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框架与行动理路

［摘要］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是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体现了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历史逻辑，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教育需求的现实逻辑，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的发展逻辑三个层面的有机统一。面向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新内生式发展是职业教育强国的核心动力，具体表现为理念认同的“自信力”、主体协同的“内生力”和资源配置的“外驱力”。据此，需要构建“价值—行动—治理”三维一体的共生模式，灌注职业教育强国“自信之源”；创设“政府—院校—行业企业—社会组织”联结的共生单元，形成职业教育强国“内生合力”；联结“制度—市场—文化—技术”多层次的共生环境，凝合职业教育强国“外驱聚力”。

［关键词］职业教育强国；新内生式发展理论；职业教育现代化

［作者简介］林克松（1984- ），男，江西上饶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薛悦歌（2000- ），女，陕西延安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硕士。（重庆 40071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西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高职阶段科教融汇的课程转化机制与应用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WUS23014，项目主持人：薛悦歌）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13-0005-09

职业教育强国是教育强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体现［1］。职业教育强国既是目标，也是手段。立足新时代洞悉职业教育强国建设问题，是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发展逻辑的高度统一。同时，还需要思考如何使职业教育焕发新的生机，明晰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任务为何。新内生式发展理论从整合性的视角出发，强调事物内外协同发展。鉴于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该理论能够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新思路，践行“跳出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的行动理念，最终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重要支撑。

一、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向度

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是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从民族发展历史来看，通过职业教育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具有必然性；从社会发展现实来看，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能够回应“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现实诉求，具有人民性；从世界发展格局来看，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承担着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的新时代使命，具有创新性。

（一）历史逻辑：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必然选择

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必然选择。职业教育强国史是一部艰难奋斗的辉煌史，职业教育始终以服务国家建设、推动社会发展为目标。在抵御外侮、寻求自立的旧中国，晚清政府面对列强的入侵，开始兴办洋务教育，农、工、商、铁路、电报等各界兴办高、中、初等实业学堂，培养了大批实用型人才，推动了民族工业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催生传统产业变革，黄炎培指出“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育”［2］，中华职业教育社应运而生，并引领和推进职业教育调查、研究和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夙愿提供了力量之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培养国家建设所需人才，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策略，职业教育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础和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特别是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的颁布，确立了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同时，国家多次召开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逐步明确了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走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基本方向。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战略新举措新方案，颁布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核心文件，并且修订施行新的《职业教育法》，从巩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出发，对接教育强国建设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由此，我国职业教育肩负着民族复兴、强盛家国的伟大重任，明确了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逻辑。

（二）现实逻辑：满足人民对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实际需求

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现实逻辑是满足人民对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实际需求，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职业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目前稳居教育体系的半壁江山，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在保证“有学上”的基础上要满足人民“上好学”的理性诉求。人民对高质量职业教育的诉求是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价值。职业教育是个体实现全面发展的主要途径，职业教育本身的跨界性决定了受教育群体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增加了不同特质个体发挥专业所长的可能性，加之完善的助学体系和就业保障体系支撑，在教育公平维度层面有效保障了更多潜在受教育者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服务。同时，职业教育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保障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推进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要坚持人民立场，始终把提高人的现代性摆在中心位置，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秉持人民立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要全面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多元化培养模式和协同式育人机制彰显职业教育的办学优势和办学特色，切实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规模与质量。只有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才能实现“国民强”，并通过外在规律的辐射效应带动“经济强”“政治强”“文化强”“科技强”，建成职业教育强国。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要依靠现代人的发展，培养一批“有技术”“有才干”“有本领”“有志气”“肯奉献”的技术技能人才，通过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动态适应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新职业的发展变化，最终引领广大群众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

（三）发展逻辑：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

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发展逻辑是通过技术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一是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实现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驱动式发展。目前我国已明确在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强调进一步激发人才活力，注重产业技术技能人才开发，提升创新力、竞争力及人才自我孕育能力。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要依靠教育、科技、人才的动态性协同赋能，盘活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二是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同心同行，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考量指标，攸关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度与深度、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要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本然要求，持续完善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体系，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推动职业教育走向内涵式、差异式、特色式、开放式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三是服务国际化发展战略，推进世界职业教育命运共同体建设。当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国际影响力显著高于普通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影响力［3］，“鲁班工坊”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在亚欧非20个国家建成20余个［4］，积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建设职业教育强国不仅是为了自身发展，更是以大国力量惠及其他国家，产生正向“蝴蝶效应”，为世界发展增进生产力。

