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的理路探索

［摘要］随着理论与实践的深入，优化和完善中国特色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已成为我国学习型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议题。立足学习型城市的时代内涵和价值意蕴，通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和中国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的文本分析，可以得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共性特征：一是秉持终身教育学习理念，建构教育体系内外集成网络；二是立足信息时代数字转型，关注弱势群体与社会包容力；三是增强终身学习文化软实力，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四是优化师资队伍，完善学习成果认证，推进建设进程监测。同时，基于对中国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中蕴含的个性特征的分析，围绕共享与联通、效率与效益、补弱与强基、对话与创新，对优化和完善中国特色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提出了建议与展望，以期为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终身学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作者简介］李书涵（1995- ），女，浙江宁波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在读博士；李家成（1973- ），男，安徽六安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上海  20006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服务全民终身学习视域下社区教育体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AKA210019）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15-0005-09

在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教育数字化与学习型社会建设”平行会议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岩介绍了中国将学习型社会作为国家战略推进的历程，分享了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行动。同年2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宣布，中国南京市、苏州市等64个城市成为该组织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简称GNLC）新一批成员。至此，我国已有北京、上海、成都、西安、杭州、深圳、太原、武汉、广州、南京和苏州共计12个城市加入该网络。2月20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第一批加入全国学习型城市网络城市名单》，确定北京市等80个市、县、区加入全国学习型城市网络。3月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民生主题记者会，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要“有力推进终身学习、构建学习型社会”“要做优公共服务资源，搭建学习型系统，实现终身教育”［1］。作为我国的战略任务，学习型社会推进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学习型城市建设也初具规模。在此背景下，优化和完善中国特色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将成为进一步深化学习型城市建设、推进学习型社会发展的有力抓手。

然而，对近年来我国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予以审视，不难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对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不足，评价指标内容未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实践过程也未将评价指标真正贯彻落实，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学习型城市的进一步发展。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紧扣建设教育强国目标，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符合我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2］。因此，对中国特色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的理路探索，不仅是终身教育领域的重要理论探索，也是优化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的重要实践举措，还与建设教育强国、推进教育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紧密联系。

基于此，本研究以学习型城市的时代内涵和价值意蕴为出发点，围绕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与我国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的文本分析，探索发现学习型城市建设发展的核心要素。同时，基于对中国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个性特征的分析，为优化和完善中国特色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为全球学习型城市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一、两大评价指标的形成与发展

（一）“神庙指标”：UNESCO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

2012年底，UNESCO发布《全球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框架》（以下简称“初步框架”）。该框架借鉴了UNESCO的徽标，以帕特农神庙为灵感原型，整体造型由穹顶、立柱和基座阶梯三大元素构成——三条自下而上渐次缩短的平行基座阶梯上，矗立着六根立柱，共同托举着顶部的三角形穹顶，具体包含3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和80个三级指标，共同勾勒出一个“通过学习型城市建设，来守护与支撑、弘扬与创新、引领与完善人类的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教育文化和学习文化”［3］的美好图景，简称“神庙图”。2013年，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通过了《建设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和《学习型城市的关键特征》，并构建了《学习型城市关键特征框架》（以下简称“关键框架”）。“关键框架”在造型上沿用了“初步框架”的基本结构，但在具体的内容和表达上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并且将三级指标的数量精简为42个［4］。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以下简称UIL）发布的《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指导性文件》也沿用了“关键框架”［5］。通过UIL官方网站的最新表述可以发现，学习型城市“主要支柱”中的“教育系统中的全纳学习”再次恢复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纳学习”。综上，本研究将结合“关键框架”和UIL官网最新表述，形成“UNESCO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简称“神庙指标”。

（二）“亭子指标”：中国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

在中国，建设学习型社会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6］。2023年8月30日，我国教育部印发《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随后，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在就《任务》答记者问时指出，经综合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结构变化和教育强国建设进展，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习型城市关键特征框架，我国设计了以中国亭子为原型的学习型社会图景，简称“亭子图”。与“神庙图”相似，“亭子图”的整体造型也是由三角穹顶、立柱和基座阶梯三大元素构成。但区别在于，“亭子图”不仅增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宝顶”“琉璃瓦”“飞檐”和“柱础”等元素，而且立柱的数量由六根减为四根，内容也与“神庙图”不尽相同。此外，亭子图包含了3个一级指标和10个二级指标。

