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时代劳动教育模式重构的逻辑起点、重构路径及实施方案
作者: 冯孟[摘要]在当代生产劳动发展中,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发展迅速。新时代的劳动教育需要适应当代数字劳动呈现的价值多元、形态多维、参与者广泛、时空环境灵活等特点,重构劳动教育模式。数字劳动时代的劳动教育模式重构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去伪存真,重构数字劳动时代的劳动教育价值体系;守正创新,重塑数字劳动时代的劳动教育形态体系;兼容并蓄,重整数字劳动时代的劳动教育参与体系;灵活多样,重建数字劳动时代的劳动教育时空体系。在新时代劳动教育模式重构的过程中,学校需要通过加强活动引导、革新课程体系、引入多元师资、开拓实践基地等举措,推动建立可操作、可实施、可持续的劳动教育模式,让更多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更好地贴近当代生产劳动。
[关键词]数字劳动;劳动教育;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作者简介]冯孟(1983- ),女,海南文昌人,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硕士。(广东 顺德 5283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人工智能背景下职业院校劳动教育模式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YJC880013,项目主持人:冯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05-0005-08
劳动教育是与当代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教育。在当代生产劳动的发展进程中,最深刻的变革无疑是数字劳动的出现。数字劳动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生产资料,利用数字媒介技术与互联网平台,以生产、加工、传播数字内容与产品为主的一种劳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1年趋势》显示,过去十年,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劳动力平台规模增长了五倍,从事平台工作的成年人口人数由0.3%激增至22%。数字劳动的快速发展使其迅速成为当代社会思想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的热点话题。众多学者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框架下分析了数字劳动的内涵与特征,揭示了数字时代的劳动价值、劳动关系的变化。蒂齐亚纳·特拉诺瓦(Tizana Terranova)首次明确提出了数字劳动的概念,指出互联网平台用户无偿、自愿的网络行为所提供的“无酬劳动”是数字劳动的主要形式。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考察了数字劳动呈现出的“无眠”状态,指出数字时代的劳动与休息时间已经不存在明显的界限,不限时间的数字劳动体现了数字资本对劳动者时间的充分占有。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视域下提醒人们关注数字劳动的“无差别”。他认为,“在数字媒体技术和内容的生产中,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所有劳动都属于数字劳动”①,并强调数字劳动时代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共性。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人聚焦数字劳动的“非物质性”,提出“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正在变成非物质劳动,其中包括智识劳动、情感劳动、科技劳动以及赛博格劳动”②。
