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游戏的理论化及其意义裂变:基于概念史方法的考察

编者按：学前教育理论是由一系列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构建起来的。我们常常以为概念有一个“本质定义”，并且认为它不仅可以适用于各种情境，而且还能保持理解上的一致性。这使得理论研究难以进行“自我革命”，也难以与经验世界建立丰富的联系。事实上，概念是生成的、变动的，与它所赖以生存的语境密切相关。而这纷繁复杂的语境，又是思想、制度、实践等多方面的力量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本专栏聚焦于“游戏”“活动”“课程”这几个学前教育领域的核心概念，深入到它们产生和发展的中西方历史语境之中，梳理其发展线索和意涵变化，探寻相关理论话语的来源与去向，意在展现其语义和语用的复杂性，增强学前教育基础理论构建之反思性与自觉性;同时，试图审视当前的教育实践话语，关注概念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与问题，从而起到澄清和纠偏之效果。基于以上考虑，我们特邀南京师范大学黄进教授组织了“学前教育概念史研究专栏”。本专栏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探讨，促使这些概念在不同使用者那里产生更多的重叠与共享的意义空间，让彼此能够更好地对话和理解。

[摘 要] 游戏是学前教育领域的核心概念。将概念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进行紧密的结合，考察其在社会变革期间内涵和外延的转折与变化，方能透视理论上的困境和实践中的问题。18世纪末以来的西方游戏理论一经诞生，就孕育了其内在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冲突也深刻地植入了儿童游戏理论化的过程。儿童游戏概念的形成有其思想与社会文化背景，现代化过程中进步修辞构成了它的主流语境。在中国，儿童游戏概念的确立与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复杂力量也使得儿童游戏概念产生了不同维度上的意义裂变，包括认知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分离，享用功能与发展功能的分离，以及日常概念与专业概念的分离。未来的儿童游戏理论建设需要更好地面对这些问题的挑战。

[关键词] 儿童;游戏;概念史;进步修辞

一、引言

游戏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作为活动，它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种类繁多，功能各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很强的情境性。它又可以指某种态度或者身心状态，比如轻松的、随心所欲的、自由运动的状态。它还有着丰富的语言形式，无论是西文中的“agon”“paidia”“ludus”“spiel”“play”“game”，还是中文中的“游”“玩”“嬉”“戏”“赛”等等，虽然彼此关联，却又并不重合。另外，还有“消遣”“休闲”“表演”等其他概念与之交叠，一如维特根斯坦曾经描述过的游戏的“家族相似性”——他认为各种游戏类而不同，无法进行本质定义，甚至游戏内部还存在着相互冲突和竞争。我们可以说游戏是自由的，但它有时又有着严肃的规则;游戏可以是竞争性的，但有时游戏也是赌运气。这是一种“在单词意义的外延和内涵之间有着逻辑上的冲突”的现象，它导致了语义的朦胧。[1]甚至研究者宣称，游戏作为一个如此模糊的概念在科学上没有什么价值，不是一个可研究的现象。[2]

“游戏”也是学前教育学科的核心概念。儿童的游戏与学习、发展、教学、课程等罗织起了这一学科最基本的概念网络。它们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成了现代学前教育必须探寻和解决的难题。儿童游戏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儿童游戏理论也深植于人类整体精神世界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没有“画地为牢”的可能，仅仅去讨论幼儿园游戏，局限于学前教育学科内部来思考和解决有关儿童游戏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承认游戏的模糊性的基础上，跨越学科边界，审视儿童游戏理论是在何种条件下诞生的，它在怎样的语境中使用着，如何成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和行动依据，又如何孕育出更为复杂的意蕴。如此这般，方能看清某些熟视无睹的教育观念背后的参照系、隐藏的冲突和矛盾，以及未来的教育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胡伊青加研究了不同文化中的游戏现象后曾经谈及，尽管游戏活动比人类历史还要古老，但西方对游戏的系统反思却是相当晚的事。[3]这个现象让我们意识到，游戏（包括儿童游戏）从自在的存在到诞生出普遍的概念和理论，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社会条件。那么，游戏的概念和理论形成之后，是否就沿着一条清晰的、线形的进路发展而日趋完备了呢？是否就成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工具了呢？这种惯常的思路，可能会把我们导向一种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的学术史观，会遮蔽理论与现实关联的复杂多样性。为此，本研究拟引入概念分析视角，其中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尤富启发性，它被认为是二战以后德国史学对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一种透过语言介质来研究现代性兴起的最突出、最成功的尝试。[4]

