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教育职普融通政策变迁的阶段、特征及启示

［摘要］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系统梳理芬兰教育体系中职普融通政策的历史演进轨迹，揭示了其变迁的内在逻辑与动力机制。芬兰职普融通政策经历了奠基与初融、建制与拓展、国际化与数字化驱动以及优化与创新引领四个关键阶段。基于此，从制度情景、相关理念和行动主体三个维度深入剖析芬兰职普融通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内在逻辑，总结了芬兰职普融通的成功经验，并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历史制度主义；芬兰；职普融通；政策变迁；动力机制

［作者简介］王婷婷（1983- ），女，河南确山人，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郑琦（1973- ），男，内蒙古赤峰人，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副教授，硕士。（广东中山 5284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广东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实现机理与路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1GXJK685，项目负责人：郑琦）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21-0085-07

现代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提升，迫切要求教育体系打破原有的学科壁垒，促进知识的交叉融合和技能的多元化发展。芬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以下简称“职普融通”）的成功实践，正是对这一时代需求的精准回应。芬兰职普融通策略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成功跨越了传统教育体系中的分野，更在于其构建了一个动态平衡、开放包容的教育生态系统。这一系统以灵活性为核心，鼓励学生探索未知、勇于创新，同时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芬兰的职普融通经验表明，职普融通不仅是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更是个人潜能的深度挖掘与全面发展，有助于为社会输送大量具备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基于此，本研究拟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系统梳理芬兰职普融通政策的历史演进轨迹，深入剖析其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与动力源泉；同时，通过纵向对比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政策与实践，揭示芬兰如何在保持教育体系稳定性的同时，实现职普融通发展的突破性进展，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影响因素，提炼其核心要素与关键路径，从而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一、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视角

历史制度主义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学者对制度议题的深刻反思与探索，其主要理论根植于历史社会学、比较历史分析以及新国家主义的交叉领域。这一学派倾向于在广义层面上定义“制度”，涵盖介于国家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各类实体［1］。其研究范围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政策、法律及条例等，还涉及非正式的程序与日常惯例［2］。

历史制度主义通过追踪历史进程，揭示制度作为因变量与自变量所展现出的重要特性，强调历史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共同作用。历史性因素侧重于宏观历史视角下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主要涉及三个核心概念：关键节点、路径依赖与渐进式变迁。关键节点指制度环境发生突然变化的时刻，此时制度的合法性和适应性可能急剧下降，导致制度运行轨迹的变化［3］，而这种变化是连接不同制度变迁阶段的关键因素。路径依赖指制度在经历关键节点后的长期稳定状态，初始制度的选择会对后续制度的发展方向、内容及模式产生持久影响，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路径变迁［4］。渐进式变迁指相较于外部压力驱动的制度突变，制度更倾向于通过内部自我调整实现渐进式发展［5］。此外，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性因素关注于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即制度、理念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任何制度的生成与再生产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深入探究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理念是连接制度与行动者的桥梁，能够重构或加强个人及集体对其利益的认知，进而指导行为模式的转变。行动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基于自身利益做出制度选择，并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博弈中引发制度变迁。

历史制度主义提供了一套全面的分析框架，以系统地理解制度如何生成、演变以及被维持［6］。这一理论视角强调了历史脉络的重要性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并通过探讨制度、理念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制度演化的内在机制［7］。

（二）分析框架

芬兰的职普融通政策可以被视为连接国家战略与社会运行之间的中层制度。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本研究尝试构建一个分析框架来探究芬兰职普融通政策的变迁历程，具体包括历史因素与结构因素两方面：第一，历史因素主要分析芬兰职普融通政策的变迁特征。基于关键节点发生的路径调整，基于路径依赖产生的路径自我强化以及渐进式变迁的策略选择。第二，结构因素主要分析芬兰职普融通政策的变迁动力。结合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分析的关键变量从制度情景、相关理念、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揭示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可以深入了解芬兰如何成功地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有效衔接与相互补充。

二、芬兰教育体系中职普融通的演变历程

（一）奠基与初融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

芬兰于1917年独立后，教育体系的统一化进程迅速展开，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初步融合奠定了基础。1921年，芬兰颁布了《基础教育法》，确立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行发展的法律框架，标志着双轨制教育体系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芬兰基础教育的入学率显著提升，1920—1930年间基础教育升学率从70%跃升至近90%［8］，为职业教育的广泛普及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资源上开始共享，但两者之间的深度融通有待进一步探索。

（二）建制与拓展阶段（20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芬兰政治体制的稳定，政府将教育改革提上日程，尤其聚焦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融通机制建设。20世纪60年代起，学分认证体系的实施打破了传统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界限，学生得以在两种教育体系间自由转换学分，这一创新举措显著促进了融通机制的形成。1963年发布的《学分转换指南》详细规定了不同教育体系间学分转换的标准和程序，确保了学分转换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据统计，1965—1975年，参与学分转换的学生数量激增三倍，证明了融通机制的初步成功［9］。1977年，芬兰出台了《基础教育改革法》，通过模块化课程设计等举措，进一步强化了融通机制，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课程交叉比例提升至40%，实现了知识与技能的深度融合。

