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往返票”到“单程票”：农村学生迈向城市的教育境遇

摘 要：从“往返票”到“单程票”的个体发展逻辑映射出农村学生的教育价值取向，学生通过教育铺设的阶梯逐步由农村迈向城市进行社会流动和阶层变化。农村迈入城市场域的变迁牵绊着农村学生的教育境遇，透视出个人教育奋斗的嬗变历程。农村学生的“教育之旅”历程如下：“往返票”的教育徘徊游离于农村与城市文化之间;诱发“跳出农门”的教育意象，动态生成趋从城市文化的理想愿景;“超越藩篱”的教育达成意味挣脱农村文化的羁绊，农村学生迎来新的生存图式和符码语系，描绘属于自己的“教育乌托邦”。“迈入城市”的教育迷惘凸显于文化冲突、身份壁垒和秩序紊乱等三个方面。鉴于此，可以从文化融合、身份认同、秩序建构等三个维度进行“单程票”的教育重构。

关键词：教育境遇;教育迷惘;文化冲突;身份认同;秩序建构

农村迈入城市的场域变迁牵绊着年轻一代的教育境遇，透视出个人教育奋斗嬗变历程。“往返票”的成长路径意味尚可游离于农村与城市的二元文化之间，“单程票”的发展趋向意味着唯有融入城市文化，已无来时路。从“往返票”到“单程票”的个体发展逻辑，全程历经教育徘徊与教育意象，几经拼搏终于实现教育达成。然而，迈入城市后出现了“新文化场域”的教育迷惘，教育重构迫在眉睫。整体教育发展脉络体察农村年轻一代教育的成长共同轨迹，映射出农村学生迈向城市场域的教育境遇。

一、农村学生的“教育之旅”

“教育之旅”既是心灵的文化之旅，又是教育符码的脱变之旅。农村学生的“教育之旅”历经了“往返票”的教育徘徊、“跳出农门”的教育意象、“超越藩篱”的教育达成等耦合阶段。农村学生致力于脱离“农村文化”的羁绊，摆脱“传统思维”的藩篱，在不懈的文化反抗和教育游戈中，达至意向的行为图式和教育憧憬。

（一）“往返票”的教育徘徊

“往返票”是农村迈向城市的教育思维元点和诠释的逻辑前提。“往返票”蕴含着农村学生的文化旨趣，并以此来审视农村文化的先赋角色，意指甄别农村与城市文化差异的动态过程，在个体的教育历程中最初出现的犹豫和徘徊状态。理性选择理论主张，在教育扩张阶段，教育成本、教育收益、升学失败的风险和社会地位提升等四因素决定了社会个体的教育决策。[1]农村学生需要对教育的投入与可能的产出进行价值判断和理性思辨，同时也要全面顾及教育受挫的风险系数。学校教育的目标、课程内容和班级文化等诸多方面透露出对城市文化的偏好，课程学习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将农村学生熟悉的客观事物陌生化、抽象化的过程，教育内容的表征方式是农村学生较为陌生的符号编码系统。农村学生如需僭越现有文化系统范型，就要摆脱固有思维的禁锢和束缚，付出超常规的艰辛努力，也要承担自身文化遗失的隐形代价，尤其是步入精英大学的机会渺茫。譬如，2016年录取的新生中农村生源比例北京大学为16.3%，清华大学为17%[2]，就读于“双一流”建设大学和学科，包括备受瞩目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严重失衡。

在农村学生社会流动与社会地位获取过程中，由于制度、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教育所铺架的向上流动阶梯出现了明显的短路，最终致使部分农村学生弃考或辍学。由于社会筛选体系和考试文化的规制，农村学生通过教育奋斗突破农村文化的困顿窘况。在实现社会地位升迁和阶层变化更迭的追梦路途上，制度、权力与资本的交互影响下的教育之路出现了潜在的本源性危机，预设铺架的教育阶梯摇摆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学生教育境遇的风险与危机。近年来，我国高考弃考问题凸显，除选择出国留学而弃考的城市考生外，更多的农村考生选择弃考打工。基于场域理论深究其因，体现在场域空间的规则不公导致农村学生高考弃考、农村文化惯习与高考评价标准不符降低农村考生自信心、农村家庭多元资本的缺失导致农村学生弃考等方面。一言以蔽之，农村学生选择弃考归咎于教育通道的摇摆不定与社会阶层的固化倾向，通过教育奋斗彻底改观个体人生境遇的功能弱化。来自贫穷家庭的学生通常倾向性认为自己是低能的、不适合学术的，并且认识不到学业成绩对自己的重要性。农村学生的教育期望出现内隐化态势，接受教育的价值判断扭曲或错置，教育竞争解释力和运行力削弱了社会流动的符号架构和解释图式。农村学生游离于城乡二元文化模式之间，产生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意义上不同场域内惯习的差异，其教育徘徊根植于强大的社会客观现实，既不能挣脱客观文化的束缚，又不能达成新的视界融合。农村学生的求学之路难以抉择，迈向城市场域的教育夙愿间或触兴动心，不时魂牵梦萦。

