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家庭教养：不平等童年的社会建构

［摘要］语言，既是家庭教养的内容，也是其实践媒介。在家庭教养造就不平等童年的运作机制中，它可谓是轴心要素。首先，家庭有意识的语言教养是最表层的实践。不同阶层家庭的语言教养表现出“儿童中心—情境中心”的模式差异，为儿童语言习得搭建了不同的“脚手架”。其次，家庭教养中的语码模式也隐性地形塑着不同阶层儿童的语言模式。借助于语言的表层和深层实践，家庭教养不只影响儿童的语言社会化，还影响他们的思维和认知方式、行为模式以及自我认知等。家庭语言社会化的阶层差异推动着儿童整体社会化的阶层分化，促成儿童文化的“阶层区隔”。面对学校教育标准的衡量，底层儿童在学校教育中的“弱势”是多维的，他们遭遇到学习、社会交往以及自我认知等多方面的适应困难。从语言层面探究家庭教养的阶层分化，展现了教育过程不公平的形成机制，使研究者在家校关联中理解了教育过程不公平的微观运作。

［关键词］家庭教养；语言；不平等童年；教育的阶层分化

美国学者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和家庭生活》一书中，凭借其理论想象力深度描绘了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从文化资本层面填充了阶层与学业成就间的逻辑断层。作为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家庭教养方式是一种“惯习”的表征，它“隐蔽于日常生活之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子女……影响他们与学校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方式，进而影响学业表现”。[1]这一分析理路不仅凸显了家庭教育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且将理论关注点深入至教育过程不公平的微观运作机制，为教育公平研究从“社会—外延”向“个体—内涵”[2]的范式转换提供了理论框架。如此，我国教育公平实践才能从追求以数量为中心的资源公平迈入以质量为中心的过程公平，①实现教育公平的发达水平——“教育过程参与机会公平”。[3]

在国内，有关家庭教养的阶层分化研究并不鲜见，一批严谨而有说服力的佳作不断涌现。②它们多聚焦于家庭教养期望、家庭教养理念、亲子陪伴与互动、儿童学习的参与和家庭与公共机构的互动等维度，通过实证资料分析系统展现了不同阶层家庭教养方式的特征。然而，这些维度之下还隐藏着一个更具统整力的要素——语言，但它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学术关注。③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道出了语言对于人的存在性意义。它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在意识深处主导着人们的思维，影响人们对世界及意义的思考和表达。由此而言，语言既是家庭教养的内容，也是家庭教养的媒介，影响父母的家庭教养实践。

社会语言学摒弃了从语言内部寻求标准规则的结构主义理路，视语言为特定社会文化情境建构的产物。早在20世纪20年代，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便提出：“语言无法脱离文化而存在，也即无法脱离那些决定我们生活结构的社会继承性实践和信念。”[4]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继承语言的社会文化建构观，强调实际言说者所拥有的能力并非形成无限的语法完美的语句，而是生产适合于特定情境的表达的能力。[5]他们秉持语言的文化多元性，认为不同文化群体在语言上呈现类型学上的“断裂”。将此立场迁移至社会阶层分析，不同社会阶层间的“语言区隔”便显露出来。不同阶层的成员在语音、语法、词汇以及语用习惯、风格等方面存在着区隔。当语言的阶层差异得以彰显，语言内在于家庭教养并建构阶层区隔的运作机制也逐渐清晰。因此，基于语言与家庭教养的内在关联，研究者能够更为深层地展现家庭教养的阶层分化，从而发现隐藏在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一、家庭的语言教养：文化区隔的表层实践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也是儿童语言习得的首要场域。美国语言社会学家费希曼（J.A.Fishman）视家庭中的语言习得为学校语言教育成败的先决条件。他指出：“家庭是母语代际传递、连接、使用和稳定的基础。已有研究显示，传承语（heritage language）或者双语能力的保持更多依赖家庭，而不是学校。而如果没有家庭支持，学校语言政策的效果也难以保证。”[6]就母语代际传承的途径而言，儿童在家庭中的语言习得是极为复杂而多样的。其中，成人有意识的语言教养是最为显在且最具针对性的语言习得途径，是家庭语言代际传递的表层实践。它广泛存在于各种不同社会及文化的家庭教养实践之中，是语言人类学研究能够常常观察到的语言社会化现象。语言人类学家斑比·席费林（B. Schieffelin）和埃莉诺·奥克斯（Elinor Ochs）发现：“在不同文化中持续观察到的是，儿童照顾者在一系列反复发生的活动及事件中对说什么以及如何说给予明确指导的实践。”[7]一般而言，这种指导实践都采取成人“显性提示”（explicit prompting）的形式，如特殊的语言指令（比如“说”）、语言范例（通过特定的语音或语气提示儿童进行重复）等等。④它们向儿童标明语言教养实践（区别于其他语言交流形式）的进行，并将儿童带入其中。这些于家庭中实施的语言教养为儿童搭建了一个语言学习的“脚手架”。借助于此，儿童能够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意义，掌握语言的技能，实现语言的社会化。

