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现实挑战与推进路径

［摘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我国职业院校依托专业办学优势，打造出一批“职教出海”品牌，提高了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竞争力。职业教育国际化面临的现实挑战包括缺乏高质量的顶层设计、缺乏深度的校企合作、缺乏有力的专业支持、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据此，提出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推进路径：以顶层设计为引领规划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以校企共生为基点提升职业院校国际化办学水平，以专业（群）为载体增强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适应性，以质量评价为支撑加大职业教育国际化保障力度。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职业教育国际化；校企共生；专业（群）建设；质量评价

［作者简介］周旺（1966- ），男，广西博白人，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校长，教授；方绪军（1982- ），男，黑龙江大兴安岭人，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副研究员，博士；杨清（1973- ），男，湖北监利人，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广西  南宁  530008）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2022年度“虚拟仿真技术在职业教育教学中的创新应用”专项课题“虚拟仿真实训资源东盟国际化共建共享策略研究”（课题编号：ZJXF2022054）、2021年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重点课题“‘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参与构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编号：ZGDMKT2021ZD015）和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专项课题“职业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物流管理虚拟仿真资源东盟共建共享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22ZJY3050）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19-0037-06

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趋势，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我国职业院校依托专业办学优势，打造出一批“职教出海”品牌，如鲁班工坊、浙江“丝路学院”、江苏“郑和学院”、山东“班·墨学院”等，提高了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竞争力。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职业院校和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国际化合作。

2022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鼓励职业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2022年12月，《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将“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作为新时代推进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五项重点工作之一。同时，该文件指出要“推广‘中文+职业技能’项目，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培养国际化人才和中资企业急需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可见，研究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现实挑战与推进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背景

1.经济层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9.3万亿元增长到121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给相关国家带来巨大利益。我国职业院校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才需求，开拓境外办学品牌、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助力“走出去”企业、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标准，同时传播“中国职教方案”、讲好“中国职教故事”，最终实现双方合作共进、协同发展。

一方面，通过国际化人才培养，有效降低了各国企业之间经济交易的成本，促进了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校企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展校企跨国协同育人，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的高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了国际化人才培养适应性和有效性，满足了企业对于国际化人才的需求。

2.文化层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紧密的交流与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文化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加强双方文化交流与合作在丰富中华文化的同时，还可以促进文化共荣发展。职业院校要立足于互信互融、互鉴互学，本着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处事原则，促进中国人民与沿线国家人民相知相通，实现民心相通，推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

第一，职业院校以“中文+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抓手，在开展专业建设和课程教学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进而增强共建国家间的政治互信、经济互融和人文互通，实现互融互信互进。第二，职业院校坚持开放办学，不断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以“中文+职业技能”的办学模式推进留学生人才培养。职业院校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国际学术交流、国际职教论坛与讲座、国际职教大赛等国际项目，以及建设“鲁班工坊”“工匠学院”“丝路学堂”“中药堂”等“走出去”的教育品牌，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切实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为增进民间交往和贸易往来提供有力支撑。

3.教育层面。“‘十三五’期间，我国职业教育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开放，有400余所高职院校与国外办学机构开展合作办学，并成立了在海外独立举办的第一所高职院校‘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1］职业教育国际化有利于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推进教育提质增效。

“目前，全国共有职业学校1.15万所，在校生2857.18万人；中职招生600.37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1.70%；高职（专科）招生483.61万人，占普通本专科的52.90%。”［2］我国已经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为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等，定期开展交流互访，共同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打造国际化办学“特色”高地，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

二、职业教育国际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1.职业教育国际化缺乏高质量的顶层设计。第一，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存在着有“规划”弱“质量”的问题。一些职业院校领导没有真正了解国际化发展的趋势，没有认识到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大意义，导致不能制定长期有效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各职业院校在地理位置、办学积淀、经费投入、国际化经验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没有挖掘自身办学优势和专业特色，没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导致国际化发展规划呈现出目标定位不确定、目标过高和做法不现实等问题。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对职业教育国际化缺少必要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对于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基础的职业院校缺少针对性强的政策调控和资源供给，导致学校在引进外国教育资源、提升国际化水平和推动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积极性和创新性不高。

