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训”到“能动”：当代西方童年研究的空间视角转向

［摘 要］ 儿童与空间之间本质上是一种相互嵌入与作用的关系。以往关于儿童空间的研究强调空间对儿童的制约和规训作用，遮蔽了儿童的主体性。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对空间向度的重视与空间理论的构建促使西方童年研究者开始采用感官民族志等研究方法，着重探讨儿童在多种日常活动空间与公共生活空间中的能动表现。结果发现儿童不仅以感官的、身体的方式认识和体验所处空间，用语言及视觉标志物定义空间，而且可以借助“非人”元素转化和建构空间。这启发我们应转变认识儿童的方式，提升儿童在社会中的位置；应基于儿童的空间体验，反思教育空间的构建；应鼓励儿童的参与，推动儿童与成人的空间共建；应引入地方视角，尊重多元化的儿童生活世界。

［关键词］ 童年研究；儿童空间；儿童能动性

20世纪90年代，在新童年社会学、儿童地理学、儿童人类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学术研究力量的汇聚下，催生出童年研究新的研究热潮。不同于以往儿童在各学科中的边缘位置，多学科的童年研究聚焦儿童的生存境遇与主体诉求，强调儿童本身是完整的个体，彰显其本身所具有的力量，用能动性代替被动性，力图通过研究展现出鲜活的、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儿童生活。而空间视角是了解儿童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能动性选择自身生活的关键。[1]童年研究中的空间视角不仅关注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儿童空间的塑造，还从个体能动性角度出发，探寻儿童主动转化、占有及创造性生产空间的方式，展现出童年空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多学科童年研究对儿童与空间关系的新理解有助于了解儿童在空间中的行动方式，对空间的感受与体验、情感与需求，丰富了儿童生活的当代叙事，为审思教育空间、公共空间乃至世界如何成为更具包容性、充分响应儿童需求的空间，让儿童更好地生活于我们共在的世界提供了有益思考。本文从童年研究空间向度生成的背景出发，试图勾勒出童年研究中儿童与空间关系的研究视域，并分析由研究视点转移带来的深层次认识变革。

一、多学科视角下的空间认识转向

（一）空间多维内涵的发现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存及经验的两个基本维度，决定了所有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19世纪，在历史决定论的影响下，“时间”在西方现代性进程中获取了优先性，“空间”沦为附庸，被视为僵硬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导致从本体论、认识论到对诸种社会实践的阐释上都缺乏空间视角，过于简化了对人类存在和社会生活的理解和描述。[2]而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爱德华·索加（Edward Soja）等思想家辨识出空间的失语限制了理论的解释力，他们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演进之中。一方面，吉登斯、布迪厄等社会理论大师在现代性架构下检视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对于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采用一系列的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3]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对空间向度的发现和空间理论的构建，对于借助时间之镜观察事物的方式而言，无疑是振聋发聩的，赋予了空间新的生命力。在新的话语中，“空间”是一个可以多重理解的复杂概念，是动态的、异质的、实践的，远不仅是物理或地理上的维度，还是社会的和经验的建构，对空间的理解必须与物质、文化、价值观、社会关系等因素联系起来。从将空间作为一种背景或容器到对空间本体论发现的转变，空间所具有的内涵也处于不断丰富的过程中，“空间”不仅具有物质性，还具有社会与精神的内涵，它不仅是有形的实体存在，还包含社会关系的生产，蕴含精神层面的人与空间（所居之地）产生的情感联结。空间所具有的新的阐释力为理解儿童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以及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对空间与个体关系的再认识

“空间”话语转向的背后是一种旨在摆脱现代性束缚的思维方式的变革，进一步扭转了个体与空间关系的认知。长期以来，空间被视为给定的背景，是一种外在的存在物，是人类及其个体生存之所依，也是供给资源、能量与信息等人类赖以存活的基础物质。人类及社会生活无法脱离空间而存在。在此意义上，空间决定了人类及其个体的生存状态，并能够通过改变条件性因素制约人类的发展。[4]此种维度的空间是建立于物理学立场上具有物理意义的空间，忽视了人的选择、分配和调节能力。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空间认识论的转向，在空间研究中生命个体的能动性得以彰显，人们日益认识到人类个体不只是被动地被空间所制约，人在适应空间的同时也在积极改造空间，空间在此意义上也不再是先于个体存在的“物”，而是可被建构和生产的。这亦是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祛魅”，引入“生产”的概念破除空间的主客二元对立，[5]强调空间与行动主体的紧密结合。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进一步指出人（身体）与空间的相互作用，认为身体是一种活生生的能动的力量，其具有的反向能量能够抵抗和解放外在的制约。[6]此种空间内涵的转变决定了空间与人类及其个体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对于此种关系的正确认知是理解个体乃至儿童与空间关系的关键所在。

