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构建研究
作者: 范峥 袁益梅[摘要]构建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对深化与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在分析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的合作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根据统筹原理、领导科学理论、统一价值论、目标管理理论、效益原理、效益统一原理、资源依赖理论,提出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构建路径:强化合作发展理念、加强顶层设计、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打造中国特色职教国际品牌、提升教师国际化素养、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共建数字基础设施。
[关键词]职教共同体;中国—东盟;国际化
[作者简介]范峥(1987- ),男,河南新乡人,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博士。(广西 南宁 530007)袁益梅(1972- ),女,河南光山人,广西财经学院,副教授。(广西 南宁 530003)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高等教育国际化专项课题重点课题“非语言符号浸入跨文化双口语教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023ZJY2043,课题主持人:范峥)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13-0106-06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国职业教育需因势利导、科学发展,对既有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进行调整和改革,培养更多的具有国际发展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构建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对于深化与东盟国家交流合作、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的合作现状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日益走深走实。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的形成既是历史的应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践。目前,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已初具规模,其建设有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政府间的合作机制有序运作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近年来,中国与东盟职业院校、企业等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共建共享职业教育资源,交流职教发展经验,为双方深入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撑。中国与东盟各国积极建立人才培养基地与合作对话机制。第一,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已成为提升双方务实合作水平、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强劲动力。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技术教育发展区域中心于2017年7月25日在柬埔寨金边成立,是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26个区域中心之一[1]。该中心成立后与中国教育高层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双方互访频繁,成效显著。这些合作成果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话语权,丰富了职教共同体的内涵。第二,多年来,中国—东盟在职业教育方面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覆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多方协同参与的教育交流合作体系架构日益完善。其中,中国—东盟技术教育合作平台由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牵头,在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技术教育发展区域中心主导下成立。中国—东盟技术教育合作平台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各项标准建设方面,积极与中国各省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合作,以推动实现双方教育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职业教育合作向纵深发展。
(二)高校间的合作水准稳步提高
中国职业教育适应国际化趋势,培养国际型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具有国际影响的职业教育标准、资源和装备建设,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共建共享资源,履行好国际化人才培养、中华文化传承、促进职业教育合作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历史责任,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第一,在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下,10个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已全部建成,分布在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福建和黑龙江等省份。第二,中国与东盟国家联合成立了中国—东盟艺术高校联盟、中国—东盟工科大学联盟等组织,广泛开展青年交流项目合作。第三,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推进“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这一计划是在第二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上提出的[2],主要目标是实现2020年东盟来华留学生和中国到东盟留学生都达到10万人。从我国外交部公布的《中国—东盟合作事实与数据:1991—2021》可知,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超过20万[3]。中国政府还不断增加政府奖学金名额,促进与东盟国家的学历学位关联互认。第四,东盟国家建设了42所孔子学院和39所孔子学堂。同时,中国几十所高校开设了东盟各国语言专业,学术活动往来频繁[4]。
(三)社会力量的参与平台日趋成熟
职教共同体建设离不开社会机构的参与(包括非政府组织),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第一,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运行十几年来,已经从早期单一的信息交流,初步发展成为人文资源丰富、较为成熟的国家级高端教育合作平台。社会机构的积极参与集中表现在技术层面。中方公司已经成功承建了可以登陆东盟各国的国际海底光缆系统,区域信息高速公路已经建成,有效落实了“金边培训计划”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5],线上职教共同体初步形成。这为中国与东盟各国日后开展更加广泛的职业教育合作、创造高质量的特色教育品牌做好了技术准备。第二,基于此,中国与东盟各国又利用现代国际传播手段开展深度教育合作,建立了相互协调的分散式虚拟学习资源中心和历史、人文信息库,同时创建了学生流动数据库;确定了东盟境内的统一相关教学参考资料,将教育机构打造成为深耕跨文化交际、凝聚东盟意识的重要平台[6]。社会机构的积极参与有力地提升了东盟国家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了东盟国家受教育者对东盟文化的认同感和对跨文化传播的归属感,以包容的心态尊重各国文化的多样性。第三,东盟各国广泛利用国家级职业教育合作平台、教育数据库,开展职业培训和资格审核活动,为来自贫困农村的青年提供职业技术课程、软技能。非政府组织(包括志愿者),为贫困家庭和农村家庭提供基本的就业技能培训。同时,各职业院校、企业也积极参与到需要帮扶人员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传播媒体挖掘中国与东盟之间有趣的友谊故事,并编入课程App,促使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二、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教育合作机制应包含畅通的联系沟通渠道、制度化的职责安排、形式化的程序设计、常态化的决策协商、规范化的事务流程”[7]。中国与东盟走出了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但国外办学是一个新生事物,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中国各主体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前,中国已建立了多个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克服各种困难为东盟各国提供了全方位的教育援助。参与建设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的主体有高职院校、中职院校、职业本科院校、政府、企业以及其他机构,形成了“分层互动、交叉协调的合作网络”[8]。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多元主体的功能发挥差异性较大,缺少统一规划,合作内容和形式单一,进展未达到预期,供给与需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二)东盟职业教育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且财政支持力度不足
