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的理论研究综述、实践探索及推进策略

［摘要］“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丰富了产教融合领域的理论研究，提升了社会对产教融合的认知水平，对“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当前，全国“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积极性空前，形成了具有示范推广价值的典型经验做法，同时也存在发展困境。据此提出“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的推进策略：职业院校应勇当产教融合的开拓者与破冰者，政府部门应实现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化，行业企业应兼顾价值诉求和要素禀赋参与价值链分工。

［关键词］产教融合；“两翼”产教融合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作者简介］施星君（1983- ），男，浙江温州人，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浙江  温州  325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二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规划课题“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能力瓶颈及破解对策研究——基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启示”（项目编号：ZJS2024YB011）和2023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机理与评价研究”（项目编号：23NDJC058Z）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21-0046-08

“两翼”产教融合体即市域产教联合体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下文分别简称联合体、共同体），于2022年12月在《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中首次提出。截至2024年6月，全国大约累计成立了300个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和1100多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①。与此同时，相关理论研究也应势而生。破难攻坚之路在何方，新模式能否真正解决产教融合的老问题值得深思。

一、“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的理论研究综述

理论研究是政策落实的“助推器”，更是探索实践的“指南针”，“两翼”产教融合体的理论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1.研究概况。截至2024年6月，知网平台共有相关文献108篇，除去新闻通讯类后共有学术性期刊论文86篇，其中联合体相关期刊论文68篇、共同体相关期刊论文23篇、两者均相关论文5篇。总体而言，联合体相关论文侧重于对“为什么”（即政策、价值、优势），“是什么”（内涵、特征、机理），以及“怎么样”（治理、机制、路径）的探讨；共同体相关论文侧重对问题（难点、困境）和对策（机制、路径、策略）的研究。研究主题呈现相对显著的倾向性特征。联合体相关论文的研究更聚焦其组建的逻辑机理、推进的路径对策，而对难点困境的思考或模式机制构建的探索涉及较少；共同体相关论文发文量较少，除了路径对策的提出外，各方面研究均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2023年、2024年共（拟）立项“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相关课题8项，均由本科院校或科研机构承担。研究对象或立足共性的产教融合型组织，或专门针对“两翼”之一；研究内容侧重于对制度设计、机制创新、策略分析、评价机制等的理论思辨与实践探索。

2.典型观点。价值意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总体上共识大于分歧，普遍认为“两翼”产教融合体旨在解决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长期存在的“老问题”。第一，产教融合项目落地不够“实”，缺乏有效载体和抓手。有学者指出，以往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往往依赖有限路径和固化模式，难以实际落地，为此要把产教融合的载体分别从“块”和“条”两个层面落实到市域（产业园区）和行业，强调园区在校企合作中的平台性地位以及行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引导性作用，促进产教资源横向区域性集聚和纵向产业链整合［1］。还有学者进一步明确了“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需政、校、行、企、研多主体参与，涵盖人才培养、技能培训、技术服务、创新创业等多业务功能［2］［3］。第二，企业未切实得到利益实惠，积极性难以调动。多位学者认为，“金融+财政+土地+人才+信用”的政策“组合拳”多次被强调，却始终很难真正落地并切实惠及企业。鉴于联合体、共同体分别强调了地方政府的主体性作用和龙头企业的主导作用，学者们提出要将联合体建设情况纳入产业园区工作考核指标，切实压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在企业的奖补政策、人才优惠政策、科技支持政策、技能培训政策方面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有所倾斜的对策建议［4］［5］；有学者分析了共同体服务企业的功能设计，指出共同体中行业龙头企业和本科院校能够为广大中小微企业发展创设良好的市场环境空间，提供行业新标准、新技术等关键要素，促进行业价值链分工协同模式优化，从而调动广大企业参与积极性［6］。第三，体制机制瓶颈难突破，支撑实体化运作的制度体系不健全。“两翼”建设均强调实体化运作。为此，有学者指出，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多方主体的异质性价值诉求拧成一体，而体制机制创新的突破口在于组织层面形成产权明晰、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治理机制，以“市场+调控”的组合方式构建投入产出与利益分配机制［7］［8］。

此外，学者们关于“两翼”产教融合体的内涵要义、逻辑机理、治理模式、对策路径等方面的观点总体上也大同小异。当然，在微观层面也存在少数分歧。例如，对于“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的推进，较多学者倾向于站在职业教育视角，提出如何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促进教学资源开发的思路［9］；但也有部分学者以更强调全局观和辩证思维的立场去系统性审视学校如何育人、企业如何赢利、行业如何发展、政府如何统筹等［10］。在“两翼”产教融合体如何进行实体化运作的关键问题上，有的学者更强调制度性，主张以制度形式规定理事会的决策机制、议事规则、分配机制，明确各方的责权利［11］；也有学者更强调市场性，主张以市场化的规则优化要素配置，引导各方理性投入，获得合理市场回报［12］。

