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孩子：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发展经验的当代价值

［摘 要］ 在极度困难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虽然面临着经费不足、医药物资紧缺、保教人员缺乏与不安心、环境险恶等巨大困难与挑战，但是全体保教人员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积极完成了党交给的“好好的保育儿童”的艰巨任务，真正做到了“一切为了孩子”。当前我国农村学前教育事业还需要进一步发展，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的宝贵经验可以提供诸多有益启示。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完善教师培养机制，打造一支钢铁般的师资队伍，树立和坚持“一切为了儿童”的教育质量观，建构农村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才能促使我国农村学前教育从普及走向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农村学前教育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在与国民党政府多次谈判后，将陕甘苏区改称为陕甘宁边区。由于其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封建迷信盛行，陕甘宁边区是当时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成立之前，40万边区人口中，99%都是文盲，小学初高级中学合计才120处。[1]当地婴儿死亡率达60%，全区巫神多达2 000余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就是‘贫穷、愚昧与疾病’。”[2]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3]抗战爆发后，由于大批革命战士奔赴前线，儿童面临着失教失养的悲惨境遇，为了科学养育革命后代，解除革命战士的后顾之忧，解放妇女使其成为抗战建国的中坚力量，党中央以延安为中心，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儿童保教方针政策，组建了一支钢铁般的师资队伍，总结了丰富的儿童保教经验，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儿童保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十年来，为了缩小城乡学前教育差距，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学前教育方针政策，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如提高农村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责任主体层级，实现每个乡镇至少有一所公办园的目标：实施专项西部学前教育项目与农村学前教育项目：实施免费农村定向学前师范生培养项目、农村幼儿园教师特殊津贴制度，并采取城乡结对、片区教研、送教下乡、园长轮岗、教师支教等措施推动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以上措施对推动农村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基本上解决了广大适龄儿童“有学上”的问题，但这只是解决了数量的不足，提升质量仍是未来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重点。[4]因此，仅靠“外力”不能从根源上提高农村学前教育的质量，必须重视农村学前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力”。在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只有以激发系统“内生力”为核心，以城乡教育资源均等化为手段，以特色强、质量高为主要特征，不断提高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优质化程度和水平，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5]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才有可能打破贫困的代际循环，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6]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正是在极度困难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体保教人员在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经验的条件下，始终坚持“一切为了孩子”的保教宗旨，积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保教精神，书写而成的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是我国儿童保教事业史上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篇章。站在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新起点上，回溯边区儿童保教事业发展历程，总结边区儿童保教事业发展经验，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对弘扬马背摇篮精神，发展高质量的农村学前教育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发展历程

宋庆龄先生说：“我已经发现了一座桥梁，可以沟通环境、种族、宗教和党政方面的分歧，这座桥梁就是儿童——我们的儿童。”[7]儿童这座桥梁不仅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最广泛地团结了国共两党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及海内外爱国民主人士拥护并支持我国儿童保教事业，这是我国儿童保教史上前所未有的篇章，也是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儿童保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儿童万岁——保育为主，教育为辅（1937—1940）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拉开了儿童保教事业的序幕。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儿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遭受着失教失养的空前厄运。在沦陷区，敌人把大批儿童装运回本国，施以奴化教育。面对儿童的悲惨境遇，中国共产党人及一些进步民主人士首先喊出了“救救儿童”的呼声，呼吁海内外志士仁人伸出援手，共同“抢救难童，养教难童”。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开启了儿童公育的历史篇章。同年7月4日，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在总会领导与帮助之下，尽一切力量保护、教育新中国的后代，[8]并确立了“儿童公育，集体养教，全面推进儿童保育工作，为全边区儿童谋福利”的保教方针。[9]同年10月2日，战时儿童保育院正式成立，主要为7岁以下（不包括乳儿）的边区党、政、军机关子女，烈士遗孤和战区难童实行免费的学前教育。毛泽东亲自题词“儿童万岁”。[10]1938年冬，毛泽东亲自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随着新生儿的不断增加，1940年3月7日，中央托儿所成立。同年6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通知，对边区保育院的收托对象、入托手续、保育院的具体工作做了具体规定。随之，银行托儿所、女大托儿所、鲁艺托儿所相继成立。[11]由于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保育院面临着经费的短缺、保教人员的不足及医药物资的缺乏等巨大困难。因此，儿童保育工作坚持“保育为主，教育为辅”之方针，优先保证了儿童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随之逐渐扩大了儿童保教范围，拉开了边区儿童保教事业的序幕。

（二）保证儿童心身平均发育——保教结合，全面发展（1941—1946）

因时因势，保育战时儿童。1941年至1942年，日本军队及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经济的双重封锁，使整个边区陷入了极度困难的时期，几乎弄到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的地步。[12]同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战士不断奔向延安，使延安新生儿数增加，加大了儿童保教事业的困难与挑战。但党中央及边区政府依然提出“孩子第一，科学养育”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儿童保教政策，规定了保育科的设置、产妇的待遇、婴儿的保育、托儿所的规模设备、保育人员的训练、分配及待遇等问题，[13]毅然决然地抢救、保护难童。1942年5月16日，为了感谢美国洛杉矶慈善家对边区保育工作的援助，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同年，边区相继成立了15个托儿所，收容了1 904名儿童，[14]扩大了儿童保教范围，将儿童保教事业推向了民间，这是边区儿童保教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保教结合，保证儿童身心全面发展。1943年，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及第三次精兵简政运动的开展，使边区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保教人员积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儿童为本，因材施教，保教结合，全面发展”的原则，使边区儿童保教工作从“不正规化”逐渐走向“正规化”。1944年，边区分会积极响应政府“民办公助”的方针，先后创办了不同形式的儿童保教机构，如附设在完全小学的幼稚班，母亲变工托儿所、哺乳室，以及集零为整、分散在人民群众中的托儿所，[15]使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从乳儿部、托儿所、保育院、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直到成人社会教育机构的教育序列。1945年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成立。1945年底，边区受公育的儿童共有2 100多名，属集中性质的（保育院、公立托儿所、幼稚园）有1180 名，属分散性质的（机关托儿所）有930余名，[16]“打破了共产党不要老人和孩子的谣言，在政治上扩大了影响”。[17]抗战胜利后，复员与复原工作的开展，加大了边区保育院的人事调动，为儿童保教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但随后很快又步入正轨，并加大了儿童保教范围。1946年3月，战时儿童保育会终止，其作为引领与支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的支柱，极大影响了边区儿童保教事业的发展。

