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儿童文化研究的历史及其对儿童观的促进

[摘 要] 在西方传统文化研究中，成人文化中心的比较视角占据主导地位，儿童文化被认为是不成熟的成人文化，不值得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亚文化群体运动的发生和研究者对儿童文化的发现与探寻，儿童文化成为儿童人类学的核心话题和新童年社会学的重要问题，最后逐渐形成了专门的儿童文化研究领域。这不仅使儿童文化研究的边界越来越清晰，而且使儿童文化研究的内涵不断丰富，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创造的不同于成人的文化以及儿童对成人文化的阐释性再生产。儿童文化研究有助于消解成人中心主义，促使人们认识到儿童既是信息的提供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促进了儿童观的现代化。儿童教育应当尊重儿童参与文化的权利，顺应儿童创造文化的方式，保障儿童文化的生长与发展。

[关键词] 儿童文化;成人文化;儿童观;儿童教育

儿童文化研究是童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关注儿童群体创造的不同于成人的文化以及儿童对成人文化的阐释性再生产。它要求成人转变认识儿童的方式，儿童不是被动的文化接受者，而是积极的文化创造者。它也要求成人尊重儿童生产的文化，儿童文化既是儿童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构成人类文化的多元表达。儿童文化研究引发的视角转变将为成人呈现一个更加全面、真实的儿童形象，为儿童留下更加自由的文化创造空间，也可能为人类带来更多文化创新的生命力。然而，儿童文化研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国内的儿童文化研究仍然只是少数教育学者讨论的话题，国外的儿童文化研究则是正在发展中的新兴领域。国内外儿童文化研究也没有形成直接的对话。国内学者偏向于从哲学层面论述儿童文化，认为儿童文化是天性的表达。而国外学者则立足于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视角的童年研究范式，研究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儿童文化的表达。因此，本文试图梳理西方儿童文化研究发展的历史线索，并分析深层的观念变革，以引起更多的研究者和教育者对儿童文化的关注。

一、传统文化研究中儿童文化的边缘化

在西方传统的文化研究中，研究的主流是不同民族群体或社会系统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或规律。研究者关注成人建构的社会文化，而很少研究儿童生产的文化现象。只有在某些必须关涉儿童的研究主题中，研究者才会在理论中隐秘地表露自己对儿童文化的看法。他们以成人文化为标准，衡量儿童文化的成熟程度。他们认为儿童文化是尚未发展完成的低等文化，应当尽快转变为成人文化，因此儿童在发展过程中表现的独特文化并不值得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对儿童文化的认识受制于比较视角。

（一）比较视角的形成

文化进化论学派最早提出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比较视角。文化进化论创始人爱德华·泰勒认为人类文化遵循自然规律，表现出从蒙昧、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过程。西方文化代表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或最终状态，因此可以作为评价其他民族文化的标准。与西方文化相比，“当代未开化部落的状态”只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1]

他们借用儿童文化来说明原始部落的文化现象。儿童时期是人类部落历史的早期阶段。^[2]儿童是原始部落的成员，缺少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所必须具有的才能和习惯。^[3]相应地，儿童所具有的文化只是“薄弱而不确定的”蒙昧文化。^[4]儿童文化的存在只是一种文化遗留，会对高级文化造成不断增长的不利影响。^[5]泰勒认为，儿童的游戏是“植根于现存高级文化之中早已灭绝的低级文化的遗留”。^[6]

儿童文化的认识也受到西方文化中心的支配，并且隐含着成人文化中心的视角。儿童文化和原始部落文化都是不足的。原始部落文化缺乏西方“先进”的文明和知识，必须发展为现代文明，才能“向人类的繁荣幸福发展”。^[7]儿童文化缺乏西方主流的成人文化，只是还未发展好的低等文化。儿童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尽快弥补文化的缺乏，将儿童文化转变为成人文化。

（二）比较视角的延续

文化与人格学派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不具有价值差异。西方文化中心自此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成人文化中心的比较视角仍然主宰着传统的文化研究。儿童没有自己的文化，只能受到成人文化的影响。

文化与人格学派认为，成人的教养方式决定着儿童的发展状况。早期文化与人格学派认为成人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的“精神构成”。^[8]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发现马努族的父母不向儿童讲述故事、传说、神话等，这使得马努儿童没有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尽管一些孩子有自己的一套创见，但是对大部分的儿童来说，除非成人向他们指明，他们甚至不会想象床下的大熊。”^[9]后期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人类学家则关注成人教养方式对儿童人格发展的影响。比如怀廷（John W M Whiting）等人组织的泛文化研究就是通过观察、访问母亲和儿童的互动方式，分析教养方式和成年人格的关系。文化与人格学派共同关注的是婴儿如何成为文化人、童年早期经验如何影响成年人格以及社会集体文化如何形成的问题。^[10]

另一方面，功能主义社会学家针对社会化问题，提出儿童需要接受成人文化，才能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儿童只是“潜在的社会参与者”，是接受社会塑造的消极个体。^[11]涂尔干甚至认为，儿童在进入学校等社会机构之前，不仅不是合格、正式的社会成员，还有可能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儿童的本性是自私的、反社会的，儿童凭其本性没有能力过上一种道德的社会生活。^[12]只有经由社会化的过程，儿童方能从“‘自然’的不完整”转向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完整”。^[13]在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看来，社会化是儿童在家庭、学校等社会机构中服从成人的安排和教导的过程。^[14]成人是社会的肉身载体，是文化的权威代表。儿童单方面地接受成人世界的灌输，服从于成人的权威，然后延续“集体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相似性”。^[15]