本研究主要借鉴了科塞雷克概念史研究的以下一些观点。其一，要突破一般的概念研究中只重视词源和语义研究的倾向，将概念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进行紧密的结合。“概念史并非仅囿于术语的内涵展开研究，而是要突破文字的界限深入到社会史层面，为概念找到现实的根基。”[5]本研究试图揭示的是，游戏（包括儿童游戏）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现实中得以理论化的，它孕育了怎样的发展的可能性。其二，研究应该重点关注概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转折和断裂处，这种断裂往往反映了多重社会力量的并存和冲突，这是一种“不同时的同时性”（simultaneity of the Nonsimultaneous）现象。本研究需选取特殊的历史时间节点，考察儿童游戏概念之构建是如何受到一般的游戏理论影响，并在多重社会力量的交织之下产生意义裂变的。其三，随着概念在不同群体和语境中的转移和扩散，它的价值内涵会具有多歧性和竞争性。[6]本研究试图关注儿童游戏概念中具有主导性地位的价值内涵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胜出，以及它会给教育实践带来怎样的影响。由于游戏概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仅在中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中分布广泛，而且集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性于一身，集活动、体验、精神等含义为一体，鉴于笔者学识有限，此文只能做些初步的勾勒与探索，以引方家之见解与批判。

二、儿童游戏的理论化

（一）西方思想史上游戏概念之构建

“儿童游戏”是“游戏”的从属概念。要探寻儿童游戏理论何以产生，需要回到一般游戏理论构建的历史境脉中。应该说，一般游戏概念构建之初设定的价值内涵及其蕴含的矛盾冲突，将会植入儿童游戏概念并在种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之下推动概念之演化和歧变。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尽管历史上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游戏、竞技、节庆、嬉戏、玩乐活动和行为，但它们是“自在的”，并不一定就会成为反思和研究的对象。近代以前，游戏只在不多的情形下作为思想和理论的资源来使用，并没有建立统一概念。例如，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游戏”作为一种永恒轮回，表达了一种十分强烈的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模式;[7]柏拉图认为人的游戏是对神的听从，而城邦生活是“神的游戏”，这样的生活才能获得“众神的恩宠”;[8]亚里士多德认为“消遣”是为了严肃的工作而休息，[9]这里的“消遣”也包含了戏耍活动;在中国的思想脉络里，庄子的“逍遥游”表达的是一种豁达无碍的精神态度，以纵横遨游天地之间。先贤们在自己的独特语境里撷取了游戏活动的意蕴，但相对而言仍然是零碎、稀少、泛泛而谈的。如果将视线从思想世界转换到各种文化中具体的游戏活动，会发现它们有各种相似，但所用的词语却各不相同，这种多样性妨碍了我们把所有形式的活动集合到一个词语下面。因此，对于一个一般游戏概念的抽象的理解，乃是后来的事和次要的事，而游戏功能本身才是根本的、首要的。[10]

古代游戏活动之久远和广泛，与游戏概念在思想和理论世界中的声势微弱，形成了一种富有意味的反差。这种反差也许在告诉我们：其一，游戏活动有强大的生物学基础，是一种由本能驱使的、必然发生的活动。其二，这些活动并不被时人认为同属于一个类别。很多游戏活动包括儿童游戏是“低级的”，有明显的感官和欲望的色彩，是“罪孽”的来源，乃“非理性”和变动不居的，非形式世界、理性世界关心的对象。其三，某些现代所看重和鼓励的游戏的突破规则、自我创造的一面，与古代社会的二元结构是不相容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它不可能成为一种主流话语。

