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北京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启示

［摘要］通过梳理晚清民国时期发展北京职业教育的举措与成效，探究了近代北京职业教育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可供借鉴的发展经验，为北京未来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前提；国际借鉴与本土创新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可行路径；首善标准是北京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科技创新与技术应用是职业教育的时代属性。

［关键词］晚清民国；北京；职业教育；国际借鉴与本土创新；科技创新与技术应用

［作者简介］赵国忠（1965- ），男，吉林长春人，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教授，博士；冯学东（1970- ），男，山东潍坊人，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教授，硕士。（北京  10010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职业教育发展史及其展望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2JYA024，项目主持人：姚光业）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23-0093-07

“职业教育”一词，最初见于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的《山西农务公牍》一文。在这之前，虽有职业教育的事实，却无“职业教育”的名称 ［1］。本文探讨的职业教育是在近代社会背景下与科技应用紧密结合的职业教育，是西方工业化机器生产进入中国后与之相伴而生的职业教育。依据朱佳木唯物史观的近代历史分期观点［2］，可将近代职业教育研究的时间范围界定为1840—1949年。在这百余年的历史发展时期，依据社会形态的不同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辛亥革命之前，属于封建专制的清政府统治晚期，我们称为晚清时期；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初步建立，这一时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称为民国时期。本文探讨的近代北京职业教育，其所涉及的时空范围，即为晚清民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发生在现行北京行政区划这一空间范围的职业教育。探究北京职业教育在这一历史时期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北京职业教育的使命与定位，为北京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晚清时期（1840—1911年）：北京职业教育的形成

京师同文馆的创设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开始［3］。通常认为，职业教育始于晚清实业学堂的兴办，如舒新城认为实业学堂的用意与职业教育并无差异，不过不以职业教育为言而已［4］；黄炎培则将1868年福州船政局设艺圃视为职业教育的起始，认为工艺教育实则具有职业教育之特征［5］。基于这一逻辑，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立及其后续西方科技相关科目及机构的增设，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孕育具有标志性意义。以此为开端，洋务派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实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为此积极主持创办新式学堂，兴办洋务实业，掀起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打破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将先进的西方科技文化引入中国［6］，并在教育上形成影响深远的以“西艺教育”为代表的实业教育思潮。

京师同文馆创办的初始目的是培养外语人才，以应对日益繁杂的外交事务，其后陆续增设天文算学馆和格致、化学、医学等馆，并设立藏书阁、印书处、翻译处、观星台、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等辅助机构，由一所旨在培养语言与外交人才的教育机构逐步演化为一所涵盖多门实用学科的综合性学校。在这一演化发展过程中，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展现了首善之区的教化先行和风尚引领作用。在京师同文馆的引领和示范下，洋务派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一系列新式学堂。例如，1864年创办的广州同文馆，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867年创办的上海江南机械学堂，1880年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和天津电报学堂，1885年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创办的广东水陆师学堂及1893年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等。新式学堂的创办，揭开了晚清实业教育的序幕。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办了一系列官办及民办的军事、电报、铁路、矿业等实业产业，为实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才需求助力。新式学堂和实业产业的兴办，为晚清实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实体层面的物质保障。

洋务运动期间，京师同文馆的创办虽然体现了北京作为首善之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但此后一段时间，北京新式学堂的创办并无太多出色表现，与其所居的首善地位并不相符。直到维新变法时期，围绕京师大学堂创办而引发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教育事件和教育举措，北京才再次展现出首善之区的文教引领作用。维新变法前后，北京在教育救国思想争鸣、学堂章程制定、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创设等方面，发挥了政治中心、文教中心的功能与作用，有力推动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其后，京师督学局和京师劝学所等北京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立，则进一步推动了北京新式学堂的发展。