总之，在成人文化中心的视角下，儿童是尚未发育成熟的个体、非正式的社会成员。儿童自身没有文化，只能在养育和教育过程中，被动地接受成人文化的影响。

（三）比较视角的内部突破

传统文化研究始终没有彻底摆脱比较视角的局限，但是文化研究内部的发展也在推动儿童文化观的转变。一方面，人类学提出应当尊重文化的多元价值，社会模式和结构应该尊重差异、鼓励多元，让人类每一种不同的天赋都得到适宜的发展和表现;反过来，只有每个人的天赋都得到发展，才能创造更加丰富的文化。人类全部的潜力构成一个具有多彩价值的丰富的文化。^[16]而且，文化的多元性也表现在不同年龄群体中。米德认为，社会文化不是某种单一色调构成的整齐划一的图景，而是由不同人群共同协调而成的马赛克。^[17]虽然不同的年龄群体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他们共同构成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的每一参与者都是富有者”，不同的年龄组共同“建立起丰富的文化”。^[18]另一方面，社会学家越来越强调个体对社会文化的能动影响。尤其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当代社会学家试图沟通结构和行动的二元对立，这为社会结构中的个体带来更多的能动空间。^[19]尽管社会学家研究的对象仍然不是儿童，却发现了儿童影响成人的主动能力。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发现，儿童从出生开始就是积极的存在，能够有选择性地应对差异性环境。并且，儿童的反应和行动能够直接影响成年人的行为。^[20]

二、儿童文化研究的出现与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亚文化群体运动先后发生，包括反文化运动、女权主义和反殖民运动等。它们不仅对当时社会的主导话语提出了挑战，也激发了社会科学对不同亚文化群体的世界观产生兴趣。^[21]20世纪70、80年代，社会科学进一步将视角转向儿童，也引发研究者对儿童文化的发现和探寻。随着新童年研究的发展，儿童文化的存在也逐渐得到研究者的发现与重视。新童年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不断丰富着对儿童文化的发现和认识。其中，儿童文化研究的出现与儿童人类学和新童年社会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一）儿童文化是儿童人类学的核心话题

儿童人类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确立，以人类学家开始关注儿童不同于成人的文化为标志，即以研究儿童自己的文化为起点。儿童人类学的开创者夏洛特·哈德曼（Charlotte Hardman）提出，“儿童人类学的开始，是对儿童的信念、价值或者对儿童的观点、儿童对世界的认识的解释。”^[22]哈德曼认为，儿童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创造者。儿童文化没有成人的介入，而是一种在儿童群体之间传递的文化。尽管个体儿童会长大，继而离开儿童文化。但是，儿童文化作为儿童独有的、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文化一直存在并被保存下来。^[23]

儿童人类学的另一位奠基人古德曼（Mary Ellen Goodman）是文化人类学家，他具有心理学背景，并且关注“文化与人格”问题。区别于文化与人格学派，古德曼没有站在成人文化中心的比较视角来研究童年文化，^①而是强调儿童自身的文化。他肯定儿童和成人一样都具有文化，二者具有事实上的差异，但不能从价值上进行优劣对比。“事实是儿童的认知、理解以及处理情绪的能力也许和成人有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且，儿童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较弱，这即使不会影响儿童表达观念，也会降低沟通的完整性和清晰度。但是，这是程度上的差异，而非种类上的差异。问题在于许多成人不能欣赏儿童的认知能力，理解人际关系的能力以及处理挫折、紧张和困难的能力。”^[24]

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加入到儿童人类学研究的阵营，并将儿童文化作为儿童人类学研究的核心话题。1992年，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在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主办了“儿童是社会行动者”（Children as social actors）及“儿童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hildren）的主题研讨会。这次研讨会集结了人类学、社会学、儿科医学、发展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三十多名学者。他们呼吁“要特别重视儿童的言语行为、非言语交流和图像化语言（比如绘画）”。^[25]并且，研究内容应当从社会化问题转变为儿童是如何获得认识的。^[26]1998年，布鲁内尔大学建立儿童人类学研究中心（Centre for Child-Focuse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研究中心致力于超越传统的社会化研究，证明儿童生来就具有社会性，他们在理解成人思想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成人的思想。^[27]

总之，儿童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儿童积极地参与文化创造的过程”。^[28]儿童人类学家认为儿童不是“文化上不完备的生物”，^[29]不是被动地进入成人创造的文化世界。“儿童积极地生产他们自己的文化，而不是仅仅被文化生产着。”^[30]

（二）儿童文化是新童年社会学的重要问题

新童年社会学的一个突出贡献是确证儿童的社会行动者身份。“它强调儿童和年轻人有能力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做出选择，也有能力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个概念强调儿童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生活的方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变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31]社会化概念不是指儿童被动地向成人学习，而是指儿童在活动中创造文化意义的过程。社会化是儿童、成人以及其他儿童共同协商、分享和创造文化的集体交流活动。^[32]儿童文化成为童年社会学家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