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社会培训高质量发展的现状诠释与体系探索

［摘要］职业教育社会培训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包括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对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方向引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对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现实启示、地方层面对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路径部署。职业教育社会培训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自主设计系统性不足、组织管理系统性不足、平台建设系统性不足、品牌建设系统性不足。据此，提出基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职业教育社会培训体系优化策略：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同向同行的职业教育社会培训认知体系；规范组织建设，构建精准施策的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管理体系；打造实战平台，构建多点多维的职业教育社会培训实施体系；培育拳头产品，构建“一校一品”的职业教育社会培训品牌体系。

［关键词］职业教育；社会培训；共同富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服务体系

［作者简介］叶卫良（1981- ），男，浙江台州人，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助理研究员，硕士。（浙江杭州 31001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浙江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数字技术赋能大学生社会实践：价值意蕴、制约因素与创新路径”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Q2023084，项目主持人：叶卫良）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需要经过区域性试点探索和阶段性目标实现。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既是先行探索者，也是榜样示范者。《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明确了发展目标，并提出了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战略举措，同时为职业教育参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了明确指引。职业教育专注于人才培养和社会技能培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独特优势，在缩小城乡差距与改善收入分配不均这两个领域发挥着显著作用，契合共同富裕核心实质中的“缩小三大差距”要求［1］。职业教育社会培训作为职业院校的法定职责，将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背景下，精准识别社会培训的短板和弊端，探索社会培训的系统化运行机制，对于开展高质量职业教育社会培训至关重要。

一、职业教育社会培训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

“职业教育既是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工程，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支撑。”［2］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重要教育类型，在培养具备高专业素养的应用型人才方面肩负着至关重要的职责。

（一）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对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方向引领

职业教育社会培训不仅是职业教育领域的“私事”，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公事”与“大事”。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已基本完成顶层设计。《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落实职业院校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院校内培训可面向社会人群，院校外培训也可面向在校学生。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十四条规定“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确定了职业教育培训的法律地位，凸显出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再次明确了作为继续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培训工作的发展方向。

我国经济从“重视数量”转向“提升质量”，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对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而通过职业教育社会培训满足这一需求是最切实可行、最立竿见影的有效手段。职业教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也蕴含了丰富的潜能。为进一步释放职业院校办学活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需求，需要抓好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

（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对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现实启示

1.职业教育社会培训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内蕴逻辑耦合。现代职业教育实质上是大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职业教育社会培训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保证实现就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助推乡村振兴，其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具有高度耦合的历史和现实逻辑。具体来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厚植共同富裕人力资本的有效路径”。职业教育培训能够培育社会所需人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成才’，为共同富裕提供高标准、高素质人才”［3］。

2.职业教育社会培训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根本价值趋同。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共同富裕根本指向于人的全面发展，旨在实现人对‘人之为人’的各种本质的充分占有和最大程度解放。”［4］职业教育社会培训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根本落脚点都是人民，即提升人民“高”的综合素养，为人民创造“美”的生活，为人民打造“强”的平台，让人民享受“好”的生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职业教育社会培训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路径兼容。“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赋能共同富裕，在经济层面具有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价值，在教育层面具有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价值，在社会层面具有凸显社会统筹发展功能价值。”［5］浙江省在职业教育社会培训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与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有益经验。浙江省职业院校开展的职业教育社会培训涵盖产业工人、特殊群体、职工素质教育、职业技能鉴定、创新创业、思政理论、文化素质、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等多专业、多种类的培训，能全面匹配并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高质量就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强村惠民行动、山海协作工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等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职业教育社会培训赋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优化职业教育社会培训。

（三）地方层面对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路径部署

从地方政府的具体部署来看，各省对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具体内容和指标要求等做出了详细安排。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大背景下，浙江省充分认识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优化培训结构，提升培训质量，保证培训工作制度落实、资金到位、管理规范、进展有序。第一，为推进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浙江省政府聚力民生实事，对社会人员学历提升、职业教育培训、老年大学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具体部署，并分年度明确各相关职业院校的建设任务。例如，制定《浙江省社会人员学历提升行动计划（2022—2025年）》，提升社会各群体尤其是低学历群体的学历层次和受教育水平，有效开发人力资本，服务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第二，加强职业教育社会培训数字化建设，通过“浙学通”建立一个完善的培训数据收集体系。浙江省教育厅定期开展各类数据分析，全程跟踪，动态监管，以确保培训质效。第三，浙江省总工会、教育厅、人社厅、财政厅等部门正在起草《浙江省职工“学历与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意见》，以进一步明确近期亟须提升的职业技能和职业教育培训的努力方向。

从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具体实施来看，浙江省各职业院校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细，主动融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立足自身专业特色，依托搭建的各类平台科学设计培训项目。职业院校的有力作为与有效探索促进了职业教育社会培训高质量发展。以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等为代表的高职院校在“十四五”发展规划、“双高”建设方案中明确了职业教育培训的具体任务，并在年度考核、教学业绩考核、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等制度中设置了对应的考核权重，在绩效工资分配方案中纳入社会培训服务的对应绩效［6］。根据公开数据，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等17所高校在2023的职业教育培训目标达成项目上均实现了超额完成。