（二）“跳出农门”的教育意象

历经“往返票”的教育徘徊期，农村学生洞察出城乡二元文化的异同和强弱之处，同时动态生成了趋从城市文化的理想愿景。城市文化成为农村学生教育奋斗的应然向往与实然追求，“跳出农门”的教育意象涌上心头并付诸实践。在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没有得到彻底改观的境况下，“知识改变命运”的实际效果则会影响全程性教育竞争中农民的选择逻辑和农村教育功能的客观呈现。农村场域的群体逻辑思维范式势必影响学生进行教育竞争的城市文化选择取向，教育意象进而泛化与分野，最终农村学生描绘出属于自己的“教育乌托邦”，内隐教育的超前意识、浪漫倾向和唯美情结。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宣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能够丰富人的思想，拥有精神武器使自身强大起来。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弱势群体进行代际资本积累实现阶层流动最主要的途径。教育的意象符号和筛选信号成为农村学生积累代际资本的最大源动力，使他们通过不懈努力最终达成阶层流动和社会地位升迁。

更深层来说，“跳出农门”的教育意象彰显出农村学生的思想意蕴和精神特质，与吉登斯（Baron Giddens）意义上“脱域的共同体”高度统合，在某种程度上推进着文凭社会之中“学历主义”的教育形塑。“跳出农门”的教育意象是农村学生奋斗的逻辑驱动力，同时也促进着教育内在解释力与践行力的意义建构。放眼全局，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力促重点学校的形成，重点学校制度可能成为中下阶层孩子迈入精英大学的有效途径从而促进教育公平并形成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3]重点学校制度凸显“金字塔”式教育的层级结构，优质教育资源过度聚焦的重点学校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并非“空中楼阁”，通过付出超常态的艰辛努力尚可触手可及，甚至可以成为“跳出农门”教育意象的重要跳板。农村学生的睿智彰显于教育的“编码-解码”运作逻辑过程中，他们合理借助农村“弱势”文化来弥合城市文化张力的不足，以实现社会流动的价值诉求与“跳出农门”的教育夙愿。

（三）“超越藩篱”的教育达成

“跳出农门”的教育意象促使农村学生遵循预设目标前行，使他们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具体嵌套与包摄于个体的教育行为模式。“超越藩篱”的教育达成意味挣脱农村文化的羁绊，农村学生迎来新的生存图式和符码语系，确证着教育筛选和社会流动的动态机制。比较而言，农村学生存在明显的家庭背景劣势，并产生入学成绩和表现机会的差距。在学业成绩和经济支付能力双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高等教育机构内外形成了家庭背景的差序格局。[4]家庭背景差距悬殊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育内部形态的迥异，“超越藩篱”不是凭空兑现的，需要农村学生主动承担失败风险的压力和付出隐形惨痛的代价。然而，部分农村学生通过自身顽强努力、以勤补拙，在大学学习等方面超越城市学生，并且在综合能力提升方面表现不俗，最终获得与城市学生不相上下的就业机会和结果。农村学生求学路上不懈拼搏的劲头根植于整体“弱势”的出身背景，归咎于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等前期积累的劣势样态。

大学教育是农村学生不懈努力奋斗“超越藩篱”的重要标志，“象牙塔”是 契合农村学生本真诉求和教育符号表征的至高点。大学既保护了那些出生在上层家庭中人们的特权，同时也为那些来自于下层的学生向上流动创造了条件。[5]大学教育是“学历文凭”社会的重要符码，是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意义上的文化社会通货膨胀的肇始点。伴随着艰难的文化抉择和逻辑进路，农村学生通过教育奋斗的阶梯跨越农村文化场域，全程渗透着自身阶层流动选择的价值取向与实践智慧，换而言之，农村学生的文化情感依附发生结构性转移，最终实现“超越藩篱”的教育达成。“超越藩篱”的教育达成意味着农村学生突破既定的身份符号规训，迎合个体教育奋斗的内在逻辑，同时蕴含价值证成的教育张力和文化偏移的建构协同。“超越藩篱”的教育达成不是拼搏努力的终点，农村学生要赓续发扬优良的农村文化符码，积极窥探并建构属于自己教育奋斗的“理想王国”。

