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现代职业教育：应为、难为与可为

［摘要］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之举和重要任务，其逻辑旨归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提质培优、应需而变、主动适应是现代职业教育回应技能型社会的应为之要。然而，在推进落实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仍然面对社会认同度不高、人才供需失衡、多元适应秩序失位等难为之境。破解之道在于创设社会认同新维度，延伸职业教育办学空间与内涵；深化产教融合，提高职业教育承接产业需求的适配性；筑牢专业根基，增强人才供给服务产业转型的适应性。

［关键词］技能型社会；现代职业教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适应性

［作者简介］王凯强（1990- ），男，河南许昌人，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讲师，硕士；冯旭芳（1983- ），女，浙江慈溪人，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浙江绍兴 312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共同富裕下浙江省普惠性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构建策略与实施路径”（课题编号：23NDJC370YB）、2023年度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课题“多中心治理理论视阈下高职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研究”（课题编号：KT2023251）和2023年绍兴市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人力资本视角下绍兴高职创新创业教育路径优化研究”（课题编号：SGJ2023001）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19-0021-09

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建设技能型社会”；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以有需要、有基础、有意愿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试点，探索适应市场需求、匹配产业结构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

技能型社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动经济发展①的社会和教育改革新理念②，是以技能习得为本质特征③并在此概念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一种社会化体系④，其核心在于技能人才的培养⑤和技能文化的培育⑥，以满足产业和社会结构转型对技术进步和技能型人力资本的迫切需求。技能型社会建设应借助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激发国家、社会、个人对技术技能的崇尚、追求和重视⑦，面向全员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水平⑧、道德素质、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⑨，构建终身技能学习的环境和文化⑩，实现新时代多元主体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新需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重在建立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多元衔接、互融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梯度，推动职普融通协调发展，畅通拓宽技术技能人才多路径成长通道11，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和个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12。新时期职业教育承担着向劳动世界、工作世界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根本任务，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增加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保有量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推进落实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社会认同缺位、供需结构失衡、适应能力不强等一系列堵点和痛点，如何更好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快构建技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应为之要：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现代职业教育功能定位

（一）职业技能培训释放新改革红利，奠定现代职业教育逻辑旨归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随后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先后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等文件，针对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模式、不同业态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差异性需求，分别从培训的经费、资源、机制、目标、质量、规范、对象等方面制定相应制度，不断健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内容框架，全力打造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服务国家创新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梯度建设。在国家政策改革红利引领助推下各省份积极贯彻并基于自身发展实际制订出台具体实施方案，涌现出了江苏、广东、山东、浙江、安徽等经济发达省份推进职业技能培训的先进典范。一系列政策聚焦高技术技能人才培育，为高技术技能人才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上述政策制度不断实践应用基础上，国家进一步将政策内容系统化、清晰化、精细化、全面化，推动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重，着眼于培养适应产业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发挥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基础作用”。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提出“以产业需求调整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优化人力资源供给结构”。职业院校应根据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与代际特征，培养学习者的职业综合素质和终身学习技能，建立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衔接的一体化长效机制，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13。

（二）人口结构变迁释放新要素红利，引领现代职业教育提质培优

新时代随着我国人口自然结构、迁徙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动及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减缓等现象日趋严重，亟须优化传统技能型人力资本结构和质量，促使技能型人力资本向高级化发展。尤其是在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适应产业发展需求、构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至关重要。

据统计，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预测今年新出生人数将跌至800万以下，依靠人口数量红利和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驱动经济高速增长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新旧人口红利转折期，需更加注重劳动力人口的提质培优14。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职业教育作为人口质量红利开发的重要窗口，能实现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终身化、高质化，提高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水平，融职业素养、专业能力和工匠精神为一体，厚植工匠文化和创新创业精神，建设一批高质量、规模化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促进技能型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在劳动力总量不增长的条件下实现人力资本逆增长，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体职业生涯发展需求。技能型社会建设进程中，面对人口结构变化释放的新要素红利，现代职业教育应深化产教、校企协同育人，贯通市场注重的直接经济效益与学校追求的专业知识教育目标，破除学历等级与能力挂钩的思维逻辑，树立社会崇尚技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新风尚，增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适用性和通用性。

（三）数字智能转型释放新技术红利，撬动现代职业教育应需而变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在传统产业结构中的拓展与渗透，产业与行业间的壁垒逐渐模糊，促进知识、技能和能力等数字要素与传统技能的结构化与系统化交叉升级，数字技能、数字化职业胜任力、数字素养等适应性技能和应变能力成为高技术技能人才必备的通用职业能力。因此，探寻数字技术支持下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路径是智能化时代完成产业结构“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关键变量。