当代学者对数字劳动的深入剖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化,推进了当代劳动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使在哲学、法学、政治学等理论思潮中式微的“劳动”议题重新成为理论研讨的中心。正如福克斯所揭示的,“劳动不仅构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构成了哲学的基本问题”③,形成了世界劳动哲学研讨的新高潮。回归到中国语境,当代中国是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是全球数字劳动链条的主要组成部分,拥有人数极其庞大的数字劳动者。当代中国对劳动教育的持续改革与创新,不仅是对世界劳动哲学浪潮、劳动实践议题的一种回应,更是扎根中国、对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数字劳动生产实践的一种主动探索。因此,新时代劳动教育必须结合当代数字生产劳动的新变化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成果,通过深入分析数字劳动的内涵特征对当代劳动教育的新挑战,扎根中国实践,建构新的劳动教育模式,不断推进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持续发展。
一、劳动教育基于数字劳动进行模式重构的逻辑起点
教育部印发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劳动工具、劳动技术、劳动形态的新变化,创新劳动教育的内容、途径、方式,增强劳动教育的时代性。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性,首先要把握当代生产劳动的新劳动形态即数字劳动的内涵与特征,解析数字劳动与传统劳动的异同,适应数字劳动特点重构劳动教育的模式,推动建立具有共识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的新时代劳动教育。
(一)适应数字劳动多元价值特点进行劳动教育模式重构,是重建劳动教育共识的必由之路
建构劳动教育模式的基础在于有共同的劳动价值观念,形成具有共识的价值体系。在自然劳动以及工业化劳动阶段,劳动更多地体现为“有酬”劳动,谋生是劳动的主要目的,取得报酬是必然结果。适应这一时期劳动形态的劳动教育,自然强调艰苦奋斗、勤俭等劳动价值理念,希望倡导人们通过艰苦、勤俭的劳动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财富,实现生存与发展。在数字劳动阶段,虽然有酬劳动仍然是劳动的主要形式,但大量的无酬劳动、志愿劳动、“玩劳动”等新的劳动形式开始兴起,导致劳动价值观念日益多元。
无酬劳动即特拉诺瓦揭示的由用户自愿、无偿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上的劳动,包括建立网站、修改软件包以及建立虚拟空间等。所谓的“玩劳动”,实际上是无酬劳动的进一步游戏化、娱乐化。互联网用户在互联网平台开展的社交、影视分享、刷视频、玩游戏等活动,为数字资本平台提供了数字资源,生产了数字内容和商品,为资本创造了剩余价值,实际上是一种劳动,但这些劳动是无酬的且更多带有娱乐性。在“玩劳动”、无酬劳动的进程中,“劳动和玩的边界模糊了起来”④。用户在“玩劳动”中感受不到劳动的艰辛,更多的是获得网络世界中创造的自由、社交的愉悦等多维情感体验。由此,人们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劳动不仅为了生存与谋生,更多的是为了享受创造的自由、社会交往的愉悦,以及获得情感上的满足甚至享乐,呈现出极其多元的劳动价值光谱。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只有重新审视数字劳动的多元价值理念,结合当代教育实践重构劳动教育共同价值理念,才能重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共识。
(二)适应数字劳动多维形态特点重构劳动教育模式,是重建劳动教育适应性的必然之举
教育的适应性体现在贴近当代生产劳动的新形态。教育模式越贴近当代生产劳动,教育的适应性就越强。在工业化时代,标准化、物质性、真实的劳动是其主要形态,大量劳动者在标准化流水线上进行作业,劳动也必然会有一定的物质产出,即商品。同时,劳动是建立在真实的体力与脑力活动基础上的产出活动。在此期间,劳动教育适应工业化时代的劳动形态,教学内容大多采取贴近工厂的标准化、物质化生产实习、实践劳动。但在数字化时代,数字的广泛连接性、特殊性使得数字劳动包含多维的劳动形态,呈现出比传统劳动更多维的形态特点。
在数字劳动的生产链条中,既存在诸如信息数字技术所需要的原料采掘、制造和加工组装等传统生产性劳动,也存在大量的非物质性生产劳动。非物质性生产劳动指劳动者主要以知识、数据、情感为生产要素,生产或输出知识、符号、创意、情感等非物质性产品的劳动。哈特与奈格里阐述了非物质劳动的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智力或语言劳动,如解决问题、符号与分析工作以及语言表达等。这一类非物质劳动生产创意、符号、符码、文本、语言形象以及图像等产品。另一种则是情感劳动,“非物质劳动的另一面是人类交际和互动的情感性劳动。它的产品是不可触摸的,是一种包含放松、幸福、满意,兴奋或激动的感觉”⑤。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以情感、符码、交往为特征的劳动形式,越来越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劳动形式。如当代数字平台中的网络主播、视频博主、网络写手的劳动,为其粉丝带来了情感与社会交往上的多重满足。因此,数字时代的劳动形态既包括真实的生产劳动、物质性劳动,也包括情感劳动、交往式劳动等非物质性劳动,呈现出极其丰富的多维面向。数字劳动呈现的多维形态对新时期劳动教育如何建构与社会生产贴近的教育形式提出了新课题,适应数字劳动阶段的多维劳动形态变化重新建构劳动教育形式体系,成为提高劳动教育适应性的必然之举。
