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职业教育融入“终身学习系统”的过程与机制研究

［摘要］作为经济腾飞、社会稳定的基石，新加坡的职业教育历经生存取向、效率取向与创新取向三个发展阶段。21世纪，为适应职业流动、技能更迭常态化的未来趋势，新加坡以职业教育融入“终身学习系统”的策略回应，深耕人才培养的三个维度：以制度融通协同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实现发展的广度；以技能框架协同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实现教育的长度；以无界文化融合职业教育与社会生活，实现学习的深度。

［关键词］新加坡；职业教育；三教协同；终身学习

［作者简介］林杰（1975- ），男，安徽滁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刘业青（1997- ），女，河南鹤壁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在读博士。（北京  10087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新加坡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2IICEZS01）

［中图分类号］G719.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07-0094-08

一、引言

职业教育是新加坡人才立国战略的关键环节。新加坡政府始终高度关注职业教育，其职业教育发展迅速，短短数十年便取得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效。2022年新加坡教育部长关于《终身学习：自信面对新明天》的演讲，揭示了新加坡教育变革的信念与奥义，即终身学习。新加坡职业教育的实践主线正是构建一个以终身学习理念为基，服务全民职业生涯终身发展的教育支持系统。终身学习的概念并不时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加坡之所以选择这一理念来改造职业教育，主要原因是职业教育过去秉持的“终结性”技能观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及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所需。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只有具备终身学习力的成长型劳动者，才能在未知与变迁中持续保持职业胜任力。为匹配职业变动与转换的常态化趋势，新加坡政府、学校、市场纷纷加入支持职业教育终身化的行列。

终身学习脱胎于终身教育［1］，二者往往被混同，导致终身学习延续了终身教育的“刻板印象”：要么聚焦于学校教育之后的继续教育、成人教育阶段，暗含割裂学校教育与继续教育阶段的预设；要么视终身学习体系为不同教育学段的“拼盘”，见整体而不见内在关联。这造成终身学习的教育主体泛化，使学校绕开了推动终身学习的责任［2］。由此导致终身学习 “承诺多于实施”，未能有机地衔接于各级各类教育中。

事实上，职业教育是实施终身学习的主要平台之一。近十年，新加坡以终身学习理念整合教育体制，成功建立多通道成长、多形式衔接与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使得职业教育成为“终身学习系统”的参与主体，连通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而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协同发展也正是我国职业教育变革面临的最新挑战。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在巩固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基于此，本研究主要聚焦两个中心问题：首先，新加坡职业教育为何向“终身学习系统”演进？其次，如何通过三教协同将职业教育发展融入“终身学习系统”？同时，从南洋理工学院的案例切入，尝试透视其实践机理。

二、新加坡职业教育融入“终身学习系统”的动因与过程

过去60年，新加坡的职业教育并未线性演进，而是以接续不断的重估与变革为标志，始终追求青年学生比上一代人接受更好的教育。当前，新加坡职业教育参与“终身学习系统”的动因与旨向，与其职业教育变迁的过程密切关联。

（一）生存取向（1959—1978年）：保障职教生源，形成培训认证

1959年，新加坡自治之初，只有两所技术学院和一所职业学院。当时，新加坡外部强国环伺内部一盘散沙，国土狭小且自然资源稀缺，极端的生存条件下，人力资源是其唯一能利用的资源。因此，新加坡确立了“人才立国、人才兴国”的国家观念，而有效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实现其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关键一环。

早在独立前夜，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即展开一项全国性职业与技术教育调查，收集到创立更多职业与技术学校的建议。当时，新加坡国贫民弱无法自给自足，严重依赖跨国公司，通过提供廉价劳动力，出口低技术含量产品维生。为解决低技能低工资招致的高失业率问题，李光耀主办经济发展局，授权其改革、壮大新加坡的制造业，改善新加坡技术人才的就业环境与支持条件。1965年，新加坡主权独立，教育担负改善国民素质的重要使命，提高基础教育入学率，扩大学校规模，增加教师数量等一系列“扫盲”措施如火如荼。但彼时，新加坡约90%的中学毕业生选择学术教育［3］，悬殊的生源导致产业工人短缺。为改善教育失衡，新加坡开始将职业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1968年成立技术教育部，整合职业与技术培训，领导一项重大改革：职业学校转化为更专业的职业学院或与学术类学校合并，改变原有的中学课程，技术培训为前两年必修，加入培养学生职业兴趣的内容。

职业教育占据教育系统的一席之地后，提高与保障技能水平，形成认证体系成为重点。1973年，新加坡成立工业培训委员会，接管技术教育部的职责，不只统合政府各相关部门，也加入企业雇主、劳工代表，向各专业和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咨询培训需求与课程设置，制定了简要的技能资格认证，并引入学徒计划，与跨国企业成立联合培训中心。1979年，该委员会和成人教育委员会合并为职业与工业培训委员会，统领各阶段职业教育，通过考试与认证，将职业培训系统化、专业化。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新加坡尚处于劳动密集型的低生产力水平阶段，职业教育初创，保障劳动力、解决就业与培养技能是其主要任务。教育分流制度也尚未形成，所有学生参加统一的国家考试，所有学校均为公立学校。

（二）效率取向（1979—1999年）：确立职业教育制度，提升学校培养质量

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石油危机波及新加坡，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弊端显露。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只有加入高科技世界，提供各国争相支付的高附加值产品与服务，才能改变现状。由此，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一方面，通过税收与福利吸引优质国际企业与人才；另一方面，注重培养本国的中级、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以降低对外来人才的依附。教育的使命由数量转质量，由规模至效率。不仅要延续扫盲时期对基础文化课程、师资、职业培训的优化，还触及教育制度的根本性变革。1979年，为选拔精英人才和培养高技能劳动力，新加坡放弃了早期“一刀切”的教育体制，执行普职分流、多轨并行的全新教育制度，支持学生差异化的需求与灵活的就学选择，对职业教育的地位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

