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中我国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发展的现状调查与提升建议

［摘 要］ 数字社会背景下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是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话题。本研究通过关键事件访谈与问卷调查开发量表工具，对我国广东、湖南、江西三省的2 179名家长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数字社会中我国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发展普遍表现出“重批判、规则，轻引导、支持”的特点，且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水平存在明显分层，可将其命名为优秀、良好、一般和较差四个群体类别，分别占总样本人数的26.04%、47.63%、23.74%、2.59%。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在个人品质、数字规范与数字批判方面较弱，农村家长在数字活动组织参与、自我评价方面发展水平偏低。综上，建议家长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客观权衡数字技术的教育影响；提升家长责任伦理意识与意义感体验，鼓励其积极寻求外界教育支持；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为不同家长群体提供差异化的指导服务与资源支持。

［关键词］ 数字社会；家庭教育；家庭教育胜任力

一、问题提出

家长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教育的质量。领域特异性理论表明，不同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特质在促进儿童社会化方面具有不同功能，[1]特定家庭情境要求家长具备特殊的知识、态度与技能。[2]问题媒介使用互动理论指出，数字社会中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对儿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3]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22年5月，我国北京、山东多个地区的两百多位家长陆续接到了法院发出的“家庭教育令”，要求家长履行其教育义务。其中，要求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加强管理儿童的数字活动成为“家庭教育令”的重要主题之一。[4]尽管家长的教育者角色与充分成熟的教师职业仍有差距，但家长在社会效益、从业形态、知识技能层面均具有“准专业”属性。[5]我国先后颁布的《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2021）、《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21—2025年）》（2022）等也均强调家长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应承担主体责任，并明确提出增强家长科学实施家庭教育的能力是家庭教育发展的核心理念。[6][7]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家长的数字教育实践与儿童发展存在强相关。[8][9][10][11]因此，有必要对数字社会中家长的家庭教育胜任力进行系统研究，以支撑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化开展，提升数字社会中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水平，提高家庭教育质量。

已有学者提出现有数字观可以分为技术层面与社会层面两类。技术层面的数字主要指数目字（number）、数字技术（digital）和数据（data）；社会层面的数字则涉及价值、行动、文化、规范等多重复杂含义。[12]技术层面的数字构成了数字社会的物质基础，但随着数字技术不可避免地深度融入社会日常生活，数字社会逐渐发展为以数字融入为背景的新社会样态。[13]胜任力是指能够帮助个体在某个生活角色中或特定工作情境中产生成功表现的任何特征，不仅包含个人潜在、深层、持久的能力特质，同时也包含显性的知识技能等。[14]胜任力具有情境敏感性、领域特异性的双重特点，不同实践情境往往需要个体具备不同的胜任力，这使得胜任力研究在诸多专业领域，甚至同专业领域的不同情境中都获得了丰富的研究。[15]从数字社会与胜任力的概念分析可知，与其他情境中的、普适性的家庭教育胜任力不同，数字社会中的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应是支撑家长在相关数字情境中产生成功表现的能力特质。冯克（Vonk）指出，尽管家长的家庭教育工作与其他专业工作都需要具备特定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但二者间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有必要关注不同家庭教育情境中家长所需的家庭教育胜任力特质，考察家长所需具备的特殊态度、知识与技能。[16]

近二十年，家长的家庭教育胜任力研究从关注一般家庭教育情境[17]的普适性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模型，变得更加具体地关注儿童不同年龄阶段[18][19]、不同发展领域[20][21][22]中的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发展状况。面对数字情境给家长实施家庭教育带来的新挑战，已有研究在数字社会中家长应具备的家庭教育胜任力特质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相关论述主要分布在媒介干预研究、教养行为研究与政策文本之中，对数字社会中家长的家庭教育胜任力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为数字社会中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的内在结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在传统媒介干预研究中，利文斯通（Livingstone）发现家长应具备权衡风险、及时察觉危险、为儿童提供资源和时间支持、对儿童使用数字媒介的期望、数字知识技能等能力特质。[23]尼肯（Nikken）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榜样作用、数字知识技能、监督、积极参与、支持性家庭数字环境创设、规则建构、自我效能、协同教养等二十多个能力要素能显著预测0～7岁儿童家长数字家庭教育实践。[24]在家长的教养行为研究中，范克鲁斯图姆（Van Kruistum C）经过深度访谈研究，提出低龄儿童家长应具备资源支持、共同使用、支持引导、积极参与、权衡风险、赋权儿童等能力特质。[25]就政策文本而言，国际家庭在线安全协会在其发布的《数字时代成为好父母的指南》（The “How to Be a Good Digital Parent”）来看，数字社会中家长应具备沟通、批判性思维、信心、持续的对话、求助社区、自身媒介知识技能、制定基本规则并实践、监控、以身作则等胜任力特质。但已有研究对特定数字情境中家长应具备什么样的胜任力尚未明晰，各学者关于数字家庭情境中家长的家庭教育胜任力特质及结构划分目前仍莫衷一是。[26]

总体而言，目前数字社会中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研究的成果分布零散，且已有研究主要适用于国外的社会文化情境，与我国实际家庭教育环境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当前数字社会背景下我国家长应具备何种家庭教育胜任力特质这一问题尚未明晰。探究数字社会中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的结构、制定相关测量工具并进行实证调查将有利于精准定位相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重点内容与重点人群，优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因此，本研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关键事件访谈与问卷编制方法开发评估工具，通过大范围的调查考察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水平的发展现状、群体差异与人口学分布特征，对丰富数字社会背景下的家庭教育理论、提升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水平、改善家庭教育质量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使用正式问卷对来自广东、湖南、江西三省的2 505名家长进行调查，请家长根据近一个月内自身的真实感受以及孩子的日常表现如实填写。在剔除无效问卷后，本研究共收回有效问卷2 179份，回收有效率为86.99%，其中广东省共1 150份，湖南省439份，江西省590份。参与调查的家长基本信息见表1。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首先通过关键事件访谈法对数字社会中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相关特质进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开发问卷工具。通过关键事件访谈研究构建数字社会中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在实践层面对胜任力模型做更深入的探索和验证。