(三)适应数字劳动广泛参与特点重构劳动教育模式,是重建劳动教育组织性的重要举措
教育的组织性体现为教育参与者的有序性、广泛性。在当前劳动教育中,教育的参与者一直相对固定。内部参与者一般由学校管理者、教职员工、学生等组成,外部参与者则由家庭(家长)、企业、社会主体等组成。外部参与群体虽然宽泛,但也有一定的指向性,即以技能化的劳动参与者为主。因为在工业化劳动阶段,劳动是有门槛的,“劳动变成了专门化岗位技能的实现形式”⑥。只有拥有一定的技能特别是适应当代工厂劳动的技能,才能够真正进行“劳动”,因此,学校主要吸纳技术能手、非遗传承人、劳模等拥有一定技能的人群参与劳动教育。
在数字劳动时代,劳动参与群体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连接性以及非物质劳动的大量存在,一些非物质性的情感劳动、照看劳动等被纳入数字劳动的范畴,导致一些过去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成为数字劳动链条上的劳动者,由此产生了规模庞大的劳动参与者。传统的劳动工人需要健康的身体、一定的技能、从事一定的职业,但从事数字劳动的群体却超越了年龄、健康水平、职业、教育水平、技能水平等条件的限制。在数字劳动参与群体中,既有高技能的智能工程师、技术人员等群体,也有对技能要求不高的外卖员工、不稳定的零时工、家务工人等群体。数字劳动参与者的广泛性对劳动教育吸纳何种劳动者参与劳动教育提出了新课题。为此,当代劳动教育必须适应数字劳动者的新变化,吸纳过去未曾关注的劳动对象进入教育体系,提升劳动教育的组织性。
(四)适应数字劳动环境灵活的特点进行劳动教育模式重构,是重建劳动教育稳定性的有力措施
工业化时代的劳动存在固定的时空配置,“劳动成为固定时空的肢体和脑力活动”⑦。适应工业化时代的劳动教育也存在固定时空的教育环境,受教育者在固定的劳动时间、固定的劳动场所进行劳动,接受教育。但在数字时代,数字生产的不间断性产生了无限的时空劳动。首先,数字时代的劳动时间呈现“无间断”的特点。正如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一书中所揭示的,数字劳动时代的人类生活“成了一个永不停息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在无眠的状态里,生产、消费没有片刻停歇,加速了生命的消耗和资源的枯竭”⑧。人们进入一种普遍的无间断的劳动生产当中。其次,劳动空间不再固定,呈现“弥散型”特点。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揭示的,“工厂不再是劳动或生产的范式性场所或集中地;劳动过程已经越出了工厂的高墙,并蔓延至整个社会。劳动无处不在”⑨。在数字时代,“工厂不仅局限于你的客厅和你的雇佣劳动场所——当今的整个星球是一座资本家的工厂”⑩。用户在数字媒体、数字屏上的每一次观看、阅读、点赞、下载、上传,录入、转载,都是数字意义上的劳动。由此,“无间断”的劳动时间与“弥散型”的劳动空间共同构成数字劳动时代的劳动时空。数字劳动营造的这种时空之流对传统劳动教育固定的劳动时空提出了新课题。在此背景下,新时代劳动教育必须适应数字劳动的时空变化,通过重构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时空环境重建劳动教育的稳定性。
二、基于数字劳动进行劳动教育模式重构的路径
数字劳动的特征意味着当代劳动的价值观念、形态、参与群体、时空环境相对于传统劳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当代劳动的巨大变革,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仍然具有其适用性与指导性。新时代的劳动教育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指导下,结合数字劳动的本质特征,从价值理念、组织形态、参与主体、教育环境等方面进行模式重构。
(一) 去伪存真,重构数字劳动时代的劳动教育价值体系
在数字劳动阶段,生存、艰辛、勤俭、创造、自由、享乐共同构成数字劳动的多元价值谱系,但是,如果不加选择地将数字劳动的多元价值引入劳动教育体系,必然造成教育价值观的混乱。新时代的劳动教育价值体系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的基础上去伪存真,既要弘扬数字劳动体现自由、愉悦、创造等正面的劳动价值观念,又要坚决摒弃“玩劳动”中纯粹追求感官愉悦的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