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哲学何以是教育学的“第一哲学”？

编者按：进入二十一世纪，学前教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开阔，研究方法更加多元，理论资源更加丰富，这为人们认识和理解学前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条件。现象学作为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和方法论，为我们理解学前教育关涉的童心、童年、身体等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呈现了学前教育的另一种面相。姜勇教授长期致力于教育现象学研究，本期我们邀请姜勇教授主持了“现象学视野下的学前教育”这一专栏，期望能引起更多的学界同仁就相关议题开展研究、讨论和对话，进一步丰富基于现象学的学前教育研究成果。

［摘 要］ 童心哲学是真正“回到儿童本身”的新哲学。唯有将童心哲学作为教育学的第一哲学，教育学才会找寻到教育的终极真理、精神家园、光明大道。童心哲学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领先性。童心哲学在教育学大厦里具有学科地位的优先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其二，开端性。回到教育学的开端既要追溯教育学的历史源头，又要回到教育对象——儿童的源初性。其三，基础性。它包含着一系列关键之问，如：儿童是谁？童年的意义在哪里？如何发现儿童？等等。这些基础性问题构成了一个宏大的童心哲学“系”或童心哲学“树”，牵一发而动全身。科学的童心哲学的形成离不开充盈着人文底蕴，注重自在、丰富、非理性精神的教育环境。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要涵养“先验”的自在心灵，丰富“经验”的文化心灵，唤醒“超验”的非理性心灵。

［关键词］ 童心哲学；第一哲学；现象学

“第一哲学”（Φιλοσο？准íα πρ？棕το？觭）概念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他坚信形而上学——研究存在本身的学问是所有学科之开端性、第一性、根本性的学问，因而是第一哲学。自“第一哲学”的概念产生以来，哲学家们对什么样的学问才是第一哲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伦理学是第一哲学[1]，有的指出现象学是第一哲学[2]，有的坚持美学是第一哲学[3]……虽然各人主见不同，但学界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存在着一种作为开端性的第一哲学。“‘第一哲学’这个名称就指示着一门有关开端的科学学科；这个名称就让人想到，对开端或者对一个完整的开端领域来说，哲学的最高目的观念要求一门特有的自成一体的学科，这门学科具有自己的开端问题，需要精神上的准备，精确的表达，进而还需要科学的解答。由于内在的不可替换的必然性，这门学科必然要先行于一切其他的哲学学科，在方法上和理论上为一切其他哲学学科奠定基础。那么，第一哲学本身的入口处，即开端，就是所有一般哲学的开端了。”[4]1108

一、“第一哲学”的三种进路：开端进路与童心哲学的提出

谈到第一哲学，通常有三种学术进路。

其一，学科进路。学科进路注重考察哪一门学科是具有开端性、基础性、在先性，以及根本、首要、前提属性的基础学问。如，亚里士多德以研究存在（to einai）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作为第一哲学，“存在着一种思辨作为存在而存在的科学……它不同任何一种各部类的科学……我们应当把握的是作为存在而存在的最初原因”[5]。胡塞尔（Edmund Husserl）主张现象学是第一哲学，“第一哲学应该先行于其他一切哲学学科，并从方法和理论上为其他一切哲学学科奠定基础。这个入口，这个第一哲学的开端本身，也就是所有一般哲学的开端”[6]33。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提出伦理学是真正的第一哲学。与认识论哲学、现象学、存在论哲学相比，列维纳斯更注重生命整全的伦理学，他指出顾全、关怀、照拂他人的他者伦理学（the Other Ethics）才是明了人生意义、升华主体价值、实现安身立命的第一哲学，“哲学最高问题不再是比如存在的意义问题，而是伦理问题，那种由不安意识而引发的伦理问题”[7]。巴赫金（Bakhtin Michael）、盖格尔（Moritz Geiger）、杜夫海纳（Mike Dufrenne）等人则以美学为第一哲学，特别是巴赫金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Author and Hero in Aesthetic Activity）这一名作充分说明了美学在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学科进路曾是第一哲学研究的主流，近些年来出现了第一哲学研究的第二种进路。