1. 关键事件访谈。

关键事件访谈是由弗拉纳根（Flanagan）提出、麦克利兰（Mcclelland）发展起来的一种深度访谈法，引导访谈对象以“短故事”的形式叙述产生成功体验或不成功体验的关键事件，并对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境、心理感受、行为表现、事件发展结果与后续影响等进行详细描述，以此探询受访者的个性与认知风格。[27]在胜任力研究中，关键事件访谈法的信效度在多个领域都被证实为是可靠有效的，其获取关键胜任力特质的能力优于其他方法。[28]在数字社会背景下的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研究中，关键事件访谈法获取关键胜任力特质的能力优于德尔斐法。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学界对家庭教育理论研究仍有待完善，且家庭空间私密性强，可能导致专家的理论假设与实际家庭教育情境之间存在差距，或可能遗漏部分重要的关键能力。故本研究使用关键事件访谈法，探询家长家庭教育过程中发生的与数字家庭教育情境相关的“关键事件”，揭示数字社会背景下帮助家长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产生成功表现的胜任力特质。

本研究先制订访谈大纲，包括自我介绍与访谈问题，如请受访者回忆“数字家庭教育情境中最关键的几段经历”“应对数字家庭教育情境需要具备何种特质”等。本研究将关键事件访谈分为预访谈、正式访谈以及访谈文本分析三个阶段。在预访谈阶段，本研究对3位家长进行了访谈，访谈者在每一次访谈结束后及时总结经验与不足，在访谈技巧、访谈时长达到深度访谈的要求之后结束预访谈。在正式访谈中，本研究对来自南昌市、东莞市的17名家长进行访谈。访谈时间最短为37分钟，最长为129分钟，累计1 162分钟，获得访谈文本32.3万字。

访谈资料分析经过印象（主动阅读文本）、归类（分类编码）、萃取（浓缩提炼结构）和扩展（进行解释）四个阶段。为提升编码者信度，增强访谈的效度，本研究设置两名编码人员，并要求参与文本分析的成员阅读文本三遍以上，之后再着手进行编码。此外，为避免编码者之间的理解差异，保障编码者对同一胜任力的定义与等级划分有高度一致的理解，本研究在访谈文本的归类和萃取过程中也对文本内容进行了严格定义。首先，研究从20份相关政策文本、期刊论文、书籍类核心文献中搜集关键词为家长在数字家庭教育情境中的相应行为表现命名。其次，研究参照美国合益集团（Hay Group）的胜任力词典，结合“最小可觉差原则”，编写了《数字社会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编码词典》（简称《教育胜任力词典》），对所有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要素的定义、等级划分进行了明确编写，统一语言，保证访谈文本分析的一致性。为确保分析者对访谈文本的熟悉程度，两名编码人员对《教育胜任力词典》的不一致之处进行反复讨论，最终将编码一致性程度提升至84%，符合研究要求。[29]最后，本研究参照斯宾塞（Spencer）、徐建平的研究对相关胜任力要素进行维度梳理，得到了一个包含7个维度、30个要素的胜任力指标体系。（见表2）[30]

2. 问卷编制与信效度检验。

在访谈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问卷编制法对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概念的维度结构加以验证。首先，依据行为事件访谈得出的胜任力模型，结合访谈研究中形成的《教育胜任力词典》终稿以及原始的访谈文本资料，筛选出符合家长教育胜任力的描述，以确定问卷的题项，编制了由93个题项构成的《数字社会中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量表》。其次，通过大样本对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正式问卷进行二次检验，对423名来自湖南、广东、江西三省的3～10岁儿童家长发放自编问卷，完成问卷的前测，形成正式问卷。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本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不限定数量的因素提取，使用的旋转方法为最大方差旋转正交法，因素抽取的条件设定为特征值大于1。同时，将因素负荷低于0.4、共同度低于0.3的题项删除，最后得到由42题组成、含8个维度的问卷，其累积方差解释率达到63.824%，且每个因子包含的题项因素负荷值均高于0.4，共同度高于0.3。但需要注意的是，与关键事件访谈生成的胜任力维度相比，原有数字规范胜任力维度中的冲突化解与情绪调节在问卷因子结构中独立成了一个新的维度——“情绪调节”。这说明尽管数字家庭教育实践中的亲子冲突通常出现于数字技术规则建构过程之中，但是家长的冲突解决、情绪调节能力与数字规范能力不属于同一种能力，二者在统计学意义上无法析出共同因子。基于此，本研究对胜任力维度结构加以修正，最终得到包含自我评价、数字规范、个人特质、数字批判、数字活动组织参与、数字教育协作、情绪调节、数字资源八个维度的《数字社会中家长家庭教育胜任力量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问卷的样本适切性指数KMO值为0.939>0.7，且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P值小于0.05。信度检验中，问卷各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处于0.711～0.897之间，分半信度处于0.714～0.879之间，说明这些因子具备较高水平的一致性程度；问卷总体克隆巴赫系数为0.953，分半信度为0.868，意味着问卷整体一致性程度较高。（见表3）项目分析结果也表明，问卷各题项在高分组与低分组之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P<0.001）。

同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该问卷各题项与所属因子总分、问卷总分的相关性均显著，因子与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处于0.302～0.689之间，各因子与总分间相关系数处于0.556～0.808之间。各因子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程度明显高于因子之间的相关程度，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见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