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幼师入职初期职业角色建构受滞机制研究

［摘 要］ 作为学前教育中的“特殊群体”，男性幼儿教师已获得社会舆论的普遍尊重与认可。但社会观念的积极转向与“亲男性”幼教政策的效用未能完全反映在其就业实践中，男幼师入职初期仍普遍呈现出较高的流失率。以往研究主要强调对性别刻板印象、职业歧视等前置情境的考察，新情境下对男幼师角色建构的再诠释仍有待挖掘。本研究以扎根理论为工具，对19位男幼师的访谈资料进行了提炼，自下而上地建构出扎根实际情境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在福利待遇普遍偏低的背景下，入职初期男幼师的职业角色建构呈现两条受滞路径，即以寻求职业榜样激励、建构职业共同体为特征的主动发展受滞路径和以回应性别优势质疑、性别形象整合压力为特征的被动回应受滞路径。通过探讨男幼师职业角色建构受滞背后的影响因素，为接续推动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科学布局“阳刚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有益参考。

［关键词］ 男幼师；职业角色；角色建构

一、问题提出

在“保育”和“母性关爱”的双重索引下，学前教育曾被认为是女性垄断的职业领域。随着学前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教育界普遍认识到双性化教育对幼儿性格塑造、思维及社会交往能力培养等的引导作用，可作为传统幼儿园单一性别教育的有效补偿，促进幼儿性别意识的发展。[1][2]受“阳刚教育”助推，性别平衡的教育理念快速向学前教育延伸，男幼师作为平衡性别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顺利获得了“快速入场券”。在我国，江苏省率先于2010年启动了男性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政策试点，[3]广西、福建则先后于2013年和2015年出台了定向培养、单列计划招生等优惠政策，[4][5]随后多地相继作出政策部署，吸引男性就读学前教育专业。得益于“亲男性”政策的积极作用，近年来男性从事学前教育事业的职业环境大有不同，社会各界给予了男幼师更大的舆论包容和社会支持，“男做女红”的职业污名逐渐消解，越来越多的幼儿家长展示出对男幼师从业价值的认可。[6]正如新华日报所评述的，男幼师的“错位发展”撑起了学前儿童教育的“半边天”。[7]这为男幼师赋予了主流话语认同，表明男性从事学前教育职业已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肯定与接受。

但遗憾的是，上述社会观念的积极转向并未能完全反映在男幼师的就业实践中，各省市的“亲男性”政策并未产生等值的刺激效果。与社会对男幼师的迫切需求相比，当前全国范围内男幼师的比例仍旧较低。教育部2016年至2021年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男性专任教师平均比例仅为2.22%。[8]男幼师入职初期普遍呈现出较高的流失率。[9]显然，男幼师职业角色建构之路仍不平坦。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职业角色即职业规范和社会结构间的双向期望、配置与安排，是特定行业与社会情境互动协商的结果。个体参与、理解这一协商，并在自我“内环境”与职业“外环境”的调适中达到适应性平衡的过程即职业角色建构。[10][11]这一看似平常的角色建构过程，套用在当前“政策支持、炙手可热”的男幼师身上，反而呈现出“屈指可数、流失率高”的窘境。上述问题制约了幼儿园双性化教育的深入实施，亟须学界予以关注和反思。