第二，职业院校国际化发展存在着有“规划”难“执行”的问题。职业院校发展规划执行实质是“政策文本”到“政策执行”纵向下移的过程，彰显出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性诉求。在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外部驱动下，职业院校普遍重视国际化发展。但是，由于职业院校内部多层级治理体系的权限所限，“执行主体之间存在多维复杂因素的制约，使发展规划的执行陷入了多重治理关系碎片化的治理困境”［3］，致使国际化过程中多主体各自为政、治理存在真空。

2.职业教育国际化缺乏深度的校企合作。“当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难以满足‘走出去’企业的需求，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的能力亟待加强。”［4］职业院校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主力军，但一些学校仅是通过引进国际化教材、开设外语课程、招聘外籍教师、师生境外交流培训等开展国际化人才培养，对兼顾行业需求与学校特色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实施路径探索不足，如境外办学、招收学历留学生、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开发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引进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等，导致国际化人才无法满足企业“走出去”所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绝大多数职业院校都意识到开展国际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将校企深度合作作为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并且形成了“中文+职业技能”、鲁班工坊、工匠学院等精品项目，但产教融而不合、校企合作不深不实始终是制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痼疾。由于校企深度合作缺乏利益双赢的切合点，呈现出制度供给不到位，校企之间责、权、利不清晰，奖、惩、罚不明确，导致共建“一带一路”的主体性、支撑性和落地性不够 ［5］。

3.职业教育国际化缺乏有力的专业支持。“截至2022年，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或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计2489个，其中，全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共计997个，占全国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总数的40.6%，比2020年2月的937个增长了60个，两年内的增长率为6.4%。”［6］

在国际化办学水平提升的同时，也暴露出职业教育国际化缺乏有力的专业支持。第一，职业院校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如尚未建立国际化课程体系、国际化实践形式相对单一、缺少品牌化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尚未成型等。第二，从国内资源建设来看，职业院校办学专业基础薄弱、双语师资数量少、课程内容国际化弱、教材国际化水平低等问题较为突出，客观上影响了职业院校国际化办学质量。第三，职业院校没有紧跟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设置专业，专业结构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需求；没有主动服务“走出去”企业发展需要，构建技能培训与学历提升衔接贯通的育人体系，不利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虽然职业院校引进国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但没有结合本土实际情况做好改造，尚未将其转化成适合我国职教土壤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校本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体系和评价机制等，资源引进的效果有限。第四，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同质化明显，没有开发高质量的职教标准和课程资源。“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众多，各国语言、文化、习俗及商务实践差异很大，缺乏具体国别或区域指向的专业设置将无法应对“一带一路”国家各种差异带来的挑战。

4.职业院校国际化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教育行政部门不重视对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质量监控和分类指导。“高职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大多借鉴普通高校国际化评价研究，科学、有效的高职教育国际化评价体系尚未建立。”［7］特别是在国际化评价指标上，侧重于标准化评价指标的研制，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域职业院校在办学基础、办学特色等方面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导致人才培养不精准。

三、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推进路径

1.以顶层设计为引领，规划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第一，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适配性。一是立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的社会背景，适应当地的法律、文化、习惯等，在对接沿线各国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制定针对不同国家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国别政策。二是立足本国职业院校实际水平，根据各职业院校所处的地理位置、办学定位、办学水平与办学现状等，制定层次化的、区别化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引导不同层次、不同基础的职业院校因地制宜地推进国际化建设。

第二，加大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执行力度。面对当前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难以执行到位的问题，需采取措施提高相关主体对政策的执行力度，增强政策的可行性。首先，充分发挥政策在协调职业教育国际化主体利益冲突中的重要作用，考虑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各利益主体的实际需求，确保各利益主体均能在国际化过程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例如，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任务和区域特色产业、重点产业、优势产业，构建人员出境、设备境外管理、境外办学资产管理和多元资金投入的政策保障体系，有组织地、稳妥地推进职业院校境外办学。其次，确保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目标的清晰性。已有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具体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相关政策缺乏具体的行动细节，这就使得执行过程中拥有巨大的理解空间，容易造成理解偏差而加剧政策执行偏差。因此，需确保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目标的清晰性，明确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各利益主体在政策执行中的责任和义务。例如，加强对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项目的监管和评估工作，确保办学的合法合规。最后，加强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政策内容和政策执行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增加认同感推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自觉参与，将政策文本转化为实际行动，进而消解政策执行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