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第三年龄大学的发展历程、办学模式及启示

［摘要］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英国第三年龄大学建构了自治式管理与自助式学习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在管理模式创新、课程内容设置、学习策略选取和学习空间整合等方面也独具特色。借鉴英国的发展经验，我国应立足本土语境，优化老年大学办学模式，释放老年学习组织的办学自主性；提升老年大学课程质量，满足老年群体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创新老年大学教学方式，释放老年群体自主学习的能动性；增强老年大学辐射力度，推进老年大学办学空间的均衡化。

［关键词］英国；第三年龄大学；自治式管理；自助式学习；管理体制

［作者简介］郝广龙（1991- ），男，山东临沭人，成都师范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讲师，博士。（四川  成都  611130）李盛聪（1964- ），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8）李宜芯（1991- ），女，四川成都人，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讲师，博士。（四川  成都  610041）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老年教育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为国家战略。2022年3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指出“加快城乡社区老年教育，鼓励和引导老年人搭建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平台”。英国第三年龄大学（University of Third Age，U3A）凭借其独特理念与实践模式而被誉为世界老年教育典范，回顾其办学历程，审视其办学经验，对我国老年大学发展大有裨益。

一、英国第三年龄大学的历程审视

（一）英国第三年龄大学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自助运动的兴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英国政府开始探索由“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转型的道路。第三年龄大学正是在缓解财政负担、消解社会矛盾和回应自助运动的时代语境下应运而生的。

在经济领域，国家主导的社会福利体系在经济危机下支离破碎，英国政府无力支付社会福利开支，寻求民间力量介入以填补财政赤字。民众则囿于紧缩型福利政策而不得不寻求养老、医疗和教育自救的可能，消解福利制度体系破碎引发的生存危机。［1］与此同时，倡导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撒切尔政府，也着手探索自由市场和社会成员共同承担社会福利开支的新型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以民间资本和个人自助的方式取代国家出资模式，释放民间团体的经济活力。在《社会保障改革法案》等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的政策出台后，英国“小政府，大社会”的福利保障格局逐步建构并趋于稳定，为英国第三年龄大学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温和适宜的经济环境。

在政治领域，新左翼势力认为公共资源投向能源、军工、科技和制造业等高经济回报领域的行为，挤压了其向医疗、教育、福利等领域投资的空间。由此掀起了“新社会运动”，号召有志之士为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争取政治地位、经济保障、医疗和教育资源。在此背景下，以自我赋能为宗旨的自助运动蓬勃发展，各类自助型团体纷纷涌现，个体、行业、慈善机构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的积极性持续增强。当时英国老龄人口（超过65岁）中，仅有约4%的人能够接受再教育，且这些人几乎全部来自中产阶层［2］。底层群体养老和教育需求上的结构性断层倒逼英国政府改革福利制度。在“民间推力”与“执政压力”的综合作用下，英国政府着手优化政策制度环境，规范和引导民间力量共治社会福利事业。

在文化领域，第三年龄大学的兴起至少受三种文化价值观影响。一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主主义共同熔铸的政治文化传统。“自由主义内蕴的自主平权精神、保守主义倡导的温和改良理念、民主主义秉持的多元共治观念”［3］，植入了U3A自主办学、民主施教的文化基因。二是批判教育哲学对老年人受教育权的再确证。批判教育哲学强调老年教育是为老年人重新发现自我和释放自身生产活力的赋能机制，是对结构功能主义教育论中“老年人缺乏改变和引领社会发展能力”观点的理性纠偏。这种倡导老年人有权借助再教育方式谋求生活改善与精神闲逸的教育理念，也为U3A发展注入了文化活力。三是知识民主观对制度化教育规训性的揭露，指明了老年人再教育的自我超越性。这为老年人借助非制度化教育重审生命历程和超越既有教育观念束缚提供了空间。

（二）英国第三年龄大学的发展阶段

“第三年龄”（通常55岁以后）指整体处于生命衰退期和社会边缘化境地的社会成员，他们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身体衰老但精神饱满。当然，生理特征并非绝对划分依据，那些退休后兼职的人也归属该阶段［4］。