通过既有研究可以发现，作为进入非传统、非主导行业的特殊群体，男幼师被视为推动学前教育多元化的关键，在其职业角色建构中被赋予了诸多期待。父亲角色是引导儿童社会化的关键纽带，缓解父亲角色缺失困境是西方学者研究男性幼儿教师的关键起点。[12]诸多西方教育者在面对“消失的父亲”这一社会危机时，选择为“看不见的父亲”塑造性别榜样，即在学前教育中引入男幼师，向幼儿提供稳定、积极的性别补偿，推动实现性别平衡的幼教环境与社会化过程。[13][14]因此，西方对于男幼师职业角色建构的探讨多集中于为男性从事学前教育建构专业性的职业角色，在主流社会规范和性别规范间建构男幼师的专业主体性，展示符合性别差异与男性气质的非对称优势。[15]抑或将男幼师角色塑造为“身体接触谨慎、无暴力威胁倾向”的“安全者”，为其职业发展嵌入了社会认可的男性情感结构。[16]但在当前我国高度性别化的宏观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背景中，履行传统性别角色义务的价值观依旧根深蒂固。[17]因此，我国学界对男幼师职业角色的讨论带有较多污名解构的色彩，将非制度性的社会排斥与受贬损的男性气概相互嵌连，探讨男幼师如何在高度模糊的阈值状态中超越社会认可的角色框架，尝试为化解“男做女红”的职业污名建构合法性路径，[18]如通过倾斜招生、弹性培养等政策全方位助推建构新的性别秩序，[19]或跨越传统性别二元化思维，在社会性别建构中实现男性性别与幼儿园教师角色的共生融合。[20]由此可见，国内外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大多将男幼师职业角色建构过程视为被动回应角色性别秩序时约定俗称的关联性选择——接受并按照该角色期望和规范行动，预设了对“男做女红”施以“正当惩罚”来回应高流失率的现实合理性，悬置了主体在角色建构过程中意义创造和主观性之间如何协商的问题，未能充分解释当前社会期待与高流失率间的逆向关联。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聚焦现实情境下主体对职业角色建构的再诠释，一方面基于扎根理论挖掘男幼师以何种路径建构职业角色，另一方面深入探讨男幼师与多维因素的互嵌冲突如何导致其角色建构受滞。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在正式访谈前，研究人员通过S、G幼师院校的熟人网络获取了若干男幼师的联系方式，表达研究意图并征得同意后，以滚雪球的方式完成了更多潜在样本的寻找工作。为尽量扩大样本的代表性，研究地点的选择考虑到消除城市自身发展水平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避免单一城市某些特质影响结果的可靠性。故根据潜在样本分布的城市聚落，依次选择城市社会综合发展呈现梯度差异的A++、A+、A型城市进行目的性抽样。[21]访谈人数分配按三地潜在样本人数比例抽取。样本选择基于以下标准：首先，在初步联络交流时，选择入职初期（入职第1年至第3年之间[22]），对幼教行业有整体性理解和实践，并明显表示出离职倾向或已离职的男幼师；其次，将理解研究内容、整体表述逻辑清晰、有潜力产生适当质性数据作为目的性抽样的前提条件，排除因公私矛盾纠纷而引发情绪宣泄的样本；最后，公立园且有正式编制为男幼师在福利待遇、职业发展、职称评定等方面提供了多重保障与稳定预期，避免私立教育机构因市场竞争、人力需求与政策变动等因素导致的高离职率影响研究结论可靠性，故所有访谈对象的职业背景均为公立园在编（或曾在编但现已离职）男幼师。研究最终于上海、西安、南宁三地通过目的性抽样选取了24名受访者，随机抽取19份访谈材料用于编码分析，余下5份访谈材料留作饱和度检验。研究还按需选取了三地共11名女幼师作为开放式访谈对象，其访谈材料用于辅助研究者对男幼师质性数据的情境和过程要素添加一些必要理解，不做转录编码处理。

（二）研究资料收集

本研究选择以半结构式访谈作为收集数据的方法，预先根据理论文献及实践经验拟订了访谈提纲，随后抽取2名受访者进行预访谈，并参考预访谈结果对提纲进行调整。正式访谈前，研究者已将调整后的访谈提纲以文本的形式提前发送至受访者，以便让受访者有所准备。访谈内容由以下几个主题构成——职业选择动因、工作内容安排、男幼师工作状态与看法、工作前景评价及职业发展建议，通过询问受访者专业就业情况、岗位报考情况及其原因来实现问题的铺陈和切入。访谈于2022年9月28日至10月6日之间进行。受研究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并为了兼顾访谈的质量和效率，研究者分别于9月28日至10月3日、10月4日至10月6日期间，在西安、南宁与受访者进行了面对面交谈，余下访谈则采用视频电话、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访谈地点均位于受访者工作单位之外，经受访者同意后以录音方式保留原始材料，确保访谈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两种访谈方式均向所有受访者保证足够的隐私及匿名身份，以便受访者能够完整叙述其职业经历。

对男幼师的正式访谈时长为45至60分钟，按照设计提纲以控制访谈主线，鼓励受访者尽可能地在访谈中表达自己的意见、想法，积极为男幼师这一少数群体提出具有职业代表性的问题和见解。访谈过程中，研究者不先入为主地对研究结果进行假设，而是保持对研究内容的跟踪与追问，积极对受访者所谈的经历或经验做出回应，并根据受访者情绪状态及情感变化等情况进行灵活的调整，不断在双向交流中将受访者思维引向研究问题，拉近与受访者之间的距离，使受访者感受到自己被理解、被支持。对女幼师的访谈置于男幼师之后，访谈时长不限。目的是准确把握在男幼师访谈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性隐喻术语、难以把握的职业意图、理解模糊的隐匿情感等内容，以开放式访谈的方式与女教师进行交流，审视女幼师对男幼师负面情绪的反应及其后台文化，以期通过男、女幼师访谈实现双向透视，丰富研究者对访谈材料的理解，为研究者处理经验材料提供更多的思考方式和视角，使研究者能从双向互动式的回应中反思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并有效推进事后溯因。上述访谈共收集音频数据2075分钟，文字材料近27万字。本研究将抽取的19名男幼师受访者（序号F1-F19）材料，按“序号+日期+省市（陕西S、上海H、广西G）+姓名首字母”的格式进行编号，如将9月28日首位受访者材料编号为“F120220928SWY”。最终以此为依据对质性数据进行深入处理，建立概念与范畴。