家庭的语言教养实践虽广泛存在，但并非所有社会文化群体都采用同样的语言社会化程序。事实上，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中，成人会选择不同的方式为儿童语言学习搭建“脚手架”。它与所在社会的整体文化系统相契合，表现为家庭语言教养的文化差异。在语言人类学领域，有关语言社会化的众多研究成果为此观点提供了经验性支撑。通过对萨摩亚儿童家庭语言交流的民族志研究，埃莉诺·奥克斯曾提醒道：“这里，重要的是指出所有社会并非依赖于同样的语言社会化规程。尽管提示儿童如何说话广泛存在，但拓展儿童的话语表达、使用引导性问题、告知儿童活动/事件的发生以及简化词汇和语法等做法却存在文化间差异。”[8]如今，在某种程度上，这已成为此研究领域的理论共识。阶层，作为社会文化分析的重要结构性维度，也是家庭语言教养差异形成的结构性要素。由此可推断，家庭语言教养在不同社会阶层间具有不同的实践方式，是阶层间文化区隔的实践及表征。

家庭中的语言教养实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系统，对其阶层差异的比较研究也极为烦琐而艰难。为实现家庭亲子交流的文化差异比较，斑比·席费林和埃莉诺·奥克斯透过层层细节深入至亲子交流的深层模式，创建了一个新变量：“儿童中心（child？鄄centered）—情境中心（situation？鄄centered）”连续体（continuum）。在儿童中心的交流中，照顾者从儿童的角度组织交谈并理解儿童的表达。它具有“儿童中心的主题、适应儿童自我中心行为的倾向以及经常将儿童作为交谈伙伴的愿望”[9]等特点。情境中心的交流则表现为照顾者期待儿童适应当下情境中的人和活动。他们会选择“对儿童使用一系列情境适合的语体风格，与儿童中心的交流对‘儿语’（baby talk）的高度依赖截然不同”。[10]这一连续体变量从交流模式层面为家庭语言教养的阶层差异研究提供了一个深层而具统合力的分析维度。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安妮特·拉鲁发现中产阶层家庭倾向于采用“协作培养”模式，与之相对，工人阶层和贫困家庭则使用“成就自然成长”的教养模式。拉鲁如此描述这两种教养模式的“关键元素”：在“协作培养”模式中，“家长主动培养并评估孩子的天赋、主张和技能”，[11]而“成就自然成长”模式中的家长则“照顾孩子并允许他们自由成长”。[12]具体至家庭的语言教养实践，家庭教养的这两种文化逻辑便表现为“儿童中心”与“情境中心”的差异。换言之，“儿童中心—情境中心”这一连续体变量也适切于家庭语言教养的阶层差异分析。在“儿童中心—情境中心”的连续体中，中产阶层家庭的语言教养实践更靠近“儿童中心”一端，而底层家庭的语言教养实践则更偏向于“情境中心”。

不同阶层家庭的语言教养实践所展露出的“儿童中心—情境中心”差异根源于他们对儿童交流角色——是否为独立对话者——的不同定位。在中产阶层家庭中，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便会被视为独立的对话者，成人在照顾过程中会有意识地与之交流：告诉他们周围事物的名称、正在发生的事件等等，对他们进行语言的输入。底层家庭的成人在婴儿出生至特定年龄间则不会如此，他们认为此时儿童还不是交流的对象，与儿童的对话是无意义的。⑤在此阶段，成人会在儿童面前谈论各种事物和事件，但不会有意识地对儿童进行表达。在对美国卡罗来纳州皮埃蒙特市两个不同阶层家庭的亲子交流进行观察时，S.B.希斯（Shirley Brice Heath）也发现了儿童交流角色定位的阶层差异。她描述道：“Trackton⑥的成人并不将婴幼儿视为日常交流的合适伙伴。将语前儿童而非成人作为交流伙伴则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或奇怪的行为。当婴儿坐在他们的大腿上或在他们附近时，成人之间会进行交流，或者讨论婴儿或幼儿。然而……他们很少专门对幼儿进行表达。”[13]在城市中产阶层家庭中，亲子交流则被视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几乎从怀孕开始，婴儿就被作为是潜在的对话者……这种将儿童视为对话者和独立认知者的观点一直持续到儿童出生后。在医院，父母、祖父母和亲戚朋友们隔着育儿室窗户和婴儿对话。一旦到家后，成人和年长的孩子会和婴儿说话并回应他。”[14]不同阶层对儿童的定位不同，赋予儿童的交流角色也存在着差异，最终形塑了不同的家庭语言教养模式。

