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诉求、社会逻辑与实践路径

［摘要］以社会学理论视角为切入点，运用社会构成的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精神文化“四要素”分析框架进行系统分析可知，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立足县域经济统筹发展，助力县域政治生态稳定，满足县域社会美好生活需要，创设县域良好文化环境。由此，从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念、区域特色、功能定位、条件保障等方面寻求路径突破，提出推动县域中等职业教育“技能化”发展、“区域化”发展、“多元化”发展、“长效化”发展，从而为实现我国县域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依据。

［关键词］县域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社会逻辑；实践路径

［作者简介］郑立群（1982- ），女，山东沂水人，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山东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硕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002）王忠英（1996- ），女，山东费县人，济南职业学院，硕士。（山东  济南  250014）和震（1969- ），男，河南焦作人，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职成所所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重点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政策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3ZD058，项目主持人：郑立群）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01-0023-08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跃入大众视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高质量发展有了更清晰的战略定位。2023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反复多次强调“高质量发展”，表明高质量发展已由我国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系统各领域，成为我国现阶段重要的战略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探讨与经济领域联系最紧密的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作为职业教育基础部分的县域中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县域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诉求

（一） 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诉求

近年来，“高质量发展”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频词汇，不仅作为一种研究背景，也成为一种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从概念上看，“高质量发展”包括“质量”与“发展”两个关键点，“质量”涉及内涵建设，“发展”与效率效益相关。“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看似简单却不易把握的概念”，其发展价值具有“多维性和丰富性”［1］。同时，这里的“高质量”不是与“低质量”相对应的概念，也不是一种被无限放大的“高质量”，而是“以质量和效益为价值取向的发展”［2］。从研究领域看，“高质量发展”最早源于经济领域，涉及宏观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率、均衡等。它基于经济学基础的“质量”，即“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同时，它还存在于竞争领域的“质量”，即“具有更高性价比因而能更有效满足需要的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特性”［3］。后来，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延伸到它对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产生的影响，即高质量经济发展带来高质量社会、政治、文化发展。逐渐地，“高质量发展”从经济领域拓展到了社会领域，开始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领域相互联系理解，并由此形成一个多要素构成体系［4］。从研究内容看，“高质量发展”在传统发展经济学中主要是“生产力落后、供给短缺条件下如何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现在转向了“社会生产力不再落后、资本和产品供给不再短缺条件下如何发展的问题”［5］，以及由此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发展战略转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市场体系深化、分配结构调整、空间布局结构优化等要素。总之，“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一种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理念，也是一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方式。

（二）县域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诉求

县域在中国社会“是一个特定的有着悠久历史的社会单位和行动主体”［6］，它最早兴起于春秋战国，在《通典》中记载为“春秋时，列国相灭，多以其地为县，则县大而郡小”。自秦朝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被世人熟知，至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且在中国素有“郡县治，天下无不治”的传统认知。有日本学者在研究明清县域社会时发现，县域社会能反映出一个地方有力阶层掌握主导权，并由此提出这个生活世界中包括三个鲜明的亚世界：“小农的‘社’世界、下层士人与商人的‘乡脚’世界和乡绅的‘县社会’”［7］。可以说，县域社会的稳定发展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因此，县域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决定着我国社会整体的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县域作为城乡联结的重要纽带，为推动我国乡村振兴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方面，县域在经济上引领我国发展，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2001年，“全国县域GDP为5.4万亿元，占全国的56%”［8］。根据《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报告2022》和《中国县域工业经济发展报告（2022）》，我国GDP超过千亿元的县域共计45个，县（市）生产总值从2017年的34.7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3.3万亿元，首次突破40万亿元大关。可以说，县域经济是构筑中国式现代化底座的基石，没有县域现代化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整体的发展水平。县域社会作为我国比较稳定的社会治理单位，在长期治理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共同体。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县域社会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2001年，“中国最发达100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782元，是全部县（市）平均水平的3.2倍”，“非农产业比重为89.4%，比全部县（市）平均高出15个百分点”；对比最发达100县和最不发达100县，综合发展指数扩大到“3.75∶1”［9］。2021年，中国GDP超过千亿元的县域共计45个，人均GDP为13.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倍。总体上来看，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向西逐步下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总之，伴随着社会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要实现县域经济和县域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本区域社会现实，在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上下功夫，并且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带动整个县域社会的现代化。