二、儿童与空间关系研究的传统视角

儿童与空间之间亦是一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嵌入的张力关系，然而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以及对儿童未成熟性的价值贬低，儿童与空间关系的研究长期陷溺于“规训”话语。虽有一些研究强调儿童对空间的积极能动作用，但影响甚微。传统空间认知中的儿童仍主要是作为适应者、顺服者、被规训者而存在，儿童的主体性在其中隐而不显。

（一）强调空间对儿童的制约

儿童与空间关系的传统研究主要包括儿童对空间的适应与顺服和空间对儿童的限制与压迫两种基本立论。前者强调儿童服从空间中的行为规范，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合格行动者，这常见于教育领域中，将幼儿园等教育机构视为一种受目标驱动的、实现“规范化”童年的场所。[7]表现为从细节、规则入手，反复规训、评比激励、督察检查儿童的行为习惯，使其成为人们的文明行为和社会公德，[8]忽视儿童个体的独特性和生命意义的多样性，导致标准化童年的产生。“空间”成为一种隐性的、“诱惑式”塑造儿童的方式，在其中填充着人们对儿童的想象和期望，[9]空间布局以及与其相关的实践则是实现童年愿景物质转化的工具。符合预期的儿童行为是受到鼓励的，反之则被视为“失范”。如在幼儿园中儿童需要“坐好”（good sitting）、“认真看”（good looking），遵守默认的空间规则，才能成为受老师欢迎的“好孩子”。[10]此种视角下的研究忽略了儿童作为个体的能动性，是一种被动的空间顺从，教育机构成为一个促使儿童适应空间的场所。埃里卡·布尔曼（Erica Burman）批判此种削弱儿童对其自身价值意识、否认儿童“街头”知识的行径为儿童的“文明化”过程。[11]

后者在研究中重在关注空间对儿童的限制，主要体现在教育场域中的儿童规训与公共空间中的儿童排斥。研究通常基于福柯的空间—权力理论，一方面剖析教室场域中的权力运作方式，揭示课堂环境中权力和等级的生产过程以及规范、监管和控制儿童的手段，[12]表现在教育空间中教育者如何利用桌椅摆放、座次安排、空间位置等编排儿童的身体，以强制性的规范制度约束身体，压制儿童的自然天性。[13]另一方面，剖析街道、博物馆、咖啡馆等公共空间的儿童排斥问题，指出儿童的非理性导致他们被视为“空间侵入者”（space invader），当儿童（及其身体）进入不属于他们的空间时，将遭到成人的特别关注和目光审视。[14]甚至有学者发现在专门为儿童创建的户外游戏场中，儿童也难以逃脱监管，指出无论户外游戏场的设计理念如何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外部的“围栏”，它将游戏场的内部空间与外部社会相隔离形成的封闭空间，实现了隔离和监管的功能，在成人看来是“适合的”“有价值的”儿童空间。[15]此视角下的空间是一种规训儿童的有效技术，将儿童物化、工具化，将其视为不完整的人，忽视了儿童的主体性及其对空间的反作用。

（二）遮蔽了空间中儿童的主体性

在这两种研究视角中，前者对儿童与空间关系的研究受制于发展主义的认识立场，儿童作为独立个体，其所具有的主体性虽被发现，但这种主体性却不是自足的：将儿童视为发展进程中的未成熟个体，而不是完整的“人”；以“脆弱性”来理解未成熟性，忽略了儿童本身那种积极向上的能量；将“年龄”作为判断“能力”的标准，导致儿童陷入能力始终不足的困境，儿童在行动上的自主性被遮蔽，成为只能依赖于成人及其空间的存在。这种认识以“保护”之名守护童年的同时也困住了儿童及其能动性的发挥。后者就空间对儿童的限制与压迫的相关论述源于传统社会学的儿童认识论，儿童处于自然的、非理性的状态，是未经社会化的个体，其背后的逻辑是成人被认为能够遵循理性使用空间的原则，占据了空间的中心，并政治化、合法化的占有空间。而儿童是不具有支配空间权力的群体，只能处于被控制和被支配的地位。即使现代教育尽可能以奖励的方式取代惩罚，但也只是规训内隐化的表现，温柔、亲和的教育背后隐藏的依然是对人的控制和让人彻底的服从。[16]这两种立论看似截然不同，前者空间似乎是“善”的，后者空间似乎是“恶”的，但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它们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只看到了空间对儿童的决定作用，而没有看到儿童作为人类个体同样拥有的能动性与主体性。