二、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要素

职业教育强国既是职业教育自身强，更是要以职业教育的强大和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新内生式发展理论强调在区域内外部驱动力量的互动过程中实现协同发展，消解外生与内生之间的对立互斥状态。新内生式发展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发展思路，可以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新的逻辑框架。理念认同作为职业教育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先行条件，是构筑职教强国建设“自信力”的关键；主体协同是职业教育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关键核心，是职教强国建设的“内生力”所在；资源配置决定了职业教育内外部发展是否均衡，内生性资源和外生性资源共同凝聚了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外驱力”。

（一）理念认同：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自信力”

自信力是职业教育强国的鲜明特征，对职业教育有明确的认知、认同、认可的递进式理念因素，这是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自信力来源的逻辑前提［5］。职业教育强国的自信力体现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四个层面，是人这一主体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所持有的信念水平。人作为行动主体，其自身的信念水平影响着主体行为逻辑，以及职业教育强国“自信力”构建的行为路径。职教共同体的自我认知、自我认同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持续影响着职业教育强国自信力的建设。职教共同体主要包括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者和职业教育实践工作者。职教共同体在其认知系统中具有能动性和主体性［6］，但仍存在对职业教育教师这一共同身份的认知抵触以及横向对比教师圈层的心理羞耻［7］。职业教育教师在社会认知反馈中难以获得较高的主流文化认可，非理性的“他者”认知给予职教共同体的负面反馈是影响职教共同体构建的关键因素。

职教共同体和社会群体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共同作用于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自信力，即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影响着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自信力。从利益相关者角度阐释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的内涵，主要表现为社会公众包括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教育的社会存在与价值创造的认同，同时在舆论评价、行为导向和教育选择等方面保持心理认可和理性接受［8］。我国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在认知、情感、行为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窘境［9］，且职业教育主体和社会群体对职业教育的片面评价一旦形成闭环，就容易出现“巴纳姆效应”，对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主观验证，加深刻板印象。

（二）主体协同：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内生力”

主体协同是职业教育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内生力。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职业学校、行业企业及社会组织，不同角色在职业教育强国建设中承担不同的责任和义务。职业教育强国的实现不是各主体功能的简单叠加，而是各主体基于共同的教育信仰与教育目标，在培养职业人与社会公民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精神共同体与实践共同体，一同构成职业教育命运共同体［10］，发挥不同主体的资源互补优势，形成内生合力，共建职业教育强国。不同主体代表的不同场域呈现出立体、开放、动态的空间，并且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相对独立的场域之间的互动不断增加，主体间相互合作，逐渐融合形成新的场域。政府作为上位场域，为职业学校、行业企业、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政策支持。职业学校和行业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是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场域，既受到政府的调控管理，也可以接收社会组织的直接性或间接性的支持。社会组织作为公共场域，是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中坚力量，具有协调性和媒介性，受政府调配，发挥能动性为职业学校和行业企业提供直接性或间接性帮助。主体协同的核心指向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为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后备力量。主体协同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在实践过程中依旧存在主体思想分散、主体行动失衡、组织结构松散、参与主体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困境。由此，需要在优质共生环境的影响下建立共生单元的共生意识和共生行为模式，推动职业教育强国建设在意识、资源、行动、反馈四个层面达成统一。

（三）资源配置：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外驱力”

资源配置是职业教育实现均衡性发展的关键举措，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是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外驱力”。根据现有研究，新内生发展理论中的资源可以分为内生性资源和外生性资源［11］。结合新内生发展理论下资源的分类，职业教育资源的外生性资源是根植职业教育的资源，包括地方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实体性人文资源，为实现职业教育强国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内生性资源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形式：显性资源主要包括实训基地资源、课程资源、数字化教学资源、人力资源等，是可挖掘出来服务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资源，主要指可视的物质性资源，也是职业教育强国重点关注的对象；隐性资源更多的是以非物质形态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形式存在，如“双高计划”“双优计划”等项目的名誉头衔，“名师名匠”等个人荣誉称号，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隐性资源。在推进新内生发展的过程中，隐性的内生性资源更具有长期发展性，名誉性称号能够增强职教主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荣誉感，并且激发教师自身所具有的“个性的、动态的”隐性教育资源。同步提升职业教育外生性资源和内生性资源配置效率，才能为职业教育发展调动更多优秀的人力资源，为职业教育注入新鲜血液，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但从目前研究来看，我国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总体上仍呈现出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12］，不同地区和省域之间资源配置效率存在较大差异［13］，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进程。

三、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行动理路

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是职业教育实现新内生式发展的过程，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是否有信心，是由内而外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整体审视。自信不是盲目自大，而是由价值、行动、治理等多方面构筑而成。在此过程中，需要创设共生、共享、共赢的价值共同体，形成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驱动力，从制度、市场、文化、技术等多层次构建聚力的共生环境。

（一）构建“价值—行动—治理”三维一体共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