1.酝酿阶段（1960―1980年）。1960年，英国国家成人教育研究所和纳菲尔德基金会联合发布《教育与退休：关于教育与晚年休闲享受的关系》报告，指出英国老年人口比例将快速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能领取退休金以接受继续教育的老年人不到5%［5］。该报告呼吁政府加快老年教育立法和经费投入，扩大老年人继续学习的机会，释放老年人的再生产效能。不久，英国政府、各教育机构和学者掀起了老年教育改革思潮，鼓励专家学者奔赴其他国家考察。1978年，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等人赴法考察了图卢兹第三年龄大学“政府主导、高校参与和讲求学术”［6］的办学经验，并撰写“英国老年教育考察心得”，呼吁创建英国第三年龄大学。此阶段对英国U3A的创建设想仍构筑于“国家主导”立场，老年人已不再被视为“拖后腿的部分”，而被视为某种待开发的人力资本。正如英国老年教育专家安东尼·修斯（Anthony Hughes）所言：“老年人不是贫穷、懒散和向社会索取的无用之辈，他们完全有能力将所学所知回馈给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7］人力资本论提供了政府助推老年教育发展的行动逻辑：通过再教育机制释放人力资本红利，缓解公共福利事业的财政负担，消解人口老龄化引发的治理危机，关切老年群体需要以获得执政公信力。

2.创建阶段（1981―1992年）。1981年，拉斯莱特等人在剑桥起草了“第三年龄大学办学目标、原则和制度结构”［8］，创办了《办学简讯》，并借助复活节学校、教与学小组等方式服务老年人。创建之初招收学员75名，而次年的报名人数就达到887名，并接受了慈善组织约9000英镑的经费捐赠。1983年，负责推广U3A理念和协调U3A管理事务的第三年龄信托成立，当年该信托基金就新接收了8个地区的U3A成员和超过1万英镑的捐赠。1988年，第三年龄信托以102票支持、4票反对的方式确立了第三年龄大学的自助和慈善属性［9］。截至1990年底，英国第三年龄大学总数超过110个，会员总数超过12000名。“法国模式”为英国U3A创办提供了灵感，但英国U3A并未以此为蓝本。第一，它不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模式推进，转而借助民间力量自助办学。“英国社会长期以来积累的基于基层动员以推动社会改革的集体经验，决定了U3A无须走法国路子，按照垂直化办学逻辑推进，而应当立足基层自治和成员共治的文化传统，探索自助式办学路径。”［10］第二，它认为老年大学无须依附正规教育体系，试图遵照“第二年龄”教育模式推进老年教育。正如马文·福摩莎（Marvin Formosa）所言：“正规教育是告诉你所急需的信息，U3A则帮助你回顾和审视那些内嵌于身的经验或感悟，重新获得关于我是谁和我应该怎样生活的认知与能力。”［11］第三，它不走精英主义教育路线，不预设成员资格门槛。正如丽贝卡·帕特森（Rebecca Patterson）所言：“U3A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精英文化的表达，是那些被剥夺了公平教育机会的人的求助对象……支持终身教育权利的挑战。”［12］第四，它强调老年人的经验和阅历是丰富的教育资源，应当引导和支持他们将这种个体性资源共享给其他成员。这种以兴趣为旨趣的教育理念，渗透着博雅教育的光荣传统和绅士教育的闲逸定位，赋予“英国模式”以独特魅力。

3.发展阶段（1993年至今）。20世纪90年代，英国U3A的管理与教学模式趋于稳定，自治属性不断强化，课程体系不断丰富，教学模式不断创新，成员数量不断增长。在英国，各地区第三年龄大学在课程互享、场地互借、会费互惠等议题上协同合作，并接收来自国家继续学院、慈善基金会和个人等的捐款以维持正常运转，吸纳超过40万名成员，开设200余门课程。在国际上，英国U3A成为国际老年大学协会的准会员（享有非投票权外的其他权限），开始与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和中国等地的U3A交流办学经验。进入21世纪，英国U3A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1年底，全英已有约1100所U3A，在册学员数量则超过60万，并以每年约6.5%的速度增加［13］。管理水平持续提升，推行“U3A畅通证”制度。国际声望不断增强，获得国际老年大学协会正式会员资格，其所倡导的自助教育理念和行动模式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开辟了第三年龄大学办学的“第二条道路”。实践证明，英国U3A在增进老年人健康福祉和延缓其心灵衰老周期等方面卓有成效［14］。2021年的大规模在线调研数据表明，“U3A强化了成员作为独立、勤劳和有创造力的公民的意识，提供了摆脱孤独感和被边缘化的策略”［15］。