3.研究建树。现有研究成果对“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第一，研究成果丰富了产教融合领域的理论研究。过往关于产教融合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产教融合进程或校企合作行为本身关注主体、过程和结果，或从行为的外围保障体系关注政策、条件和制度；少数从组织学视角出发的研究，也往往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学校、企业、地方政府等原生组织［13］。直到现代产业学院的出现，关注点才更多涉及产业学院作为一种产教融合型组织的运行模式和治理机制［14］。整体来看，关于“两翼”产教融合体的研究立意更加深刻，把握产教融合的时代需求和演进脉络；研究内涵更加丰富，涉及多方主体、多元网络、多维关系、多重业务；研究视角更加独到，从“两翼”产教联合体的具体组织形态抽象出一般性产教融合型组织演绎规律。第二，研究成果提升了社会对产教融合的认知水平。当前，并非所有人都对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改革政策的出台秉持乐观心态，有人认为“两翼”产教融合体是“新瓶装旧酒”，各方主体“貌合神离”；也有人质疑能否从根本上破解产教融合的难题［15］。而相关研究通过对政策意蕴、内在机理、组织形态、治理模式的剖析以及对典型案例的学理性总结，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互证互促，支撑了“两翼”产教融合体作为当前深化产教融合主流形式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为今后更广泛深入的研究与实践提振了信心、提供了先例、形成了范式。第三，研究成果对“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学者们提出的对策建议可行性强、举措翔实，不仅就“两翼”产教融合体自身如何实现专业化发展、如何增强组织生命力、如何提升协同治理水平展开了翔实论述，还就学校如何理性参与“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提升内涵建设与产业服务水平，政府如何强化可持续政策供给，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四链融合”新生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与此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些许有待深入之处。第一，研究单位性质相对集中。86篇期刊论文中仅有1篇来自企业，其余均来自本科和高职院校，反映了教育界对产教融合平台的关注度远高于产业界，来自产业界的见解和诉求弥足珍贵。其中北大核心期刊的38篇论文中，22篇来自建有职业教育学科的本科院校、3篇来自职教研究机构、13篇来自高职院校，也就是理论思辨型研究多于实践总结型研究，广大高职院校的凝练归纳和成果推广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第二，观点立场相对单一。职业院校具有公益性的组织性质，企业具有生产性和交易性的组织性质［16］。组织性质的差异决定了组织立场、目标和使命的差异，深度合作的前提是彼此兼顾对方立场寻求利益共同点［17］。而现有文献更多呈现的或是综合立场，或是院校立场，尤其是来自广大高职院校的文献，集中围绕如何依托“两翼”产教融合体提升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双师”队伍建设水平等，而较少关注企业如何借力“两翼”产教融合体突破人才、技术瓶颈，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力，实现更好的盈利和发展。第三，研究体系相对单薄。当前研究总体发布较为碎片化，呈现“一文一理论、一例一对策”的特征，研究的横向关联度和纵向延续性不强，缺乏组织化、专题化、体系化推进。此外，对探索实践的经验总结有待从点扩展到面，强化对一般性原理和规律的追寻。

二、“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的实践探索

作为新事物，“两翼”产教融合体亟待广大践行者在实践层面积极探索，形成区域典型模式或行业特色做法。同时，亟待梳理内在规律及实践困境，为理论及政策完善提供依据。

1.全国“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国成立联合体和共同体的积极性总体高涨，数量剧增。被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列入名单的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有231家，其中28家被教育部确立为首批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分布于21个省份。总体上分布相对均衡，既重点考虑了东部高新技术产业，也兼顾了中部新兴产业和西部农林牧渔及生态产业。牵头院校除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信创产教联合体、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医药产教联合体两家由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共同牵头之外，其余均为高职院校，由此可见高职院校的积极性。

全国成立的1100多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基本覆盖了高职专业目录中各专业大类对应的所有行业，甚至一些共同体所依托的行业存在较多的交叉性。例如，机械行业发布的首批全国机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就达8个。目前共有两个教育部认定的国家级共同体，分别为2023年7月25日成立的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2024年7月2日成立的国家有色金属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尽管共同体由龙头企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共同牵头，但高职院校在项目前期工作和实质性推进方面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形成了具有示范推广价值的典型经验做法。“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是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实践探索过程中涌现出了不少先进案例，形成了具有示范推广价值的典型经验做法。