其二，立场进路。立场进路关心的是何种立场才是哲学研究的根本方向、首要命题、核心思想，是任何其他哲学分支学科绕不过去、无法回避、必须妥帖回答的基础性问题。它就像“幽灵”一般始终萦绕在我们的脑海，盘旋在我们的耳边，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最早以立场进路来研究第一哲学的是西方现代哲学奠基人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其标志性口号是“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这一口号成为新哲学运动嘹亮的鼓声，响彻云霄！“我思”（cogito）就是笛卡尔心心念念的第一哲学。许多哲学家效仿笛卡尔的“我思”，纷纷提出各自的第一哲学，如，休谟（David Hume）将“我疑”（doult）作为第一哲学的起点，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将“我忧”（curo）作为第一哲学的起点，列维纳斯将“我虑”（la mauvaise）作为第一哲学的起点，赵汀阳将“我行”（facio）作为第一哲学的起点。上述观点各有新思，自崇所信，从“我思”“我忧”到“我行”，只是一条问题线索而已。哲学有许多条问题线索，这取决于不同的思考方向，在哲学自由思考的广阔土地上，有许多可能之路、许多可能的线索。“我思”“我忧”到“我行”这样一条线索是为了寻找一个解释人的问题的出发点[8]。

其三，开端进路。除上述两种进路外，当前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进路，即开端进路，如果说《泰阿泰德篇》（Plato’s Theaetetus）里的“惊异”是柏拉图（Plato）哲学的开端进路，《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里的“闲暇”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开端进路，《论出版的自由》（Areopagitica）里的“自由”是弥尔顿（John Milton）哲学的开端进路的话，那么，“哲学源于幼童”则是近年来有关哲学开端的新思想，许多哲学家提出以童心哲学作为哲学的开端，“真正的哲学是童心哲学，是纯粹的哲学，哲学要回到儿童最初开始好奇的地方，童心的世界是最原始的哲学世界”[9]。童心哲学是对童年意义的重新发现。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口号是“回到实事本身”（Zurück zu den Sachen selbst），那么，童心哲学的口号就是颇有现象学意味的“回到儿童本身”。宫崎骏的动画之所以独特新颖，是因为他始终怀有童心，“一颗真善美的童心就像一盏小小的灯，以坚定的微光、纯明的火焰，指引千寻穿行于人类在社会随处可见的‘危机’‘生存竞争’‘灾难’之中，也指引着观众的心灵走向一个宁静的精神家园”[10]。

如果说童心哲学是哲学的“第一哲学”的话，那么，在教育学这门学科里，童心哲学更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第一哲学”。童心哲学不同于“我思”“我忧”“我虑”“我行”等诸多建立在成人世界的第一哲学口号，它是以儿童立场、儿童视角、儿童眼光为基础的，建立在儿童世界的“我觉”（I feel）是第三种进路的新口号，儿童本质直观（Wesensschau）地“亲见”“亲闻”“亲感”“亲验”这个他们朝夕相处、休戚与共、和谐共在的周围世界（Umwelt）。与成人不同，儿童与周围世界的相处方式，不是认识论的“我思”，不是怀疑论的“我虑”，不是存在论的“我忧”，也不是实践论的“我行”，而是“返回”到儿童那里的“浑然心地，不知害利”的“实事”本身。儿童才是现象学所指称的经过先验还原之后的纯粹自我，“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马可福音》），“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因此，第一哲学要发生哥白尼式革命的转向——“我觉”，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觉察到了，我亲验到了！

胡塞尔将笛卡尔视为现代意义上第一哲学最有影响力的先驱，因为笛卡尔开创性地提出了唯有“我思”是不可怀疑的，是一切哲学的源泉，是一切思想的阿基米德点，是一切理论的开端，“我思是纯粹在自身之上建立哲学的，普遍知识（sapientai universalis）的第一的而且是唯一的基础”[6]100。虽然胡塞尔十分推崇笛卡尔的“我思”，却并没有局限在“我思”框架里，而是进一步构造了不同于笛卡尔“我思”的第一哲学——先验现象学。胡塞尔认为“我思”并非第一哲学开端，虽然“我思”是重要的，但“我思”必须经过现象学先验还原（transzendental Reduktion）之后才能为第一哲学的出场做充分的思想上的准备。先验现象学根植于“我思”中，是先验的认识根据和科学根据，但又超越了“我思”而朝向“实事”本身，回到“实事”本身，并使得“实事”本身如其所是，毫不费力，完美地绽放自身，昭告自身，给出自身。在胡塞尔看来，唯有将“我思”先验还原为纯粹意识才能回到“实事”本身。只有在先验还原基础上回到“实事”本身的“我思”才是一切认识的根据，是一切哲学的开端。“胡塞尔实际上对其他各种‘第一哲学’的形态，包括笛卡尔的‘第一哲学’，都持一种理念史的批判和目的论的考察态度，最终是为了将自己的‘先验现象学’作为真正的‘第一哲学’建立起来”[12]。胡塞尔并没有停留在笛卡尔的“我思”，而是进一步规定了这个“我思”的主体——唯有经过现象学先验还原的“我思”，即将“我思”的主体进行悬置/中止判断之后，这个排除了前有、前见、前设的主体的“我思”才是纯粹性、先验性和开端性的。显然，这个主体已不再是充满意见的主体，而是纯粹先验，作为现象学剩余物（phenomenological surplus）而现身，拥有纯粹意识的自我。“我们现在追随着笛卡尔来一次伟大的转折。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用一种正确的方式实现转折的话，我们就会转向先验主体性——转向作为确然确定和最终基础的自我我思。在这个基础上，一切彻底的哲学将会得以建立。”[12]