东盟国家多数教育基础设施落后,主要原因是缺乏长效资金管理制度、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因此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以获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实训设备仅仅依靠职业院校单方渠道投资是无法满足实际需求的。东盟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员与学者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职业教育的技术设备及师资力量处于领先地位,盼中方能帮助培养更多的职业教育师资力量及职业技能人才[9]。
(三)职教共同体的国际社会影响力仍需提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1年来,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领域还不够广泛,合作信息沟通不畅、协同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职业院校“走出去”的意识还不够强烈、特色仍不明显,没有形成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品牌效应。中国—东盟未来需要进一步扩大人文交流合作,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为双方职业教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三、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构建路径
挑战与机遇并存,未来充满着期待。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深度合作逐渐展开,正在全力打造“政府主导、统筹规划、人才培养、校企合作、资源共享、技术服务、互利合作”的新局面。
(一)强化合作发展理念
统筹原理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涉及经济、科技、财政、金融、社团、行业、企业等诸多部门,要走统筹之路。这就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建立服务保障体系,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向、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格局,办学主体要面向社会、面向市场、自主灵活办学,提高核心竞争力[10]。但是,职业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视角不能仅局限在区域和国内,还需要开展深层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构建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全球共同利益”“向所有人开放”[11]的理念,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任何傲慢自大和固步自封的文明都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12]。中国与东盟国家要不断强化合作发展理念,在师资建设、产教融合、技能培训、合作办学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要完善双边沟通机制,共建共享中国主导的职教国际大平台,组建国际高校联盟,发挥好“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职业教育合作发展大会”的作用,加强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建设[13];要加强双边合作,实现多元共治,形成国际化管理团队和扁平式组织结构,产学研协同发展,与国际标准对接,增强国际竞争力,扩大行业影响力,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
(二)加强顶层设计
领导科学理论认为,职教共同体是由若干独立法人(职业院校、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科研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为了共同的目标(促进职业教育和行业企业发展),按照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而建立的联合体组织。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要进一步优化建设,必须以相应的科学管理手段、行政领导体制,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全面统筹管理[14],从而营造良好的共生环境。
要从顶层设计出发,构建“国际联盟—所在国—地方政府—职业院校—公司企业”五级“网格化”监督管理模式,为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构建提供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政府应出台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措施,科学设计国际化发展战略,完善制度保障,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职教共同体。对参建企业采取减税降费、创业扶持、财政金融、市场监管、投资信贷等一系列激励手段,支持企业参与职教办学。职业院校应争取各方政府和海外企业的财力支持,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中方应强化“政府部署、职能规划、地方推进”的力度,发挥媒体智库作用,提升政治互信,提高“双高计划”院校的参与度,保障职教项目质量,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从而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
(三)社会多元主体参与
统一价值论认为,国家、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家庭、劳动者个体、教师、学校、学生、家长都有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价值取向。要努力实现多元利益主体价值取向的辨证统一,实现职业教育的经济价值与政治、文化、社会道德价值的辨证统一,实现人文主义价值观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辨证统一,实现社会(国家)、企业、学校、个人(学生)价值的辨证统一[15]。只有实现“人+教育+社会”的认同逻辑,才能不断提升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最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16]职业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必须进一步开阔国际视野,多方合作,构建“区域联动、政行企校协同的改革新机制,营造制度供给充分、条件保障有力、产教深度融合的新生态。”[17]
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构建职教共同体,能够将政校行企联系起来,设置行业标杆、企业标杆,深化国际合作,培育出复合型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要充分考虑职教共同体的跨国跨界属性,坚持多元主体参与和共治,并且建立协作管理的常设机构,共同科学谋划国际化发展战略。中方要进一步扩大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大力开展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举办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成立中国—东盟金融与财税人才培训中心等东盟人才教育培训中心,支持社会各种主体广泛参与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