例如，天津经开区生物医药产教联合体打造“一图谱、四清单、三平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汇聚生物医药领域高校、职业院校和领军企业272家，共同绘制《校园人才图谱》，推动人才培养链与企业需求链“靶式”对接；推出“四清单”，即生物医药企业项目需求和资源清单、高校研究项目和能力清单、高校知识产权与研发技术清单、人才需求清单；共建三大平台，即生物医药现代产业学院、联合创新中心及产科教融合基地［18］，其做法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又如，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教育部支持下，成功汇集了一批优秀企业、大学、职校完成了共同体的组建，建立了五个机制，不断放大产教融合效能。第一，专业布局动态匹配产业结构调整运行机制。全面分析先进轨道交通装备104个工种与对应专业，梳理紧缺关键专业20余个，以“专业目录动态调整+重点专业支持建设”全面支撑行业企业发展。第二，校企课程联合开发机制和联编教材机制。按照岗位需求修（制）订人培方案；对接最新职业标准、行业标准、岗位标准、人才标准，融合生产现场实际和行业企业新技术等要求，开发活页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第三，行业导师进校薪酬保障机制。从企业聘请技术能手、一线岗位技术人员担任专兼职教师，同时建立校企双向流动“旋转门”制度。第四，学校随企业“出海”工作机制。开发“走出去”工作指引，开设国际课堂，培养“精通中国装备”的本土员工。第五，校企协同攻关工作机制。将典型应用场景、经典案例及时转化为培训资源，构建研发、制造、供应链、运营等模块培训课程，帮助企业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成果，将解决问题攻关的末梢延伸至高铁制造最前端［19］。

再如，浙江某学院基于我国产业布局的空间分异特征与集群化发展规律，认为联合体和共同体并非各自为政，而是以高职院校及专业（群）为两者纵向贯通和横向融通发展的核心交汇点，为此创新设计了“场链交融”的一体化运行模式，横向整合联合体“场”资源纵向整合共同体“链”资源，全面打通各“堵点”“断点”，推动产业“强链补链延链”新发展（如下页图1所示）。同时，通过在组织层面强化“两翼”产教融合体的实体化运行和民主决策、在运行层面注重“两翼”“助产、助研、助教”三位一体功能建设、在保障层面明确各方投入产出对等及利益共享等三方面机制突破，推动优质人才、技术、知识等新质生产要素跨区域、跨行业优化配置，实现“职业教育、应用科技、技能人才”三位一体统筹发展。

3.发展困境。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直面实践中存在的多维度困境。第一，理念层面尚未形成统一共识。联合体与共同体的成立，高职院校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地方政府、龙头企业、中小微企业和本科院校的参与动机和利益诉求是多元化的，甚至只是因行政指令或“人情面子”，往往并未切实达成目标共识，这为此后可持续发展埋下了些许隐患。第二，实施层面尚未形成稳定范式。尽管都强调实体化运作，但怎样的组织架构、决策机制和运行模式有利于推进实体化运作，怎样的投入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更能保障实体化运作，迄今仍未得到明确的答案，也未形成成熟的范式。第三，推进层面尚未形成持续步调。已成立的联合体与共同体虽然数量巨大，但在持续建设方面乏善可陈。一方面是“不想做”，即存在“重成立、轻运行”的心态，连主动性最强的高职院校，能够以“两翼”产教融合体为载体在人才供需对接与结构优化、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科技服务与科教融汇等方面系统化推进改革实践的实例也不太多，其他主体的主动性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是“想做但又不敢做、不会做或不好做”，这就涉及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建设、产教融合实践推进的能力建设、配套的体制机制建设等多个要点，也是难点。第四，评价层面尚未形成共赢格局。理想的产教融合平台应支撑形成一个各方达成共识，锚定一致目标，投入不同要素，各司其职共同推进，最终实现共赢的闭环。以往产教融合中“校热企冷”的老问题，无非是因为企业的投入难以得到相对等的回报，而政府“金融+财政+土地+人才+信用”等激励政策作为一种代偿机制尚未落地。“两翼”产教融合体建设“职校热，高校、地方政府、企业均不够热”的问题还普遍存在，本质上仍是投入与回报的问题。联合体旨在压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但事实上未必纳入相应的考核评价和问责体系中；共同体应切实建立激励龙头企业和本科院校的长效机制，而不应仅仅依靠参与主体的社会责任或教育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