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赋能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研究

［摘要］从整体性治理理论来看，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存在治理主体、资源要素和组织形态的“碎片化”问题，分别表现为：信息共享融通不足，互动沟通亟待加强；资源共建共享不足，资源整合需要加强；治理机制有待完善，协同治理有待提升。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生产力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可以破解以上问题，数字技术的连接能力可以赋能信息畅通，数字技术的整合能力可以赋能资源共享，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可以赋能组织治理。基于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实际需要，数字化赋能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可采取的举措包括：搭建产教信息联动网络，助力人才培养；夯实产教资源共享载体，服务产业发展；完善内部数字治理体系，提升发展效能。

［关键词］市域产教联合体；整体性治理；数字技术；新质生产力

［作者简介］李雨健（1992- ），男，浙江丽水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在读博士，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天津 300222）张燕（1975- ），女，浙江衢州人，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浙江衢州 324000）梁卿（1978- ），男，安徽怀宁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天津 30022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港产城融合发展背景下天津产教联合体的功能及其优化路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TJJYQN23-001，项目主持人：张慧）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01-0014-09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正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催生的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质态的生产力，与职业教育存在双向驱动、相互赋能的内在逻辑［1］。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提供高素质技能人才和科技创新人才［2］。新质生产力反过来也能赋能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新质生产力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赋能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产学研结合和教育方式的变革等。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集中探讨作为新质生产力组成部分的数字技术赋能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问题，使得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更好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时代音符。

一、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内涵与特征

为解决信息时代下，政府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西方公共管理学界继新公共管理理论之后提出了整体性治理理论［3］。整体性治理的对象往往是由多主体的价值冲突等造成的棘手公共问题。棘手问题在政府组织部门间的客观表现形式就是“碎片化”。在政府管理领域，“碎片化”指的是政府的职、权、责长期处于碎片化状态，引发了部门主义盛行、各自为政的现象，进而导致了管理分割、服务裂解等诸多问题［4］。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旗手是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Perry Hicks），他强调政府应超越传统的部门分割，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构建一个全面、协调、整合的治理体系，以解决“碎片化”问题，从而提升政府治理的效能与效率，共同为公众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整体性治理理论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典型特征：治理目标为服务公众需要，治理机制为协调、整合和责任，治理手段为数字技术。在整体性治理理论中，一是政府需要承担起治理导向的角色，以服务公众需要为出发点，确保治理活动始终围绕公民的利益和需求进行。二是整体性治理强调以协调、整合和责任为治理机制，政府需要发挥在组织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确保治理活动的顺利进行。三是政府还需利用数字技术手段，促进治理层级优化和功能融合，推动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的有机协调与整合，从而提升治理效率和质量，为公众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体验。四是数字技术在不断拓展应用场景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供需对接精准化、资源整合平台化、服务管理智慧化等特点，有助于推动政府、社会组织及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实现有效协同，从而催生公共服务治理的整体性成效，即通过数字化赋能公共服务治理，打破传统基于层级与职能划分的碎片化组织形态限制，促进跨部门、跨层级的协作，形成以整体服务为导向的治理模式。

总而言之，整体性治理是针对“碎片化”问题，以满足公民期望为主要治理导向，以整合多元主体来建立信任与协同治理为核心机制，以注重运用数字技术为治理手段，促使多主体、多部门间的数据和信息畅通、资源和功能整合与信任搭建，使公共服务主体进行跨部门间协同合作，从而为公民提供一体化的全方位整体性服务［5］。

（二）“碎片化”：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现实问题

整体性治理理论针对的是政府部门因职能分工而导致的职能履行“碎片化”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体性治理理论只适用于政府管理领域。从更深层次讲，与其说整体性治理理论针对的是政府部门，不如说针对的是“碎片化”问题，针对的是多主体的协作问题。也就是说，但凡存在“碎片化”问题或者说多主体的协作问题，都有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进行探究的可能。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不难发现，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也存在明显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碎片化”、资源要素“碎片化”和组织形态“碎片化”。

1.治理主体“碎片化”：信息共享融通不足，互动沟通亟待加强。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说：“第三次浪潮不仅简单地加速了信息流动，还深刻地改变了信息结构。”［6］在21世纪，信息将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这意味着，在信息化社会中，信息将是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要素。良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应该确保联合体内数据透明和开放、信息流动畅通无阻。信息的快速、准确和高效流动，才能减少乃至消除“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只有保障市域产教联合体内不同主体的数据权和信息权，才能提升多元主体的信息治理能力，保障多元主体的管理精准化和决策科学化。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职能和价值诉求的不同，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各主体间存在“条块化”的割裂，导致信息壁垒和互动脱节，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各主体间的“碎片化”特征。由于传统科层级遵循自上而下、层级分明的管理体系，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之间拥有独立的数据系统和标准，且对企业开放不足，各主体间数据、信息无法有效融通。由于校企间缺乏统一的数据接口，人才培养数据采集平台难以进行系统性采集，导致共同实施学业考核评价时缺乏翔实的数据支撑。又如多元主体间缺少以供需耦合为导向的全程可追溯的动态信息服务平台，缺乏信息反馈机制等问题，导致专业设置与行业需求脱节［7］。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多元主体间还存在着信息品质、信息选择、信息时间和信息风险不对称等“碎片化”问题，导致不同主体的治理能力、治理参与程度和治理水平有差距，从而影响产教融合契约的履行［8］。由于缺乏信息共享平台和价值冲突，各主体间互动沟通频率较低。互动沟通的缺失又会进一步降低组织内部各主体的默契和信任，增加工作的复杂性和信息传播成本，最终陷入松散式合作［9］。

