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生态重塑研究

［摘要］各级政府、行业企业、院校自身需求驱动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发展，而教育生态系统不良使职业教育境外办学面临最小因子限制、系统循环不良、生态幅狭窄、花盆效应等生态困境。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共生系统构建是一个多元主体的协同过程，需要从搭建数字化共生界面、形成多重共生关系和促进共生系统进化三个方面整体推进。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共生系统

［作者简介］文静（1984- ），女，湖南长沙人，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硕士。（陕西  西安  710026）张伟（1978- ），男，陕西西安人，长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士。（陕西  西安  710064）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2020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课题“职业院校国际化水平提升研究”（课题编号：ZG202007，课题主持人：刘育锋）和陕西省教育厅2020年度一般专项科学研究计划（人文社会科学类）项目“高职院校来华留学生全球胜任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课题编号：20JK0308，课题主持人：文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19-0013-08

数字技术正在推动教育范式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变革。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受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行业企业和院校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驱动，但是由于政府相关政策和机构缺位、校企协同机制缺失、职业院校发展定位不清以及境外办学对人员和设备流通依赖性强等原因，导致其生态存在困境，发展出现瓶颈。教育数字化转型为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生态重塑提供了契机，基于数字化转型构建共生系统可以促进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生态良好有序发展。

一、政企校需求驱动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发展

（一）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能够满足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2023年正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正从谋篇布局阶段转向精耕细作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职业教育作为与产业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是新时代教育“走出去”的重要突破口。配合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办学、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已经成为职业教育的历史使命。为此，国家积极引导职业教育开展境外办学，推动中国职教标准走向世界，打造以“鲁班工坊”模式为代表的国际职教品牌。

（二）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能够满足“走出去”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人才供给是企业走出国门，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条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更加密切，取得明显成效。当前我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直接投资都已跃居全球第一，基础设施、新基建、能源、高新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均已实现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度参与。高铁、电信等“走出去”企业对熟悉中国文化、技术、产品、标准的国际化技能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职业院校“随企出海”开展境外办学，能够切实服务“走出去”企业的人才需求，助力“走出去”企业成长壮大。

（三）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能够满足院校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的重要任务，而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是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其中，“世界水平”要求提升参与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制定的话语权，提升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资源的国际通用性，提升国际化人才供给能力。境外办学是职业院校提升自身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手段。

二、重塑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生态的必要性：教育生态之困境

教育生态学将教育理解为一个内部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用生态学原理分析和解决教育问题。例如，祝智庭等人在《数字达尔文时代的职教数字化转型：发展机遇与行动建议》一文中运用达尔文进化原理解释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宋瑾瑜等人在《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共生体系构建研究》一文中通过共生理论研究高职院校校企合作问题。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发展较快，取得了分布面广、模式丰富、办学灵活、品牌效应初显的办学成效，为改革攻坚、爬坡过坎总结了经验。然而，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是一个复杂的教育生态系统，由各种因素导致的生态困境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

（一）政策和机构不完善成为限制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生态系统发展的最小因子

德国农业化学家利比希（Justus von Liebig）提出植物的生长取决于那些处于最少量状态的营养元素，这些元素是决定此种植物生存和分布的根本因素，该定律被称为利比希最小因子定律。教育活动有序开展的前提是遵循特定法律法规并服从特定部门管理。目前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政策法规和管理机构并不完善，这成为限制其发展的最小因子。

第一，缺乏相关法律对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进行规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废止后，职业教育境外办学长期处于相对自主但缺少规范指导和质量监管的状态。2019年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虽然给了高校境外办学一定的技术指导，但该文件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缺少专设机构对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进行管理。职业教育境外办学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包括教育部、外交部、留学基金委等。当前，多个部门缺少协调机制，分割严重，不利于资源整合和一体化管理，影响境外办学的系统性、长远化发展。

（二）校企协同机制不完善导致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生态系统循环不良

生态系统的三大功能包括物质循环、信息传递和能量流动。一个循环良好的教育生态系统，其物质流、信息流和能量流应该是畅通有序的。然而，目前很多职业院校与“走出去”企业联合境外办学具有偶发性，尚未建立完善的校企协同机制，导致物质循环不良、信息传递不畅、能量流动不足。

第一，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过程中最主要的物质循环是办学资金和设备的流动。职业院校因受政策限制，资金筹措和资产出境存在困难，难以创设良好的教学条件和实训环境，而企业在境外办学投资方面具有更多优势。但是，由于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目前企业对办学的参与和投入不足，大部分境外办学机构缺乏物质基础。第二，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过程中最基本的信息传递是企业与院校之间人才需求与供给的信息对接。目前企业与院校之间信息不对称，造成企业急需人才，而院校不知道在哪里办学、培养什么人、培养多少人的混乱局面，导致境外办学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第三，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过程中最主要的能量流动是企业与院校之间的能量交换，即企业为院校人才培养给予教学和实践支持，院校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目前企业与院校之间缺少机制来进行资源整合、能量叠加，尚未完全形成“抱团出海”的优势。

