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根据”的儿童与“伟大成人”的诞生

[摘 要] 从个体生命来看，伟大成人经由伟大儿童的诞生而实现自身，是保全了童心的人。与此同时，伟大儿童还造就着伟大的社会，儿童的社会位置和当下生活形态决定了未来良善社会之可能。从儿童是宇宙的原型来看，人类精神将在“永恒的儿童”身上寻求原点和故乡。儿童不仅是教育学的学科根据，而且是成人、国家和人类精神的根据。走向伟大儿童即走向一条坚守儿童主义的历史道路。

[关键词] 伟大儿童;伟大成人;儿童主义

“伟大儿童”是由刘晓东2019年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从古今中西思想史来看，现代教育学、存在主义哲学、浪漫主义诗学以及中国童心主义哲学等不约而同将儿童置于崇高地位，并走向了发现伟大儿童的历史道路。^[1]同时，伟大儿童的发现也意味着伟大成人的诞生，儿童的地位愈崇高，成人的根系就愈丰饶。在西方哲学史中，“伟大儿童”是由海德格尔明确提出的，其在“根据律”讲座中通过对存在之天命置送的跳跃而提出了存在自行置送所带来的“时间—游戏—空间”的自由敞开，并在存在的自行道说中经由赫拉克利特的早期哲思发展出“伟大的孩子们”“最伟大的孩子”“伟大孩子”等思考。^[2]发现伟大儿童是对卢梭以来发现儿童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中国当下教育学中发现儿童的使命尚未完成的继续讨论，^[3]也是未来社会文化建设走向儿童友好理念的新证据。^[4]

儿童出生后需要浸润在人类文化中，儿童需要甚至依赖于成人，这是教育的普遍共识。恰恰是对此共识的单方面强调促成了儿童未能真正进入教育学体系，儿童本身在教育学那里不是自足或目的，真正的目的乃是作为完全社会化了的成熟大人。教育学上的“成人中心主义”不仅遮蔽了它自身的学科依据（教育学的学科依据即是儿童身上所体现出的秘密，也即童年的整个王国），同时也消解了儿童与成人、儿童与社会、儿童与文化之间的双向生长关系，立命于教育学来发现儿童是远远不够的。从作为个体的成人与儿童的关系看，中国古代的童心主义、雅斯贝尔斯和马修斯等人的思想，揭示了伟大的成人必然是由保全了童心的伟大儿童而来。从儿童与社会关系看，柏拉图、卢梭和杜威等人探讨了儿童与国家、未来人类境况和民主社会的关系，儿童直接指向了伟大社会的生成。最后，从儿童与人类精神文化看，海德格尔、利奥塔和阿甘本等基于宇宙是一个儿童、儿童是世界的原型、时间是一个儿童等命题，诠释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归宿乃在于寻求伟大儿童。

一、伟大成人即伟大儿童：保全童心的丰饶与完整

从个体生命成长史来看，儿童与成人是一棵树，不是两棵树。儿童身上所体现出的天命天性越受到敬畏，儿童地位的崇高性越被更多的人认识到，成人的生命就越值得称颂和赞美。因此，一方面没有儿童时期的生长就不会有大人。另一方面看不起或丧失了童心的人可以成长为人，但一定不能成为伟大的成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伟大成人皆是由那些保全了童心的丰饶和完整的伟大儿童而来。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及，研究一个对象，从始点出发的论据和走向始点的论据是有差异的。比如学习政治学的人，就需要从走向始点的对我们而言的已知的东西出发。^[5]这看起来像是人的两端，一方面我们要在保全童心的基础上极力走向伟大成人，因为相对于成人的工作而言，儿童有他自己更加重要的使命——造就未来的成人。^[6]另一方面伟大成人也在为复返赤子之心而努力，以走向“儿童”为目的。中国古代童心主义哲学、雅斯贝尔斯和马修斯等论证了儿童、赤子之心与伟大成人、伟大哲学家的辩证关系。