二、职业教育社会培训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

根据组织系统理论的分析，组织系统是复杂社会组织系统，其演进过程的复杂性主要源于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系统内外部的非线性作用和人的有限理性与社会复杂性［7］。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具体实施同样受到外部环境、系统内外部的非线性作用、人的有限理性与社会复杂性的制约。总体来看，职业教育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增进社会公平方面仍蕴藏着巨大的未开发潜能，尚待充分发掘与利用［8］。职业教育社会培训在自主设计、组织管理、平台建设、品牌建设方面仍存在短板，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要求还不相匹配。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提升社会对职业教育学生的认同度，改变职业教育的相对弱势地位［9］。

（一）自主设计系统性不足

2021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规定（试行）》后，浙江省出台了配套政策，为职业教育社会培训提供了规范指导。院校层面虽对非学历教育相关工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重新认知，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体制机制建设缺位。在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规定（试行）》之前，大部分职业院校社会培训处于缺乏制度监管的状态，在具体的业务工作过程中更多借助于现有的诸如合同管理、财务管理、薪酬管理、质量监控等制度进行规制，监管成效不明显。第二，思想认识不到位。职业院校都能认识到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的重要作用，但基于以往的习惯性思维，从领导层面到部门层面，往往把工作重点放在全日制教育上，“重”学历教育而“轻”社会培训。尚有部分职业院校将社会培训作为创造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对社会效益的考量甚少。因而，育训并举的法定职责仍未落实到位，也未能充分利用和挖掘学校现有社会培训资源，开展的社会培训相对偏少。

（二）组织管理系统性不足

教育部明确各高校要建立管办分离的办学模式，规范非学历教育办学行为。然而，职业院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与教育部的要求还存在一些偏差，导致管办分离难以落实。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现象：第一，设定继续教育学院为管理部门、各二级学院为办学部门，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继续教育学院仍参与社会培训，既有管理职能又有办学职能。第二，设定校内某职能部门为管理部门、继续教育学院和二级学院为办学部门，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该管理部门管理不到位，甚至出现实质上仍由继续教育学院行使管理权限的现象，导致管办不分。第三，另行设置一个机构如继续教育处与继续教育学院采取合署办公的方式运行，该机构既是管理机构又是办学机构，职责不清、权责不明。

（三）平台建设系统性不足

1. 各办学要素之间缺乏科学协同。办学平台的构成要素包含师资队伍、配套设施、经费保障、实施平台、品牌项目、课程资源等。各办学要素之间互为协同、互为支撑、相互匹配、同向发力，方能发挥更好的服务作用。当前，职业院校各办学要素之间既缺乏科学配置，又缺乏有效协同，导致师资力量不足、配套投入不够、平台管理松散、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

2.各办学平台之间缺乏有效协作。除校内常设办学机构外，各职业院校都非常重视各类办学平台的申报工作，很多院校都建有国、省、地各级各类办学基地，基地数量众多、层次丰富多元，并分属于校内职能部门或二级学院管理，在资源投入、培训项目实施、经费支持、配套保障、人员配备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别。各办学基地自主发展、各自定位和运营，有些基地的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有些基地因为各种原因存在着“只挂牌不建设”现象。各办学基地之间缺乏协作，导致培训资源的浪费，学校整体培训成效也大打折扣。

3.配套保障措施不完善。从配套设施层面来看，社会培训设施主要与校内全日制教育共用，社会培训专用设施不够完善。调查浙江省杭州市的14所高职院校发现，仅有4所高职院校建有专门的培训中心（宾馆）；其余院校的培训中心同时还承担着对外经营的业务，无法支撑社会培训的住宿需求。从投入经费角度来看，因为系统谋划不足，职业院校对师资、课程、数字化资源等各办学要素的经费投入不够，难以满足社会培训的需求。

4.培训资源整合不够。第一，从教师层面来看，职业院校开展社会培训以学校专任教师为主，以兼职教师为辅。部分专任教师未参加过“培训师”和“咨询师”培训，从事社会培训工作的能力不足，加之由于激励不够等问题，参与社会培训工作的积极性也不高。行业企业兼职教师师资库的建设也不甚理想，使用率较低，许多兼职教师未与学校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第二，数字化资源建设力度不够。职业教育社会培训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很多技术难题，如搭建在线教育平台、设计优质课程内容、保证在线教育质量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当前，职业院校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存在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技术水平不高等问题。而且许多职业院校在信息化建设进程中，偏重于“硬件”设施的提升，轻视或忽视“软件”投入，导致信息化建设浮于表面［10］。

（四）品牌建设系统性不足

中国高校建设“品牌意识”萌发于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品牌具有教育品牌的特性［11］。当前，职业教育开展的社会培训项目质量不高，几乎没有学校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培训品牌项目。究其原因，一是职业院校未认识到社会培训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对品牌建设的投入相对不足，对于品牌推广的渠道和方式了解不足，导致品牌知名度不高；二是职业院校更多关注培训的数量和到款额，对于具体项目的总结和挖掘较少，针对性的品牌规划研究更是凤毛麟角，难以形成拳头产品。与此同时，标准化评价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职业教育个性化和特色化的发展，各校在社会培训方面竞相模仿，同质化问题突出，品牌形象不够清晰和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