1898年7月3日，光绪批准了总理衙门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委派了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1902年，清政府陆续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等一系列章程，开启了新式教育学制规划的序幕。这一学制史称“壬寅学制”，标志着新式的学校教育体系开始形成［7］。“壬寅学制”将实业教育纳入全国统一的学制规划，实业教育的地位在制度层面获得初步认可。1904年1月，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等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内容比“壬寅学制”更为全面，史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将实业教育放在与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平等的地位，详细规定了兴办实业学堂的具体措施。“癸卯学制”颁行后一直沿用至民国成立，为实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停罢科举，进一步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各地兴起了建设学堂的热潮。1905年12月6日，清政府成立学部。1906年7月26日，又成立了京师督学局，负责北京地区教育事务。1906年11月，京师督学局设立京师劝学所，具体负责北京地区各级各类学堂建设与管理事务，研究北京地区的教育问题。京师督学局和京师劝学所的成立，推动了北京地区的教育发展。北京作为首善之区的教育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各类实业学堂纷纷成立，北京实业教育进入一个相对繁盛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社会各种力量加入新式学堂的兴办之中，其中既有国内开明的官绅阶层，也有西方教会及世俗阶层。1897年，刑部主事张元济发起创办“专讲泰西诸种实学”的通艺学堂，广泛联系社会知名人士，进行教育经费的募捐，并邀请严复等社会名流登台演讲，“宣读西学源流旨趣，并中、西政教之大原”“京官之好学者，相约听讲，不期而集者数十人”［8］，成为引领社会力量进行新式学堂开办的风尚典范。通艺学堂的办学实践，是晚清官绅阶层兴办实业教育的一个缩影。1905年，德国人里布克创办德华普通学堂，是社会不同背景人士办学的另一个典型事例。德华普通学堂开设德文、汉文、数学、地理、历史、博物、理化、图画、天文、卫生、国际法、法律、商务等科目，同时还设有商务部夜校。学堂针对学生收费，每月学费四到五两不等［9］，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民众对实业教育的认同，说明新式实业教育在当时已经具备相当广泛的民众认同基础。据京师督学局统计，截至1908年，属于京师劝学所管辖的实业学堂包括初等工业学堂和私立商业学堂各一所。1909年5月京师第一中等商业学堂得以批准成立。同年，畿辅直隶的顺天府中等农业学堂于北京大兴黄村创立，是当时学制规定倡导下兴办的实业性质学堂。该学堂的根本宗旨是“以养成农业上所必需之学识，使将来改良农事，开导人民，实得天然美利为主义”。学堂章程对经费来源做了说明和规定，其开办经费有官员捐助，常年经费由政府税务来源予以保障，经常费按月报告，临时费随时禀商［10］，可见新式学堂的兴办既得到了社会力量的支持，又得到了来自政府财政的经费保障。

整体而言，晚清时期北京的实业教育虽然在规模和数量方面尚显不足，但在实业教育的探索与实践方面却展现了极为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培养了发展实业所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才，推动近代北京职业教育开始形成。

二、民国时期（1912—1949年）：近代北京职业教育的发展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重要性逐步得到认可与重视，并在制度设计、法律法规和教育实践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教育革新，促进了近代北京职业教育的发展。但由于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民生凋敝，职业教育的发展受到极大制约。

1.南京临时政府及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职业教育（1912—1927年）。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1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宣告成立，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开启了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革新；1月30日，教育部通电各省都督筹办社会教育。之后，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一时激发教育领域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对教育方针的积极讨论，以实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为表征的职业教育思潮逐步形成［11］。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由此进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年7月，蔡元培领导的教育部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讨论并制定民国政府的教育政策。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和学校系统令，后又陆续公布一系列学校法令。到1913年，初步形成系统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学制体系，即“壬子·癸丑学制”。1913年8月4日，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令，“职业学校”首次在政府法令条文中出现。其后，陆费逵、陈独秀、黄炎培等众多教育界知名人士，通过发表文章、国外考察调研、组织教育团体、创办教育刊物等多种方式，传播职业教育理念与观点。职业教育的概念与内涵逐步得以界定与确立，“职业教育”一词得到广泛传播。

1914年1月，陆费逵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再次对职业教育进行阐释和说明。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将职业主义列为四大教育方针之一。1915年4月，黄炎培赴美考察教育，深受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震撼与启发，回国后发表文章，大力倡导职业教育，由原来倡导的实用主义转向为此后极力提倡的职业教育，并于1917年5月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黄炎培担任《教育与职业》主编一职，以此为阵地，发表一系列职业教育文章，并通过政策建议、实践探索、媒介宣传等多种途径，为中国发展职业教育发起呼吁［12］。职业教育逐步取代实利主义教育、实用教育等先前流行概念，得到教育界、实业界及社会民众的认知与接纳。

“壬子·癸丑学制”推行后，北京在职业教育方面获得了一定发展，继续发挥着首善之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统计表明，自1912年5月到1916年7月，北京京师地区共设立乙种农业学校、乙种工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和农业教员养成所各一所［13］。1917年教育部又在北京成立美术学校一所，以为培养中等学校教员之用。1917年的统计表明，京师共有甲种实业学校2所，乙种学校2所，女子职业学校1所［14］。20世纪20年代初，《教育与职业》杂志社的一项统计表明，北京主要的实业性质的学校共有10所［15］。

1922年11月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对已实行的“壬子·癸丑学制”予以改革，史称“壬戌学制”。该学制将实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大学及专门学校附设针对修习职业方向的专修科，基本实现了职业教育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不同层级教育体系中的设计与安排。“壬戌学制”从法律层面确立了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标志着职业教育的初步形成。以此为起点，职业教育在时局动荡、政权更迭的社会背景下，进入艰难曲折的发展阶段。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表明，1923年北京共有实业及职业学校21所，其中市立3所，私立18所。私立学校中，以商科性质的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数量占优［16］。另一项统计表明，1923年整个北京职业教育机构共有63处，而像盐务、税务、电气、银行等专门职业学校都集中在北京，女子职业学校仅次于江苏省［17］。此外，在北京内外城区域（不包括北京郊外），还开办有100余处平民教育学校［18］。这些平民教育学校也开设有职业教育相关课程，说明职业教育已经获得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可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