二、英国第三年龄大学的办学模式

（一）自治化的管理模式

1.秉持自主化的办学原则。一是第三年龄原则。不以生理年龄为接纳成员的唯一依据，而是根据成员全职职业的终止和持续时间来判定；摒弃社会交换论将老年人视为无交易价值产物的观点，将其视为能够自我赋能和社会再生产的人；注重倾听成员的心声，警惕中产阶级文化壁垒对劳工阶层和底层群众的无意识性忽略；在顶层设计上强化自组织性，要求组织管理、学习安排和服务事务均由成员负责，任何决议或方案均需得到成员广泛而持久的认可。二是自助原则。章程拟定、战略规划、经费筹措、场地服务、人员聘任等均依循“自发自愿”的管理原则，学习场所的选择、内容的确定、方式的选用和组长的推选等均由志愿者公开议定。志愿者既是组织管理者也是学习服务者，既是教师也是学生，彼此间不存在权责依附关系［16］。在学习层面，在哪儿学、谁来教、学什么、怎么学等均由成员自定，鼓励成员以更贴近自身生活世界和心灵诉求的方式，就共同关切的兴趣话题进行民主对话，“消解学术权威对弱势群体的价值观规训”［17］。三是互助原则。一方面，悦纳政府、市场、行业、慈善机构和个人在场地、资金和人员上的帮扶，但并不按照这些帮扶者的话语模式和价值诉求来调整自身定位和权力结构。另一方面，警惕知识等级化塑造的学习秩序化危机，倡导合作互助式学习，鼓励成员慷慨地分享彼此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验，引发成员间的情感共鸣和心灵归属，进而实现自助与助人的协同化。他们坚信“将资格证书和知识权威排除在外，才能确保学习者自由、自主、协同地决定学习内容和方式，收获同伴间的亲密感、协同合作的成就感和知识共享的喜悦感”［18］。

2.构建扁平化的管理体系。英国U3A拒绝成为“官方的、国家建立的、专业教师及其管理结构的一部分”［19］，而是扎根本土语境，构建“自下而上”的扁平化权力结构体系。首先，不隶属政府管理体系。它遵照《慈善信托法案》《社会组织法》《公司法》等对自身定位、权责关系、监管权力、经费审计和人员聘任等议题的规定来明晰自身属性和治理权限，并精准划定自身与政府牵头推进的开放大学、社区学院、成人与继续教育机构等正式教育组织的权责界限。负责全国各U3A日常管理和咨询服务事务的国家执行委员会不具备法律或政策强制性，仅负有义务服务责任。第三年龄大学地区委员会也不接受第三年龄信托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指令，而是自行决定和执行由委员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三者虽存在指导服务的嵌套关系，但并无权力辖制属性，彼此间互不干涉、高度自治，不负有绩效或监管责任。其次，不依附大学母体办学。第三年龄大学反对沿袭“第二年龄”办学模式的做法。在他们看来，个人主义文化引发的孤独感和被边缘化，不能靠集体主义文化教育模式来消解，只能回归自我存在的立场寻求破解［20］。接受大学标准化和秩序化教育将束缚老年人的精神空间，破坏其自主意识与能动性，导致其丧失从自身经历中探寻生活意义和见解的机会。故而英国第三年龄大学不会寄生于大学母体，而是在合理借用大学场地、资料、师资和设备的基础上，谨慎地与其保持合作关系，并时刻警惕这种关系对组织及其成员独立性的削弱。最后，不追求较高学术水准。不刻意聘任学术水平较高的大学导师、研究员或其他专业人员，也不倡导用导师、教师或教员等等级化称谓，而是使用小组召集人、组织者和协调员等民主化称谓。“U3A没有遵守专业标准的义务，任何成员感兴趣的主题、活动或课程等均可学习，即便这种知识毫无‘学术性’。”［21］高学术标准会抑制老年人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学术专业化内蕴的知识权威将会持续剥夺老年群体按照自身想法和兴趣探讨问题的话语权，容易导致老年人错过重新发现自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