术、生物科技等重点发展的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在“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体制下，一方面省里已经取消市内招生，校领导任命权也掌握在省级政府，另一方面需要地级市政府加大经费投入、政策支持促进院校发展，两者如何调和？调动地级市政府办学积极性一直成为高等教育治理难点。此次的机制改革实践成为高等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鲜明个案，对个案的分析有助于建立一个地方高校发展模式。

3.健全协同制度，促进校地院企协同创新。高校、企业、科研院所被认为是当今研发领域主要的创新要素，三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成为趋势，呈现非线性、多角色、网络化、开放性的特征，实质上是协作组织内部的一种机制创新。[9][10]协同创新需要政府在其中担当主导角色，健全宏观调控管理服务机制，实施组织协调、政策及财政保障等职能。长期以来，广东的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创新要素相互封闭，缺乏交流合作，导致在资源共建共治共享方面存在壁垒。鉴于上述现状，广东的理工科改革将建立校地院企协同创新机制，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转移，藉此反哺产业发展。一方面，逐步建立起政府为主导、中介机构为辅助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如由广东省教育行政部门与佛山市政府共同在佛山市设立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吸引和汇聚全省高校科技成果在佛山转化并逐步拓展到珠江西岸城市。构建“高校+高端研究院所+龙头企业”模式，打造系列高端创新平台，如共建华南科技创新战略发展研究院、佛山中科协同创新研究院、佛山（云浮）氢能产业和新材料发展研究院、佛山南洋研究院等创新实体。[11]开展高校创新技术转移中心建设，通过成立创新创业学院，设立创业基金，整合学校、政府和企业优势资源，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建立起校地院企协同创新组织的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分担机制、资源共享机制，保障校地院企协同创新组织的运行。搭建科技创新平台是广东理工科改革过程中一项重要举措，因广东大力发展理工类学科专业而聚集的人才、实验室、平台等等，构筑了丰富的创新资源，在此基础上为区域产业提供人才资源和创新资源成为广东理工科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这种模式正好实践了美国社会学家Henry Etzkowitz研究提出的Triple Helix Theory（三螺旋理论），政府、大学、企业因为市场需求而联结，三者之间的衔接和耦合实现知识的生产和转化，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宏观调控的功能，推动协同创新机制形成和成果落地。[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