不断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在工作场域的应用和实践，促使不同行业和职业对高素质数字技术技能人才产生大量需求。数字智能化背景下，劳动者的数字能力是在技术不断迭代、工作任务和内容持续更新、能力新需求不断涌现、职业教育应需而变的动态循环过程中孕育并发展的，这种变革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从“需求”到“匹配”再到“调适”和“发展”的循环过程。劳动者的能力需求随着技术的变化和工作任务的演变而不断更新，职业教育需要灵活地应对这些变化，确保培养出与数字化转型相匹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些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技术能力，还需要适应复杂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工作环境，具备跨学科的综合素质，能够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和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完成数字化转型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理念下数字化与传统制造业的深入互动倒逼职业教育进行数字化升级和改造。要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回应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提出的整体要求，满足数字经济冲击下不同行业对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为技能型社会建设助力。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红利，倒逼现代职业教育主动适应

2021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15.3万亿元，较2014年增加5.8%，占GDP的比重为13.4%，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15。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为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提供重要基础支撑。“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正经历深刻调整，以技术技能创新为重要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育。

当前，我国技术技能人才总量、结构和素养还未能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的发展需要。截至2020年底，浙江省高技能人才数量为321.8万人，占技能人才总量31.77%，广东、山东、安徽、江苏和福建分别占比33.6%、24.61%、28.56%、41.98%、19.28%16。其中，浙江省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为1.6，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突破2，高级技工人才紧缺现象严峻。职业院校作为教育与产业沟通的承载主体，应基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类型。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释放的新动能红利，现代职业教育应主动适应产业变革与区域经济结构，增设对口专业、扩大培养规模、架构培养梯度、推动融合发展，建立有衔接、有层次的产业专业体系，将职业教育优势转化为创新创业优势和地方发展优势，提升职业院校专业与地方产业的适配性与承接性，更新岗位技术工人的知识储备、技能升级、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就业岗位的工作效率，保证高素质技能劳动者队伍数量稳定增长、质量稳步提升，发挥现代职业教育人力资本增值效应。

二、难为之境：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现代职业教育任重道远

（一）社会形象固化掣肘，类型教育认同度不高

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认同掣肘和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造成普职教育机会分层和人才割裂。例如，2016—2020年中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总在校生数的比例仅分别为40.3%、40.1%、39.5%、39.5%、39.4%，可见“趋普避职”的陈旧思想观念仍未得到明显改观。

1.生源方面。据统计，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招生人数仅552.58万人，同比去年减少18.03万人，下降3.16%17。反观普通高中依然将“升学率”作为衡量高中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分数意识、排名意识、效益意识根深蒂固，学历等级挂钩能力的逻辑依旧盛行，致使进入职业院校的学生自我定位为学业失败者、成才无望者、品行不端者，职业院校生源数量和质量不断滑坡，“普高热”与“职教冷”现象凸显。

2.家庭方面。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显示，学历高低对工资增长幅度和空间都有较大影响，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增速越快。在“学历型社会”依然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提高学历文凭既是满足家长虚荣心的需要，也是学生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家长们希望通过提升学历来增加子女参与社会竞争的资本，进而实现整个家族的社会阶层跨越。受此影响，职业院校学生专升本意愿和人数也呈上升趋势，据统计，目前全国高职在校大学生1590.10万人，专升本的比例已达20%18。家长及学生群体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更不愿主动选择职业教育，甚至有不少取消中职教育、全面普及普通高中的声音，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不高，地位边缘化现象依旧严峻。

3.职业发展方面。低学历意味着低收入、低就业、低发展，很多用人单位将学历作为个人发展的门槛，职业生涯发展路径和晋升通道收窄，导致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价值难以彰显；阶层利益主体固化、社会资源流动不畅使职业教育被鄙视和区别对待，造成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能”不匹岗、“资”不匹劳、“景”不匹期，进一步加重了公众对职业教育的焦虑症状。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内外部偏差和“学历本位”观念的羁绊成为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堵点。

（二）产教融合顽障难破，人才供需结构失衡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人才与效益是校企互融共生的价值基础。然而，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文化渗透、社会服务、就业创业、资源共享等方面与企业真实需求脱钩，导致产教融合存在诸多“痛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需产生错位。

1.职业教育适应产业发展难度较大。一方面，国家针对产教融合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如建设现代学徒制、产业学院、企业学院、订单班等，强调既要注重学生技术技能水平的提高，又要追求学生综合运用能力、通用职业素养、求职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由“专才”向“通才”转型，但政策具体落实过程中存在“踢皮球”情况，致使职业院校在向龙头企业寻求合作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应。另一方面，随着职业院校年招生数的不断扩大，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经费投入总量急剧增长，规模发展迅速，但资源配置、资源利用率仍不能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结构调整的需求，资金支持未能及时弥补高职院校在办学资源方面的短板。以浙江省为例，2021年高职院校专任教师数18349人，较上年增加1580人，增幅9.42%19；高级职称专任教师数增加473人，增幅8.23%；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数增加1383人，增幅9.81%；地方政府对高职院校投入和高职院校经费支出总额分别为5.33亿元、7.07亿元，较2020年增幅分别为10.8%、5.73%。职业教育大而不强，导致其在向行业企业输送人才以及提供技术技能服务方面能力不足，无法有效实现人才效益的辐射以及技术服务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