三、童年研究的空间转向与儿童空间能动性的发现

（一）源于儿童和童年认识论的变革

尽管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空间转向推动了对儿童与空间相互关系的再认识，然而，在对儿童与童年的早期研究中空间的价值以及儿童在空间中的能动性却是被忽略的。[17]大卫·法鲁吉（David Farrugia）对此评论道：“在研究儿童时，时间往往比空间占有优先性。对于儿童的多数研究认为童年时期是向成人过渡的时期，儿童的声音和经历处于边缘位置，被认为是短暂的、不值得研究的。儿童在空间中协商社会现实的能动性被忽视。”[18]而童年研究中对儿童空间及其能动性的关注则源自新童年社会学对于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身份的发现，其扭转了自启蒙运动以来二元对立的传统童年认识论。[19]以艾莉森·詹姆斯（Allison James）、艾伦·普劳特（Alan Prout）为代表的新童年社会学者批判传统社会化理论和线性发展观窄化了对儿童能动性和日常生活可变性的认识，认为儿童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儿童有能力积极应对其在社会中的处境，并对社会现实的改变有所贡献。[20]因此，研究应关注儿童在空间中的行动，这是了解儿童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能动性的关键，这就将空间引入童年研究的视野。在新童年社会学的影响下，儿童地理学进一步将“空间”引入到童年研究中，[21]探寻童年建构中的社会空间差异，关注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儿童对童年空间建构的贡献，如皮亚·克里斯坦森（Pia Christensen）所说，“空间视角能够呈现出儿童在空间中如何行动以及在动态空间中生成意义的复杂方式”。[22]而“在认识论上，将空间作为一种分析或解释的视角，既能够了解空间如何影响和塑造儿童的经验，又能够探究儿童是如何发挥能动性选择自己的生活的”。[23]由此，对儿童与空间关系的新认识推动了童年研究领域新的议题和方法的产生，为了解儿童及其生活提供了新的方向。

（二）促发儿童空间研究的新议题

在以Global Studies of Childhood，ChildhoodA global Journal of child research，Children & Society，Children’s Geographies为代表的西方童年研究主要期刊中，基于空间新认识的儿童研究着重探讨了儿童的空间能动表现，大致围绕两类空间形态展开，分别是日常活动空间与公共生活空间。

1. 儿童在日常活动空间中的反叛与抵抗。

当前的童年研究，不仅关注家庭、社区等常态儿童活动空间，同时也对难民营、收容中心、儿童医院等这类非主流儿童日常活动空间给予了高度关注。受新童年社会学观点的影响，儿童被认为具有社会空间再生产的能力，新的研究视角从关注儿童受制于空间中的权力压迫转向发现儿童发挥能动性对空间压迫的抵抗。具体表现为，在儿童正常的日常生活空间研究中，对微观尺度家庭空间的考察不再仅将家庭理解为容易遮蔽儿童真实遭遇的私密化情感空间，而是解除了儿童与父母的“捆绑”，转而探讨儿童个体在家庭空间中的体验、对空间中权力的争夺以及对于家庭的贡献；在与儿童产生情感联结的家乡等宏观尺度，不仅考虑城市或本区域的历史文化在建构儿童身份中的作用，还重视儿童如何参与地方事务，主动增强他们与地方的联结，构建他们对当地的具象化知识。[24]对难民营、收容中心等非主流儿童日常空间实践的关注则进一步展现了童年空间的差异性，这类空间中的儿童往往处于一种不再与自身原籍国有所联系，但还不是居住国合法社会成员的“中间地带”（inbetween），由于合法性公民身份的缺失导致他们无法与同龄国家成员一样享受同样的资源和权利。[25]研究聚焦于从微观视角切入这类儿童的生活空间，展示他们如何在集体住宿的特定空间中行动，利用“小战术”突破政策和规则的藩篱，获取更多玩耍的空间，争夺更多的空间权利。对这类空间中儿童能动性的分析更加突出的是他们的反抗行动对本地童年主导性话语构建的挑战，以及对现有儿童权利和地位不公平现状的审视。[26]例如，在柏林难民营中，儿童需要服从难民庇护法所规定的社会秩序，但他们仍以公民的身份行动，通过占据他们玩耍的地方、发掘走廊和地下停车场等适当的角落或在官方禁止的“成人”房间中穿梭，享有“官方”没有的权利和公民身份。[27]他们的主体行为挑战了社会和制度化的秩序，如凯斯·拉金斯（Cath Larkins）所说：“儿童有能力通过协商社会共存规则，将自己塑造为公民，实现其个人权利。”[28]这类儿童的生活与西方幸福的童年理想相距甚远。而对儿童日常生活空间的研究日益凸显出童年空间的多样化、异质性特点，儿童和童年的内涵需要进行差异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