（三）国际化与数字化驱动阶段（21世纪初至2010年）

进入21世纪，芬兰教育体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05年芬兰加入欧盟后，积极参与“博洛尼亚进程”，推动了教育国际化的深入发展。2007年，芬兰政府发布了《国际化教育战略》，推动学位互认和学分转换欧洲标准化。这一时期，芬兰学生参与欧盟教育交流项目的人数大幅增长，达到50%左右。2000年，跨学科教学实验的兴起以及“综合课程”的实施，不仅促进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深度融合，还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芬兰政府敏锐地捕捉到了数字化教育的潜力，2009年启动了“信息通信技术教育计划”，颁布《学校数字协定》，实施“FINNABLE2020”项目，总预算超过10亿欧元，通过强化融通过程中的技术支持，初步构建了数字化教育的框架。至2010年，芬兰大部分学校已实现高速网络覆盖，数字化教学资源普及率也达到60%，为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11］。

（四）优化与创新引领阶段（2010年至今）

近年来，芬兰在数字化教育领域成为全球的领跑者，为职普融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2015年发布的《2027年数字化教育与培训政策》提出了构建“智慧教育生态系统”的愿景，旨在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12］。至2023年，芬兰95%的学校实现了高速网络覆盖，数字化教学资源普及率超过80%。通过技术赋能，打破传统教育界限，使得学生可以跨越物理空间的限制，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职普之间的课程互选与学分互认因此变得更加便捷高效，促进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无缝对接［12］。此外，芬兰政府将媒介素养教育和科学教育置于教育体系的核心，2020年出台《媒介素养教育政策》，实施“数字公民计划”和“STEM教育创新项目”，显著提升了学生的信息素养和科学素养［13］［14］。在此期间，芬兰还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教育评估体系，通过设置“教育评估中心”对各级各类教育进行定期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政策制定和改革的重要依据。这种以数据为驱动、以评估为手段的管理方式，确保了职普融通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三、芬兰职普融通政策变迁的特征

芬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政策的变迁过程与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框架相契合，包括关键节点发生的路径调整、基于路径依赖产生的路径自我强化、渐进式变迁的策略选择。

（一）关键节点发生的路径调整

芬兰职普融通政策变迁经历了多个关键节点，这些节点标志着政策的重大转折，对后续的政策转型与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个关键节点是20世纪中期，芬兰开始实施学分认证体系，这是职普融通政策变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学分认证体系的实施确保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习成果的互认与转换，提高了融通效率。学生可以将在职业高中获得的学分顺利转换为普通高中学分，这标志着芬兰教育体系开始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平等地位，为后续的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第二个关键节点是2014年芬兰修订了《基础教育法》明确要求建设“多学科学习模块”［15］，标志着跨学科教学在芬兰教育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多学科学习模块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设计综合性课程和项目，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学习体验。作为跨学科教学的一种创新方式，其伴随着现象教学法在芬兰教育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跨学科教学使学生能够在更广阔的学习空间中获得全面的知识和技能，更好地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实际问题，提升其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打破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束缚，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融通提供了有力支持。第三个关键节点是2010年以来，芬兰政府启动了多个数字化教育项目，提升学校的信息技术水平，为师生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学习工具，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这标志着芬兰教育体系开始进入数字化时代，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深度融通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也为未来教育体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这三个关键节点分别代表了芬兰职普融通政策变迁的不同阶段，每个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有力推进了职普融通。从20世纪中期的学分认证体系实施到21世纪初期数字化教育的初步布局，芬兰教育体系逐步深化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提高了教育体系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为芬兰教育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基于路径依赖产生的路径自我强化

芬兰职普融通的政策变迁历程中，可以看到多个层面上的路径依赖现象，上述现象不仅塑造了芬兰当前的教育体系，也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调。一是教育理念层面的路径依赖。芬兰早期的教育改革就致力于打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界限，推动学习成果的互认与转换，为学生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学习路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以学生为中心、注重个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逐渐固化，成为芬兰职普融通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这一路径依赖强调教育体系应当为所有学生提供平等机会和发展空间，无论他们选择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二是管理机制层面的路径依赖。芬兰职普融通政策的成功实施离不开其高效的管理机制，政府、教育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学校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密切协作，形成了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治理格局。这种管理机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成熟并固化，成为芬兰职普融通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教育领域的新挑战与新机遇，芬兰能够迅速整合资源、创新模式，保持教育体系的活力与竞争力。这一路径依赖体现在芬兰教育体系对学分认证体系的持续优化，确保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顺畅过渡，提高了教育体系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三是资源配置层面的路径依赖。芬兰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始终坚持均衡发展与高质量投入的原则。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都能享受到充足的经费保障与优质的教育资源。这种均衡发展的资源配置策略不仅缩小了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差距，也提高了整体教育水平［16］。同时，芬兰还注重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通过加大师资培训力度、优化教学设施等措施，确保学生能够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中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这一路径依赖确保了所有学生都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无论他们居住在哪个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