西方在18世纪中期以后，“理论化”的行动开始增多，[11]这正是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鞍型期”（saddle⁃time）。在这一时期，“概念从旧到新的语义革新过程拥有诸多特征，其中一个显豁现象是许多中心概念的诞生，即一些概念从复数向单数的过渡”。[12]所谓从复数到单数，指的是从对各种具体的事件和经历的表述中，发展出具有总括意义的、抽象的概念。“游戏”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了一个中心概念，建立了它在思想世界中的地位。德国思想家席勒成了将游戏（spiel）全面融入自己的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席勒经历了法国大革命这一西方历史的分水岭，深切地体会到形式与世界、人格与状态、感性与理性之间二元对立的精神结构的存在，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社会现实——科学与艺术、技术与文明、野人与蛮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他从康德那里发现了游戏活动的审美意义，但超越了康德将游戏仅仅视为心理层面的愉悦的观点，将之拓展成为往下延伸至动物世界、往上衔接至理性世界的一个语义丰富的概念，使得这个概念既具备了精神的内涵，又扎根于具体的经验土壤。这样，动物的精力发泄、人为寻求快感的物质性游戏、人类的审美游戏就全部统摄在了游戏的外延范围里，并且关联成了一个整体。[13]尽管它们之间也形成了等级序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又使得动物和儿童的玩耍成为艺术创造和审美活动的发端，让这个序列上的活动贯穿了一种连续性的力量。除了广度，游戏概念在席勒这里还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论辩上的强度，他甚至将游戏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开启了后世将游戏与人的精神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之路。席勒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游戏概念，这是游戏概念史上的第一个关键节点。

概念史研究最为关注的，是概念发展过程中的非连续性、断裂和变化节点。[14]我们可以看见，在思想史上，游戏概念自席勒之后一个重大转折发生在尼采那里。①因为席勒尽管将游戏与审美提升至精神世界，但他仍然延续了柏拉图-康德的理性传统，将游戏与审美视为达至理性的中介。而尼采虽然继承了席勒在游戏上的审美取向，但却颠覆了这一形而上学的理性传统。他更为深切地受到了赫拉克利特的影响，将审美从一种理性的中介和协调工具转变成了对抗性的、混乱的游戏之力，[15]试图摧毁感性和理性的二元结构以及从感性到理性的价值等级。在尼采那里，酒神精神“不断向我们显示个体世界建成而又毁掉的万古常新的游戏，如同一种原始快乐在横流直泻”。[16]游戏、艺术家、儿童、艺术品常常可以等价使用，“‘游戏’，无何可用——恰恰是充溢着力量的人的理想，是‘稚气’。神的稚气，嬉戏着的儿童”。[17]尼采的游戏概念不再被限制于理性之下，而是一种奔放的、居无定所的、生生不息的力量，消解了一切限定的本质。

从席勒的游戏概念到尼采的游戏概念，康德开启的将游戏与艺术、审美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得以继承，但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断裂，那就是将游戏的精神内涵，从理性转向了非理性。对此斯帕苏里奥评论道：“在这种心态下，理性只是意志的工具，而不是它的主人和立法者。”[18]这同时也是一种视角的转换，“从这种视角来观看，永恒轮回的生成游戏、世界和人生此在都成了‘审美现象’，都获得了正当合理的证明”。[19]尼采发声之时，正值工业蓬勃发展、资本主义企业冷酷无情、报纸和记者在塑造着庸众头脑的时代，在这里，游戏是循环中的精神意志对自身的肯定，是“超人”的诞生之所。至此，尼采对游戏的非理性精神的演绎，引发了海德格尔、芬克、伽达默尔、利奥塔、德里达等众多哲人在这一向度上对游戏的阐发，使得游戏成为后现代哲学的一个关键隐喻。

总体而言，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时代精神选择了“游戏”，将之塑造成了一个中心概念。在这一过程中，思想家从一种普遍存在的、自然的、日常的活动中升华出精神内涵，凝聚于概念之中，去影响甚至主导哲学世界的思考。同时，这一概念又反过来呈现出跨越阶层的接受度，从而影响日常生活实践，提升游戏活动的合法地位——这种由上而下的扩展被科塞雷克称为概念的“民主化”现象，[20]似乎是一种特别的文化演进线路，牵涉到社会结构和关系的深刻变革。儿童游戏概念的形成，正是这一“民主化”现象的一部分，哲学话语由此转变和扩散为科学话语、艺术实践和教育实践话语;同时，游戏是致力于为理性铺路，还是致力于反理性或超越理性，这一积淀已久的冲突和矛盾也植入了儿童游戏的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