（三）职业院校自身定位不清与规划不足导致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生态幅狭窄

生态幅是指生物对环境因子的耐受范围，反映了事物的适应能力。耐受范围较广的生物称为广适性生物，耐受范围较窄的称为狭适性生物。当前，职业院校对境外办学的定位不清晰、缺少长期规划，导致其境外办学适应性差，先天体量不足，后天可持续发展能力弱。部分职业院校在开展境外办学前没有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行业企业发展需要、自身内涵建设需要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解决“为什么办学”的问题；没有对潜在合作国家的经济、社会、职业教育情况以及办学的可行性与风险等进行充分调研，解决“在哪里办学”的问题；没有将境外办学纳入母体院校整体发展战略进行统筹规划，解决“如何办学”的问题。甚至有部分院校为了完成国际化考核指标，仓促在境外挂牌或设点，工作流于表面，造成资源浪费。

（四）境外办学对人员和资产流动的依赖性凸显了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花盆效应

花盆效应也称为局部生境效应，是指由于受到外界对环境的控制而导致生物的发展受到限制。“花盆”是一个经过人为塑造的有利于生物生长的环境，一旦离开这个环境，生物的生长就会受到限制。目前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多采用境内外联合分段式培养的形式，无论是选派专业教师赴境外教学，还是境外办学机构教师和学生来华学习，或者企业向境外办学机构投资教学设备等，都有赖于人员和资产的实体流动，这是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的“花盆”。一旦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这种实体流动被中断（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局变动等），境外办学进程就会停滞不前。如果不消解花盆效应，提高适应阈值，职业教育境外办学将难以向长远发展。

三、重塑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生态的可行性：数字化转型之契机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通过在教育生态系统中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促进教育的系统结构、功能、文化发生创变的过程，从而使教育系统具有更强的运作活力和更高的服务价值，其本质是教育生态的重构。职业教育境外办学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进行整体性系统变革，重塑教育生态。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趋势，特别是与我国职业教育合作境外办学最为密切的东盟地区和非洲地区的教育数字化转型，为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生态重塑提供了契机。

（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布局

在数字技术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和全球趋势。我国在东盟地区和非洲地区的境外办学点占境外办学总量的87.4%。尽管这两个地区普遍存在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数字技术鸿沟、基础设施薄弱等现象，但不断推进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正在逐渐消解这些问题。全球各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趋势为中外协同重塑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生态创造了政策环境。2020年，非盟发布的《非洲数字转型战略（2020—2030年）》中提到要用互联网连接非洲的大学、技能培训机构和中学，实现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同时发布的《非洲数字化教学政策指南》也提出DOTSS数字化教学措施，即“数字技术连接”“在线和离线学习”“教师作为促进和推动者”“线上教育安全”“以技能为中心的学习”。2022年11月1日，东盟数字教育中心在金边的西索瓦高中正式启用。该中心将涵盖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技术教育、非正规教育和包容性教育的教育部门，是东盟推动教育生态系统转型的里程碑。2022年底，东盟峰会通过《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宣言》，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技能培训、教育支持、区域倡议四个方面的战略努力，跨越数字鸿沟，增强未来教育系统的韧性。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

数字技术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当前急速发展的5G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XR/VR/AR/MR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条件。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各国首先要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美国“重建更美好未来”计划包括“21世纪的数字基础设施”；德国启动《学校数字协定》，开展学校信息化平台建设；法国开展“教育数字领地”项目；俄罗斯推行“数字教育环境”项目等。为实现“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的目标，教育部先后发布系列涵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数字校园建设规范。2021年，东盟发布《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旨在将东盟建设成一个由安全和变革性的数字服务、技术和生态系统所驱动的领先数字社区和经济体。该规划提出“卓越的电信基础设施是任何数字转型的核心”，并在基础设施行动中规定了九项子措施，涵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应用的全流程。2022年，欧盟宣布实施《欧盟—非洲：全球门户投资计划》，旨在实现“智慧的、可持续的、可信任的全球互联互通”，推动非洲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升级。全球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数字鸿沟的缩小为中外协同重塑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生态夯实了技术底座。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中外协同发展

在全面建设数字中国的过程中，我国与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展开了深度合作，全方位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包括教育数字化转型。2020年，《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提出双方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合作，共同为东盟区域教育等领域数字转型提供解决方案。2021年，中国和非洲共同制订和实施“中非数字创新伙伴计划”，提出六点建议，其中包括加强数字基建、开展数字教育等。2023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向国际社会发出六点合作倡议，即加强政策对话沟通、推动基础设施联通、推进数字资源共享、加强融合应用交流、开展能力建设合作、建立健全合作机制。会议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致力于建立全球数字教育合作伙伴关系，携手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共同应对教育数字化转型挑战。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标志着教育数字化转型进入新阶段，为我国职业教育境外办学生态重塑搭建了中外协同合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