（三）编码过程

质性数据为研究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行动策略资料库，有助于深入理解男幼师的内在行动逻辑，追踪和分析情境因素对其行为的影响。为获取有统计数据支撑的定性结论，本研究运用NVivo质性软件对访谈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数据处理遵循建构型扎根理论的思想，参考扎根理论数据处理程序，按照“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三级程序化编码范式进行编码，并做理论饱和度检验。编码过程持续不断与经验材料对话，并在整个过程中保持反思与批判性意识。

1. 开放编码。

该阶段强调抛弃传统理论预设，以头脑风暴的方法对资料中所有潜在可能性进行分析，探索原始材料所表达的思想本质，并赋予这些思想适宜的概念名称，[23]通过抽取有意义的关键词、句子、段落作为分析单元，将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整合、归纳为初始范畴。为保证结果的客观性，编码操作时采取两个小组独立编码的方式。编码前，两组研究者通读所有经验材料，以确保对编码规则的一致性理解。两轮编码后，依据NVivo软件的“编码比较”功能，生成Kappa一致性检验结果（Kappa取值介于-1到1之间，k值越大，一致性越高。当k≥0.75即为合理区间，若k＜0.40，则说明缺乏一致性）。[24]本研究一致性为87.33％，编码可信度较高。对于不一致部分，由两组研究者讨论调整，达成一致结论。极少数编码频次少于3次并具有较大争议的概念，本研究予以剔除或修正。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在编码过程中发现，与直接职业歧视概念相关的文本内容仅出现2次，侧面印证了当前社会舆论对男幼师的包容性状态，因此本研究不将职业歧视归纳为初始范畴。另需特别说明的是，一些难以拆分的长句、段文本，可同时归类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初始范畴，因而在采集文本数据时将此类型文本同时编码于不同节点。

2. 主轴编码。

挖掘各范畴间的潜在逻辑关系，对相似范畴按属性进行分类，即主轴编码的过程。[25]该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对开放编码阶段形成的离散化的初始范畴进行分析、比较，按不同概念维度将其串联成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类属，使问题发展的原因、脉络变得有章可循。

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即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继续挖掘具有关联性、概括性且能解释整个研究问题的核心范畴。[26]该阶段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系统性的核心节点，统领所有主要范畴并清晰呈现研究的整体故事框架。

4. 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考察理论建构是否完善，本研究将余下5份访谈材料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按照三级编码方式进行分析后，所得结果基本囊括于上述范畴的脉络和逻辑中，未发现新的概念与范畴。由此可认为，本研究已出现饱和性特征，具有较为充分的现实解释力。

（四）编码结果

按照三级编码规则和分析路径对访谈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编码后，本研究共整合出12个初始范畴。经抽象归类，形成了性别优势“失效”、榜样激励缺失、性别形象整合失调、职业共同体建设阻滞、福利待遇偏低5个主要范畴。最后在挖掘系统性的基础上，将核心范畴建构为“入职初期男幼师职业角色建构受滞”。（见表2）

经数据汇总，梳理编码内容共计566条，各主要范畴的编码结构依次为福利待遇偏低（29.3%）、榜样激励缺失（24.3%）、性别形象整合失调（23.5%）、职业共同体建设阻滞（14%）、性别优势“失效”（8.9%）。其中与福利待遇相关的编码内容达到166条，与既有研究中薪酬对职业稳定性影响占有很大比重的结论相一致，表明待遇问题仍是影响幼儿园教师职业选择的背景性因素。当前幼儿园教师对工资满意度较低，“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规律并未发生在男幼师职业场域中，工资待遇及未来发展趋势仍是男幼师最为关心的基础议题。榜样激励缺失的编码内容为138条，并且在NVivo词频统计中，“榜样”“学习”“职业目标”等均为高频关键词，说明入职初期男幼师面临角色建构的诸多不适。作为一名职场“学习者”，男幼师在努力提高职业技能、寻找自我特征与教学风格的过程中，普遍缺少男性职业榜样的帮扶、协助，缺少交流教学经验的同性对象和群体融入的“中介”。性别形象整合失调编码数为133条，“地位”“成功”“经济条件”等NVivo高频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社会“实现社会和经济等级抱负”对男幼师施加的潜在压力。职业共同体建构阻滞、性别优势“失效”的编码内容分别达到79条和50条，表现为男幼师在面对边缘化的岗位人际关系和性别优势质疑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职业自我效能感不足，对工作意义、工作价值的满意程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