中产阶层家庭中，成人在将儿童视为独立的对话者并与之交流时，面临两个方面的障碍：如何使儿童听懂以及如何听懂儿童。为使儿童能够理解自己，中产阶层成人倾向于将表达简化，如减少词汇量、使用通用术语而非专业术语、选择单语素词汇、简化语法（不使用从句、不改变语序等）、降低语速等等。另一方面，面对儿童的难以理解的语言表达，中产阶层成人会根据特定情境中的线索（某个事物或事件）猜测其中的意义，对其不清晰之处进行拓展，帮助儿童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借助于表达简化和拓展，中产阶层家庭构建了一套异于成人间交流的独特语言风格——“儿语”。由于儿语在某些方面是正常语言的简化版本，C.A.弗格森（Charles A. Ferguson）称之为“简化语体”（simplified register），“通过省略正常语言的复杂性并进行调整，使其得到澄清并适合于儿童的能力，儿语更容易被理解”。[15]作为一种简化语体，儿语具有“交流和自我表达的功能”，它维系了中产阶层家庭语言教养实践中“儿童中心”交流模式的运行。

在底层家庭的语言教养实践中，研究者并未发现简化语体的使用。当底层家庭儿童做出意义模糊的表达时，成人要么视其为无意义行为而予以忽视，要么“只是提供一个具有情境和文化契合性的‘注解’，而不会去琢磨儿童仅部分可理解的话语所要表达的真实意义”。[16]基于对儿童话语表述意义猜测之上的语言拓展在底层家庭的语言教养中是不存在的。S.B.希斯在工人阶层家庭中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成人并不认为婴幼儿有能力或有必要进行语言表达……即便在一些情境中婴幼儿的话语能够很容易联系到某个事物或事件，成人也不会视其为某种称谓……他们不会重复儿童的话语，不会认为它是某个事物或事件的称谓，也不会将这个‘词汇’置于拓展了的短语或句子之中”。[17]至一定年龄阶段，当儿童被视为对话者时，成人不会根据儿童调整语言风格，他们不会选择使用儿语，即便他们知道这种简化语体的存在。在S.B.希斯所观察的美国Trackton社区，“成人既不使用儿语在某些方面的简化（如缩短词汇的语音结构，用简单发音替代复杂发音，减少音调变化以及使用特殊词条）也不选择其澄清特征（如降低语速，使用特定音调或语调模式以及用名称替代代词），尽管他们知道在他们抚养孩子的方式外存在着儿语的使用”。[18]当他们对儿童进行有意识的语言指导时，他们往往只是为儿童提供情境契合的表述，要求孩子重复或记住，而不会考虑到儿童的理解，更不会因此调整自己的语言。重情境而非儿童是底层家庭中亲子交流的中心，“情境中心”是底层家庭语言教养实践中的交流模式。

二、家庭教养的语言：文化区隔的深层实践

家庭中，成人有意识的语言教养仅是儿童语言习得的显在路径，是影响儿童语言学习的“显性文化”。在此之下隐藏着儿童语言习得的潜在途径——不以语言为目的的家庭教养（或可称之为家庭的非语言教养），构成了影响儿童语言学习的“隐性文化”。事实上，这种家庭教养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间的关系已在很多经验研究中得以展露。吉晖通过对CFPS⑦数据的统计分析，指出：“父母参与及教养方式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系数较大，……父母参与度高，父母与子女相处的时间越长，其有效的语言输入也越多，相应儿童语言能力发展越快、水平越高。……父母的鼓励可以激发儿童的学习动机，促进语言能力的提高。”[19]这虽然揭开了家庭教养影响儿童语言习得的方式，却未能触及其深层要素——家庭教养的语言。家庭教养，无论其内容为何（语言或非语言），大都需要以语言为媒介。在家庭教养的实践过程中，成人所使用的语言会在显性的教养内容之下潜在地影响儿童的语言习得，构成儿童语言习得的深层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