（一）中国古代“童心主义哲学”：从赤子反观何谓真正大人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赤子学说”也被称之为“童心主义哲学”。赤子之心体现为“性”“本心”，^[7]也是“一念之心”和“原初自然禀赋”。它是未受世俗尘烟浸染的真理之地，同时承载着人类种系进化的全部遗产，因此童心是自然意志的结果，是善端的发源地，童年则是先验世界的自然展开。^[8]“童心主义哲学”从自然、生命和宇宙哲学的角度阐释了成人的本体是儿童，人心的基质是童心，真正的大人是那些未曾失去赤子之心的人。在个体身上，“赤子”与“大人”是同一个生命，同一个精神实体。在人类发展进程上，“童心”显现为一种逻辑上先于成人的方式占据着人类历史的伟大遗产。

没有最初之“童心”何谈“人心”，没有“儿童”何来“成人”？在宇宙精神中，“赤子之心”是人类精神的“本源”和“故乡”，“童年”则是其“目的”和“归宿”，成人的最终目的乃是向着儿童复归。大人失去了“赤子之心”会怎样呢？没有“赤子之心”必然做不得真正的“大人”。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9]在老子看来，个体精神、宇宙精神的完满状态不在成人，而在儿童（或婴孩）。大人不仅不能失去赤子之心，反之，长大以后还要向着“赤子”复归。孟子延续了老子的“赤子学说”，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10]后来的罗汝芳将此句解释为：“不是说大人方能不失其赤子之心，却是说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11]这即是说，赤子之心并非常人看来的那般空洞无物，之所以说有了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乃在于儿童身上天生地存有孟子提出的“四端”。后李贽写《童心说》一文：“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12]到李贽这里，中国童心主义哲学体系趋向成熟，它从儿童/成人关系的反常识出发证明成人生命的完满状态或目的是保全赤子之心，或者说复归于婴孩。

中国哲学中的“童心主义”到了近代并未断裂，丰子恺、郑振铎、冰心、鲁迅等人亦将此作为思考宇宙人生的文化资源，并将儿童时期称为人生的“黄金时代”而加以敬畏重视。现代教育学中的儿童中心主义、西方哲学中赫拉克利特、尼采等人的儿童思想观念亦可与此会通。何以生命的最终目的要向儿童复归？何以真正的大人是保有“赤子之心”的人？以“儿童”来定义“成人”，以“赤子之心”来丰盈成人精神世界的封闭与功利，以童心的自足性和先验性来反驳未成熟状态或童年缺乏症的偏见，这是童心主义哲学的伟大发现。当成人以理性自居而遗忘了自身根系之时，这时的成人必不可能是真正的大人。反之，真正的大人并不与自己的根据为敌。

（二）雅斯贝尔斯：伟大哲学家的根基在“伟大儿童”

儿童时期是否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哲学家是否都曾是“伟大的儿童们”呢？雅斯贝尔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论证，即儿童时期离哲学的思考最近，儿童都是伟大的“哲学家”。从哲学上来承认儿童时期思考的伟大，并将其作为那些伟大哲学家们得以形成宏大思想体系的根基，这是雅斯贝尔斯在伟大儿童上所作出的理论创造。儿童在哲学中是没有位置的，舍勒或许不会同意：“人类历史上文化的繁荣时期既短暂又罕见……从根本上说，低级的是强大的，最高级的则是孱弱的。任何一个高级的存在形式与低级的存在形式相比，都相对的软弱无力，而且它不是依靠它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低级形式的力量来实现自己。”^[13]这即是说，在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领域一直被视作低级形式存在的儿童，反而是比自诩为以高级形式存在的成人更为强大，成人在外形、力量和知识的体系性等方面确实优于儿童，但这种优势并不能否定作为实现其自身的基础力量——“儿童”，换言之，儿童身上所体现出的优势恰恰是成人生活形态所匮乏的。经由儿童的力量来实现或成就自身，这与幼态持续学说具有相同的意涵。

哲学产生于惊讶，哲学的另一个意指是爱智慧，爱智慧并不等同于对智慧的占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是人的天性。^[14]我们总会轻视童年时期的思考和发问，成人对哲学的思考或许正是源自儿童时期的“形而上学”之思，在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的心中，都一直住着那个伟大的儿童。雅斯贝尔斯说：“人们会说，孩子们一定是从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人那儿听来的。但是，这种看法显然不能适用于孩子们提出的那些真正具有严肃性的问题。如果有人坚持认为这些孩子们以后不会再进行哲学探讨，因而他们的言论不过是些偶发之词，那么这种强词夺理就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孩子们常具有某些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反而失去的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由习俗、偏见、虚伪以及全盘接受所构成的牢笼，在这里面，我们失去了童年的坦率与公正。”^[15]儿童时期先于任何后天经验而获得的类的精神资源，在早期生命中以优先于后天文化生活的方式第一时间向外展开，这种展开是童心向世界的最初敞开。