（三）县域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诉求

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70多年的变革与发展，为国家各行各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现阶段，中等职业教育仍然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基础环节。“解决不好中职的基础性问题，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体系就无从谈起。”［10］县域中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对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和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国家政策反复强调中等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中的基础地位。“公共政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对人们行为产生引导与约束作用的价值准则与规范。”［11］教育政策能反映出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基础性作用的重视程度。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统筹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在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中的基础性作用”。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大力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质量”“注重为高等职业教育输送具有扎实技术技能基础和合格文化基础的生源”。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需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支撑。但是，目前的技能供给质量较低，导致制造业产业结构与技能供给不匹配。“全国技能劳动者1.65亿人，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3%，高技能人才4791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29%。”［12］这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结构短缺矛盾已经比较突出。所以，中等职业教育既要培养直接服务于制造业的技术技能工人，还要为高等职业教育输送能够继续深造的技术技能人才。中等职业教育大多分布在县域，其在为县域社会发展输送技术技能人才的同时，还要考虑服务县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谓任重道远。

二、县域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逻辑

社会逻辑的价值追求是公共性，而高质量发展又是社会公共性的重要时代课题之一。县域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逻辑，可从帕森斯“社会（系统）”的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精神文化领域“四个构成要素”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一）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立足县域经济统筹发展

县域经济处于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结合点，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以服务区域经济生产为主，其高质量发展自然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

1.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要优化县域劳动力结构。现代职业教育是工业经济的产物，自诞生始，即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其核心是服务人类生产，与劳动力结构紧密相关。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人力资本也是经济资本，职业教育主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有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的增收效应优于普通高中［13］。实际上，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一直围绕技术技能人才结构优化展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等职业教育为当时的计划经济培养了大批具有专业技能的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充分发挥了职业教育的就业功能；后来，中等职业教育兼具了满足个人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就业功能和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基础教育阶段的升学功能。虽然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经历了数次演变，但由于学校多建立在县域社会，其培养的人才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将职业教育定位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素质。

2.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要推动城乡经济融合。城乡融合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在我国，县域内大多数土地和人口属于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入非农业部门，比例由1990年的20%上升到2011年的43%［14］，而中等职业教育在城乡劳动力转型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就业服务功能。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中等职业教育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同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2019—2020年）》，提出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是促进就业创业、乡村振兴和扶贫脱贫的有效途径，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动能培育有重要作用。新时期，县域高质量发展将核心内容聚焦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方面，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也需要服务于城乡的统筹发展和深度融合。

（二）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助力县域政治生态稳定

英国教育与技能部在探讨“高质量学习”时认为，“高质量的学习与高收入、低失业率、更高的健康水平和低犯罪紧密相连”［15］。中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县域政治生态稳定的重要保障。

1.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要助力维护县域民生稳定。职业教育诞生之初，即为社会底层服务，力图打破阶层、等级限制，使教育真正面向人人。聚焦关注和改善普通民众子女的教育问题，这是中等职业教育的重点目标，也是中等职业教育的特色所在。有学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90%为农民子女”［16］。可以说，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多是普通教育中的弱势群体或者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中等职业教育肩负着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重任。所以，国家出台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政策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民生的需要，使其发挥促进社会稳定的独特作用。

2.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要助力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按照现行“普职大体相当”的中考分流政策，中等职业教育面向的群体多为初中阶段分流后的学生，一般学业成绩排名在后50%范围，分流前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太被学校和教师重视。这部分学生前期的学业成绩与工作技能不挂钩，学历文凭又达不到社会普遍标准，再加上心智发育未成熟，如果不接受职业教育流入社会处于无业或者失业状态，就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这部分学生多数在义务教育阶段获得感较少，如果被迫分流到职业教育领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落差，需要通过中等职业教育培养良好的技能和素质，帮助他们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