可见，胡塞尔看到了“我思”的主体必须是经过先验还原之后的纯粹自我，唯有纯粹自我的意识才是不带前有、前见、前设等诸般先见的。但遗憾的是，胡塞尔并没有看到在芸芸众生之中，真的有一个特殊而可爱的群体“天然”“自在”“浑然”地“自带”现象学的纯粹自我意识。这个特殊的、可爱的群体就是儿童。如果胡塞尔也像康德（Immanuel Kant）那样沉浸在卢梭（Jean？鄄Jacques Rousseau）的《爱弥儿》（émile， ou De l’éducation）的自然生活里，或许就会蓦然发现看似不成熟、看似不理性的儿童却是天然、浑然、纯然的小小现象学家，或许就会骤然欣喜儿童之光明、澄明、晢明的形象，“淳朴兮孩子，淳朴兮孩子，未来世界好坏之主体。浑然心地，不知害利，乐哉游戏，不计非是……”[13]不同于拥有各种观点、主张、意见的成人，儿童天生就是“无立场”的纯粹自我，有着“小小现象学家”的眼光。一切教育研究，只有回到儿童那里，变得像儿童那样，才能真正回到教育学的“开端”！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回到的是现象学的“历史”开端，即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家们那里，发现了朴素、先验、纯粹的现象学思想源泉。除了回到现象学的“历史”开端之外，我们更要紧的是要回到人的“历史”开端来寻找。人的“历史”开端就是初生的婴儿，就是至纯的少年。“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始，矞矞皇皇。”（《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每一位成人都曾经历过开端性、根基性、纯粹性、天然性的婴儿期，成人如能回到儿童“那里”，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拥有现象学的眼光。不同于成人往往以理性知性的方式来看待他们身处的世界，婴儿对周围世界总是以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的方式来亲近、玩味、领会与把握。如果说先验现象学是哲学的第一哲学的话，那么，回到天然就是“小小现象学家”的儿童那里，重新、再次、再度复活每一位成人心中源初、开端、在先的童心哲学就是教育学之第一哲学的重要使命。

童心哲学不仅要寻绎历史，“复活”哲学史上诸多思想家们的主张，而且要帮助成人回到曾经的童年时代来发现“我觉”的开端性。哲学史上，卢梭、杜威（John Dewey）、马修斯（Gareth Matthews）、李普曼（Matthew Lipman）等思想家对童心哲学的建立与推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思想家们，哲学就很难发生哥白尼式的革命——向自身之内寻找，回到属于自己的童年时代，并设想自己在孩提时代是如何与世间万物共在共处的，“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庄子·外篇·马蹄》）。童心哲学的奥义在于不仅要回到教育学的开端，继承和发扬思想家们的万丈光芒，更要回到儿童“实事”本身。正是因为发现儿童，因为崇拜儿童，这些思想家才会有如此之精妙思想，而不是相反。“我不能把某一种历史上的一般哲学肯定为一门具有终极有效之形式的哲学，也即一门具有为一种哲学所绝对需要的最严格的科学之形式的哲学……只有随着一门严格的第一哲学，一种严格的一般哲学，一种永恒哲学才可能出现——倘若一切科学本质上都是无限的，这样一种哲学诚然是永远生成着的，但它却具有终极有效性之本质形式。”[4]1109其实每一位成人，包括教师和家长，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深藏一个不会遗忘、不被抛弃、不可忘怀的永恒哲学——童心哲学。作为教育学之第一哲学的童心哲学，其魅力与魔力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