2.资源要素“碎片化”：资源共建共享不足，资源整合需要加强。产教资源是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核心，其聚集度和特色决定了高技能技术人才的培养质量［10］。良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应该整合教育教学资源、汇聚生产性实践资源和优化技术资源，实现多元主体各类资源的共建共享。这不仅能减少新建资源的浪费和提高现有资源利用率、效益，还能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实现产业与教育的深度融合。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产权归属等问题，产教间的资源要素难以有效整合和高效流动，呈现“碎片化”的特征。

第一，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存在产教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一方面，部分学校因财政投入不足而难以建立满足市场岗位需求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招聘到优秀的实训指导教师，无法充分保障学生实践项目的开展。另一方面，一些大型企业具有丰富的实践教学资源，包括先进的生产设备、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等。此类产教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将严重影响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抑制市域产教联合体效能的充分发挥，阻碍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一体化发展和融合性发展。

第二，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可通过资源共建共享解决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但由于个体利益异质化，部分主体不愿参与资源共建共享。大部分高校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和产业水平的影响，难以吸引和汇聚企业资源。尽管部分高校已与企业进行了资源整合，如建立订单班、共建实训基地等，但只是教育要素的简单叠加，“拼接”特征明显，融合程度不深。部分主体基于自身利益不愿乃至抵制资源共享，甚至存在集体利益争夺化的不良现象［11］。部分主体在资源共享的供需对接方面除了共享意识薄弱外，还存在共享形式单一、共享领域受限、共享平台缺失等问题，导致市域产教联合体内部未能建立持久稳定且不断发展的合作关系，智力资本和经济资源未能有效整合，市场化流通局面也未能形成［12］。

3.组织形态“碎片化”：治理机制有待完善，协同治理有待提升。组织形态是市域产教联合体发展和成熟的重要载体。良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应该建立有效的决策、执行、监督、评价和问责等机制，完善组织建设，提高组织效能，从而增强联合体的整体竞争力。良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应该采用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代替以往政府统管的“单中心”管理模式，确保各方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实现权力主体与责任主体的统一，从而发挥各主体在合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联合体的内在活力［13］。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自利性目标导向，部分企业基于成本效益分析不愿参与到市域产教联合体治理中。部分院校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持观望态度。治理主体协作纽带的缺乏和整体性的缺失，使组织发展处于无序状态，进一步导致组织形态的“碎片化”。

第一，市域产教联合体存在组织制度设计方面不足、实体化程度不高等问题［14］。例如，部分高校的组织管理制度存在短板，主要有管理架构效率低下、顶层设计不完善和制度不健全等；高校与企业在联合过程中缺少激励机制和考核制度［15］。又如，部分市域产教联合体虽成立了“政企校研”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但实际工作缺乏明确负责人，任务执行不到位，项目推进无人监管，使得联合体的实际运作偏离实体化，更偏向虚拟化、空心化和表面化。

第二，由于社会属性不同、经费渠道各异、价值诉求不一致，导致各异质主体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目标的理解存在差异，难以相互支持和配合，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停留在表面。实践中，教育的公益性与企业的资本逐利性之间长期存在“公私”矛盾，致使各主体缺乏参与市域产教联合体治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难以形成多元主体同频共振。即使参与市域产教联合体治理，部分主体会受经济属性影响，遵循效用主义思想，导致联合体内部的利益链条衔接不够稳固，利益联结关系较为松散。外在表现为合作缺乏连续性，合作带有偶然性和随机性，难以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生［16］。

二、数字化赋能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内在逻辑

面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过程中的“碎片化”问题，可以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以数字化为技术手段和治理工具，促进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与机制协同。数字技术范式具有“强连接”“深度共享”“多中心”等特征，能有效化解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促使联合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从而让市域产教联合体助力市域传统生产力效能提升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数字技术的连接能力可赋能信息畅通

数字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是“连接”［17］。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实现有效的数字化连接，不仅有助于精准识别目标群体，还可以促进各主体间的数据有效对接和改善各主体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增强各方的数据使用能力和信息共享能力，从而减少乃至消除“数据壁垒”与“信息孤岛”。

1.数字化赋能可以精准选择恰当的企业、院校等参与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选择合适的企业、职业院校、科研院所等主体参与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是解决市域产教联合体“碎片化”的组织保证。在以往的产教融合过程中，一些院校贪大求全，追求大城市的大企名企，现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强调区域性，重视本土市域、产业园区等。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可以从行业、规模、位置等信息中筛选合适的企业，同样也能从招生规模、专业设置等信息中筛选合适的学校。这不仅有助于市域产教联合体因“企”、因“校”制宜，体现区域特色成为可能，并且还会因为选择了合适主体参与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而为多主体间数据对接、信息共享奠定基础。

2.数字化赋能可以打破“数据壁垒”，补齐校企两端人才供需不匹配的短板。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整合联合体内学校各专业的学生实习数和企业各岗位的员工需求数，实现供需耦合，提高学生实习和就业的专业对口率。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监测人才需求数，方便学校依据区域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和招生规模。

3.数字技术可以改进各主体间的信息传播方式，从传统的单向、被动的信息传播方式转变为双向、互动的传播方式，从而打破“信息孤岛”。例如，依靠即时通信等技术，实现多人在线实时交流和信息共享。这种线上互动沟通方式，尤其适用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这类多主体远距离组织，极大地提高各方沟通的频率和效率，有利于市域产教联合体内的认知统一和目标融合，从而避免陷入集体行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