城市由于其特殊的优越地位，在学习型社会建设过程中必然发挥其无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因此学习型城市成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领头羊”和示范区［7］。成人教育学的观点认为，学习型城市是“学习型社会在城市范围内的一种表现形式或实践途径”，是“在城市范围内，调动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来贯彻并落实终身学习的思想，从而促进个体潜能的挖掘与全面发展、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与思维品质、维护社会的融合与稳定、推动城市各方面可持续发展与繁荣的一个‘学习型社会’的缩影”［8］。因此，综合来看，“亭子图”不仅是中国学习型社会的图景，也理应是中国学习型城市图景的表达。此外，《任务》的配套文件《新时代学习型城市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阐述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六项重点任务：推进各类教育融通发展；加快发展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加强面向各类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共建共享优质数字化教育资源；高质量推进全民阅读；营造全民终身学习浓厚氛围［9］。《指南》中公布的《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指导性指标体系（试行）》（以下简称《试行指标体系》）围绕“背景指标”“发展指标”“保障指标”和“特色指标”四个方面，共同构建了包括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和43个监测点的指标体系［10］。基于此，本研究综合“亭子图”《指南》和《试行指标体系》的内容，共同构成“中国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简称“亭子指标”。

二、“神庙指标”和“亭子指标”的共性特征分析

基于对中国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和UNESCO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的文本分析，可以得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共性要素特征，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秉持终身教育学习理念，建构教育体系内外集成网络

秉持终身教育学习理念，建构教育体系内外集成网络，是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核心要义。当今时代，社会、经济和政治规范不断地被重新定义，经济增长和就业、城市化和人口结构变化、科学和技术进步、文化多样性和公共安全已经成为社会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重挑战。对此，要想增强公民的能力，必须发挥终身学习的作用，努力为人们提供终身学习机会，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指出，“如果学习包括一个人的整个一生（既指它的时间长度，也包括它的各个方面），而且也包括全部的社会（既包括它的教育资源，也包括它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资源），那么我们除了对‘教育体系’进行必要的检修以外，还要继续前进，达到一个学习化社会的境界”［11］。

从时间维度看，个体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已难以满足当下社会变革的新需要。这意味着个体的学习必须是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需要从长远发展的视角，突出时间在终身教育中的价值与意蕴。因此，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理念，理应成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神庙指标”中的“促进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纳学习”与“亭子指标”中《试行指标体系》的“发展基础—监测点：学前三年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学校教育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和“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发展情况”，均罗列了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后教育和老年教育等指标，从时间维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个体学习的“长度”，促进人的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

从内容维度看，为适应新的社会变化需求，个体需要学习各个方面的新知识和新技能，而在此过程中个体必然会与不同的组织、机构和对象产生联系。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社会情境下的行动者（包括个体、群体和组织）因彼此间的关系纽带而以相似的方式思考和行事，故应将社会网络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因此，构建学习型城市，关键之一就在于构建教育系统内外的集成网络。温格在其著作《实践共同体：学习，意义和身份》中提出，“学习的社会理论必须……整合必要的构成要素，从而把社会参与作为一个学习和认识过程来加以描述”［12］。也有学者将此阐述为“由教育系统内正规和非正规开展的教育活动所生成的‘教育作用力’和教育系统外其他各类社会系统进行的活动所内含的‘教育影响力’两大部分构成”的“社会教育力”［13］。因此，基于整体思维和融通思维的视角，要系统考虑学习者可能参与的正规和非正规、正式和非正式、真实和虚拟的各种学习，建构教育体系内外集成网络。可以看到，“神庙指标”和“亭子指标”基于不同空间、不同主体、不同领域等设置了相应的指标，打通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各环节，完善了政府统筹、教育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调动了学习空间、学习型组织、数字技术、资金投入等一切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和要素。

（二）立足教育数字化转型，关注弱势群体与社会包容力

立足数字时代教育新转型，关注弱势群体与社会包容力，是衡量学习型城市建设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数字时代，衣食住行、工作、学习、医疗、社交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数字平台、数字技术以及数字终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更是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插上了翅膀。换言之，数字化已然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生存样态［14］。在此背景下，纵深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15］，成为学习型城市建设中亟待解决的课题。同时，立足教育数字化思考学习型城市建设，既积极回应了《马拉喀什行动框架》“在数字化环境中促进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所有学习者获得平等的学习机会”［16］的倡议，更呼应了2024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与会嘉宾普遍认为的教育数字化将有助于“开启学习型社会的新纪元”［17］的发展趋势。

从全体居民的学习来看，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一方面个体需要学习数字技能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可以帮助更多个体开展更灵活、更广泛的学习。正因如此，居民的数字素养水平可以视为评价和衡量城市学习化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之一。可以看到，“神庙指标”中的“扩展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以及“亭子指标”中“亭子图”的“数字化学习”和《试行指标体系》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与服务”，均强调了数字化和信息技术学习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