20世纪80到90年代，新加坡职业教育将重点定位在健全制度轨道，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首先是理工学院，作为介于简单技能（低层次职业教育）与复杂智慧（大学）之间的“骨干”，主要培养具有专业性与领导力的工程师，使新加坡能进入并主导一个又一个高新科技产业。此前，新加坡仅有新加坡理工学院和义安理工学院两所专科提供文凭教育，且囿于工程、建筑类专业，后拓展至管理、财务、计算机与软件技术。由于两所理工学院的培训结构不能满足多类型产业的人才需求，特别是急遽扩张的服务业，因此淡马锡理工学院和南洋理工学院于1992年、1994年相继成立，涉及零售、酒店、媒体、护理等领域，实现职业教育的多样化。其次是技术教育学院，作为衔接教育分流中的技术一维，其定位于培训高水平、高素质的技工，实施高层次的技能课程。1992年，经职业与工业培训委员会重组，技术教育学院作为职业教育新模式诞生。它突破传统的技术训练，采取品牌树立、竞赛激励、就业服务与升学培训、校园设施升级等多重现代化手段改造教育，克服了职业与技术教育长期遭受的巨大偏见——学业失败者的归宿。新加坡学生在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技术教育学院与理工学院的比例约为25%、25%、40%［4］，其余10%为另外选择（直接就业、留学等）。

这一时期，职业院校的教育质量也得到根本改善。新加坡引入德国的教学工厂与双元制，广泛应用基于真实情境与问题的在职学习方式。理工与技术学院不仅在校内创设工作环境，也与企业合作开展实习计划，甚至与跨国公司合作培养［5］。高等教育方面也对提高人才素质予以支持，南洋理工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向顶尖职业学院毕业生敞开。新加坡职业教育在该阶段整体驶入快车道，实现了政府培养高水平技术人才以维持经济增长的预期。

（三）创新取向（2000年至今）：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塑造未来职业胜任力

新加坡职业教育第二阶段采用的发展战略亦非长久之计。一方面，资本与技术密集型模式下，职业教育受企业需求主导，所培养的劳动力仅能充当经济市场的“零部件”，不具备主动引领变革、创造需求的特质，不匹配知识经济对创意与创新服务的希冀。另一方面，全球化渗透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从劳动力密集型迈上高科技产品生产的附加值阶梯。新加坡政府意识到，立足未来必须供应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产品与服务。因此，21世纪的新加坡以建成“一个以创造力、创新和研发为基础的经济体”为目标，展现出担当国际金融、贸易与人才枢纽的雄心。为培养胜任新时代的创新人才，新加坡开创了“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的新愿景。

人才培养观的转型使终身学习成为新时期新加坡教育的核心原则。终身学习不仅被正式纳入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名校的育人理念，也在职业教育侧越发凸显。对社会而言，职业教育终身学习系统的建构既是辅助人才与技能始终匹配时代变迁，以维持经济韧性的需求，也是新加坡劳动力结构老龄化威胁下充分开发人力资源的现实对策，同时还有一个东亚传统文化的诱因：大学教育、学术文凭仍然是许多家庭的不懈期望，即使是平庸的大学。因此，为从事技术技能的学生提供终身发展的图景及其配套服务，将有益于保障技术劳动力生源［6］，进一步改善职业教育口碑。对个人而言，知识密集型经济及产业智能升级的全新背景下，某一职业的获得只是暂时成果而不是终结［7］，必须持续学习以提高终身就业能力。这也迎合了20世纪末的国际职业教育观念转向，新职业主义更关注个体的持续发展能力，而不仅仅是社会效率［8］。因此，新加坡新时代的职业教育发展方向是开发每个人的潜能，确保学生进一步学习和升级，为未来就业做准备。不同于只聚焦正规的职前学校教育和职业准备的传统，新时期强调扭转继续教育的边缘地位，健全职业终身学习路径。

首先，兼顾职业发展的长周期，打破职业教育“天花板”，保障升学。以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为代表的理工与社科大学，设立应用学位，使大学教育与理工学院学生、在职人士与成人学习者的技能升级需求保持一致。其次，增设教育主体以扶持职业继续教育。2014年，新加坡设立理工学院与技术教育学院应用研究评估机构，帮助职业学生开拓学术与就业前景，提供更多途径深化其现有技能和获得新技能。同年，新加坡继续教育与培训计划被更新，制定了提供广泛而高质量的继续学习机会，发展雇员技能以保持就业能力的主要规划。最后，健全巩固职业终身发展的制度。2005年，新加坡人力资源部推出一项全国性技能认证标准——劳动力技能资格，其保障职业培训质量，匹配企业与市场需求，为学生职业技能发展建立参照，并相应投入培训经费补贴。2014年底，新加坡政府成立未来技能委员会负责实施《未来技能》框架。因整合了先行的培训与认证制度，该框架的系统性史无前例。新加坡人无论处于求学、职业早期、中期还是退休阶段，都能根据《未来技能》框架形成进一步的技能学习指南，包含各专业的学位、文凭、半工半读与勤工俭学等多项选择，以实现服务个体终身自我发展的核心功能。

三、新加坡职业教育融入“终身学习系统”的特征与机制

2022年，新加坡教育部提出建设有竞争力的国家和有凝聚力的社会的新愿景。在新的阶段，新加坡聚焦广度、长度和深度三个方向，使职业教育融入“终身学习系统”：教育系统内，与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三教协同，超越狭义成功和学历导向；教育系统外，与社会生活融合，超越正式教育和课堂空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