二、“迈入城市”的教育迷惘

农村学生在“超越藩篱”的教育达成之后，暂时走出农村思维逻辑和文化惯习的束缚，迈入崭新的城市文化场域。然而，当意识到与自己先前描绘的“教育乌托邦”存着较大差异，教育意象不再超前、浪漫和唯美，农村学生会出现教育迷惘期，具体涉及文化冲突、身份壁垒和秩序紊乱等三个方面。

（一）文化冲突

作为农村出身的学生迈入城市文化场域可谓是举步维艰，现实中城乡二元文化行为模式交织共存，文化差异引发冲突凸显，进而出现了教育结果的局部异化和主体功能的迷失窘境，教育的社会流动和阶层变化功能被削弱或遮蔽。大众文化资本摒除了对精英文化的迷信，拓展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具身化文化资本与客观化文化资本的内涵，为诠释处境不利学生实现学业抗逆拓展社会空间，但仍有遗留难题：为何这些在处境不利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文化资本只能影响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学生并助其实现学业抗逆，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处境不利学生来说却仍处于失灵状态？[6]受制于社会选拔机制和教育考试文化的导引，农村学生的文化资本积累相对滞后，大众文化资本带来了教育冀望，学业抗逆不再是“水中花，镜中月”，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近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受益面在城市，而没有成为农村孩子向上阶层流动的有力杠杆和重要阶梯，也没有合理促进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机制的生成，反而由此拉大了农村与城市间的差距和不平等。高等教育大众化给社会文化场域的推演需要进行学理探究和正本清源，与此同时，也为农村学生带来了文化共存性的发展机遇，文化间的冲突诱发农村学生的教育迷惘。

（二）身份壁垒

通过教育铺设的阶梯迈入城市并非畅通无阻，农村学生陷入城市场域的科层化结构框架，身份地位呈现屏障样态，身份壁垒难以逾越。中上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固有的优势地位，往往动用各类资本把来自于下层的大学生从优厚职位上排挤出去，结果同样类型的高校毕业生，处于上层家庭背景者更容易谋得较高职位，而处于低层家庭者所得到的职位也较低;甚至处于上层家庭背景但属于低层次学校的毕业生可能同样可以得到较高职位。[7]城市的中上阶层实存着先赋地位，拥有厚重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掌握社会文化的知识霸权和话语权。农村学生通过前期的教育努力难以跨越社会阶层的“历史鸿沟”，身份壁垒呈现一定的潜隐和固化倾向。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更能较好地通过文化资本的互换或转移，使子女拥有更多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从而为子女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创造更好的便利条件。通过城市父母文化资本的解码转化，加之各精英集团的利益驱动，农村学生迈入城市场域可谓步履蹒跚，其身份角色境遇悬置，身份壁垒引发农村学生的教育迷惘。

（三）秩序紊乱

农村学生借助教育铺设阶梯迈入城市的进程中，农村和城市二元思维逻辑交织共存，社会编码机制出现渗透性的错乱，教育符码引发的秩序符号错置或失真，继而各种秩序呈现紊乱样态。我国城乡学生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存在着有显著差异，且由数量上的不公平向质量上的不公平逐渐转变。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上处于弱势位置，质量也凸显不公平的趋势。农村与城市文化存在时空上的“区隔”，农村学生学习的文化知识是碎片化推演，文化秩序的习得是散乱的。进一步来说，接受高等教育并未为农村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分层、地位升迁以及向上的社会流动起到根本性改观效用。个体受教育过程中不同阶段教育制度的相互掣肘令“知识改变命运”的初衷难以实现，而教育分层功能的弱化不仅给农村大学生造成身心发展的负面影响，限制了其就业渠道，还进一步加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带来新的社会问题隐忧。[8]面对教育分层功能的弱化和就业束缚的窘况，迈入城市文化场域的农村学生出现了主体迷失与行为“失范”，教育筛选和社会选拔的功能显示局部异化倾向，教育和社会秩序紊乱与失衡，抑或引发农村学生的教育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