（三）一切为了孩子——保教结合，保育为主（1946—1949）

内战爆发，开启战略转移。1946年11月，解放战争爆发后，党中央要求保育院必须在3～5天之内迅速撤离延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让一群没有任何行军经验的妇女带着年幼的孩子行军，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让人不敢想象。但在中央领导人的鼓励下，全体保教人员顶住压力，全力准备，总结了行军路上可能遇到的所有困难与问题，提出了“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口号。[18]1946年11月9日至12日，第一保育院、洛杉矶托儿所及第二保育院的孩子们惜别延安，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移之路。转移路上，敌机的侵袭、环境的险恶、妇女儿童的特殊性使保育院时刻处于危险与困难之中，但全体保教人员始终坚持“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孩子，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口号，积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用自己的生命与智慧保护了儿童的周全，谱写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马背摇篮精神。

革命胜利，开启儿童保教历史新征程。1948年9月22日，第一保育院回到延安李家洼。同年底，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家属队为了腾出妇女干部参加工作，相继成立了5个全托及变工托儿所。[19]1949年4月，洛杉矶托儿所进驻万寿寺，并更名为中央军委保育院。同年9月25日，第二保育院到达北京，1950年10月4日，更名为“北京市六一幼儿院”。1947年8月17日，东北干部的37名子女从襄垣出发，经过海陆六千余里的艰难征程，全部到达哈尔滨。1949年9月，孟林带领延安保育院的30余名儿童随军到兰州，开启了甘肃省保育院的儿童保教历程。[20]1949年11月1日，第一保育院入驻西安市一区信义巷，1950年4月14日，更名为西北儿童保育院。从此，我国儿童保教事业开启了历史新征程。

二、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发展经验

（一）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实践证明，教育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有正确的发展方向。[21]在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处于最高领导地位，发挥着总揽全局、引领、协调各方的作用。儿童保教方针的确立、保育院的选址与规划、保教经费筹措与分配、儿童保教工作的开展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进行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边区政府积极响应总会“儿童公育，集体养教”的方针，形成了以“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各机关组织部”为核心的组织领导体系。第一保育院建院初期，毛泽东、朱德、项英同志为保育院捐款700余元。毛泽东亲自题词“儿童万岁”，洛浦题词“未来的希望”，朱德题词“保育后代”，周恩来题词“革命娃娃万岁”。[22]1940年，朱德、林伯渠和徐特立分别前往保育院指导工作，并为其题词“耐心地培养小孩子”“新的战士在孕育中”“保证儿童心身平均发育”。[23]革命领导人的题词，使儿童地位得到了充分的确认，给保教人员以巨大的鼓舞，并为儿童保教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第一保育院形成了以杨芝芳院长为核心的领导体系，并制定了一系列院部工作细则、制度及相关条例，[24]引领着边区儿童保教事业的发展。中央托儿所、第二保育院及各机关托儿所党组织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完成了党赋予她们的历史使命。行军前夕，毛泽东专门去托儿所看望了孩子们，仔细询问了托儿所的准备工作，挥笔写下了“已有进步，更求进步”[25]八个大字，极大地鼓舞了托儿所全体同志的信心。行军路上，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严密安排与保护下，保教人员以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用自己的智慧与敌人周旋，与疾病抗争，与反革命分子斗争，最终战胜了各种困难与挑战，安全将孩子们送到党的怀抱。正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边区儿童保教事业的发展。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才能从普及走向高质量，进而走向可持续性发展。

（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构多元一体的社会支持系统

“儿童这座桥梁”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抗战爆发后，宋美龄、李德全领导战时儿童保育会以“团结”为起点，形成了最广泛的妇女统一战线，如中共长江局妇委的邓颖超、孟庆树，妇女救国会的领导人史良、曹孟君、沈兹九、安娥、刘清扬等妇女同志，动员组织各阶层妇女参加战时儿童保育工作，为全国儿童保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与智力支持。其次，在宋庆龄先生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下，各种医疗器械、奶粉、衣物、捐款及各种注射用的疫苗转交到了边区保育院。抗战时期，来自海内外的华侨捐款达13亿元之巨。[26]再者，保教工作得到了各机关党政军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时，总是亲自阅示保育院写给总会的拨款报告。20世纪40年代初，白喉在边区难以控制时，周恩来副主席委托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特地给保育院捐了医药，遏制了白喉病菌的蔓延。[27]最后，保教工作得到边区人民群众的关心与支持，尤其在行军途中，群众承担出民工、出牲口、派车辆、撑渡船等任务，孩子们被民工叔叔背过，用箩筐挑过，赶牲口送过，大车运过。当时若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当然，还有很多不知名的港澳同胞、国际友人、爱国民主人士、人民解放军及老百姓为中国的抗战胜利、为中国的儿童保教事业做了无私的奉献。这是我国儿童保教史上前所未有的篇章，也是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