童世骏等主编的《哲学概论》第一章并没有立即谈论哲学有多么重要，而是先谈儿童时期也会有哲学问题，儿童也有哲学思考。这其中既指向了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的童年，也包括那些普通的儿童。^[16]显而易见，哲学研究的根基在童心，伟大的哲学家们即是那些伟大的儿童。童世骏在当时（大约是1997年）也关注到了马修斯的《哲学与幼童》以及波普尔在《无穷的探索》中所谈到的“童年时代的一个哲学问题”。哲学的源初定义与精神可以在幼年时期得到最为生动的显现与诠释。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过，儿童并非当下的儿童，他还是未来的成人;成人也并非当下的自己，而是与童年生命水乳交融的完整的历史存在。雅斯贝尔斯发现了伟大哲学家们的伟大童年期，意味着发现了“哲学家”的儿童，发现了未来伟大成人的根基所在。

（三）马修斯：哲学乃童年理性之重建

美国哲学家马修斯从童心的天真、淳朴、自发性等出发，把哲学与童年理性对接了起来。这种对接的深层意义在于哲学家如果不去关照心中那个伟大的儿童，哲学的再出发就会成为幻想和泡影。马修斯在他后来转向童年哲学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哲学乃是童年的理性重建。^[17]这与儿童发展心理学家提出的直线主义发展模式是相悖的。马修斯在他的著作中批评最多的就是成熟/阶段理论，包括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马修斯回忆说，他曾听过皮亚杰的讲演，是地道的法语讲演，当时马修斯还是哈佛大学哲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在当时他并不知道皮亚杰的重点根本不在他年幼的女儿思考的“第一只跳蚤”的哲学问题。^[18]马修斯注意到我们许多人对与生俱来就有哲学和运用哲学的观点产生了怀疑，为了消除这种怀疑，马修斯力图向他们证实：我们在孩童时代就已经在运用哲学和思考哲学问题了，在提出哲学史上的重大论题了。^[19]

这种与生俱来的哲学思考活动为什么后来不见了，答案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或尘封于内心深处。据马修斯回忆，他第一次将哲学与童年联系起来，是在1963年。当时他四岁的大女儿莎拉对跳蚤的问题引起了他对幼童哲学的思考。莎拉较真地说：“可是，爸爸，跳蚤从这只猫身上蹦到那只猫身上，再蹦到别的猫身上，不能这样蹦个没完吧。只有数字才数个没完。”对于女儿的这个问题，马修斯想到了这是哲学史上证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论证，而这一论证需要避免无穷回归，以此证明第一因的存在。阿奎那证明了第一因就是上帝。第一因和第一只跳蚤其实是同一个哲学问题。^[20]“人们在年幼的时候，大多会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惊奇……这些问题往往直抵本质，恰恰揭示了世界和人生本来的样子！”^[21]这些直达事物本质的儿童的思想，即是后来哲学家们对此的理性之重建。

“儿童的思想是充满稚气的，但在稚气里却包含着智慧的种种萌芽和源泉，总能给我们以启示和力量。”^[22]马克思说：“一个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23]这也正是马修斯和马克思共同强调儿童的天真与哲学之间紧密关系之所在。高普尼克在其书的尾声曾以“婴儿与人生意义”为结束语，十分显然的是，婴儿在许多方面的灵性体验都要远远超越成人的世界，儿童的世界是需要敬畏的，是伟大的，因为真理、想象和爱天然地存在于儿童身上。我们通常会将它们视作毫无关联的独立研究领域，认识论、美学和伦理学分别产生了不同的传统，但是对年幼的孩子来说，这三者是不可避免地融合在一起的。^[24]

二、伟大儿童造就伟大社会：儿童与未来国家、社会之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