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教育数字化空间生产:源流、体现及其路径转向

作者: 江颖

[摘要]老年教育的数字化是创新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进行智慧助老的战略支持。老年教育的数字化历史源流体现出全国各地老年远程教育的发展和老年开放大学支持辅助的形式变迁。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出发,老年教育数字化的物质性空间表征主要表现为以政府主办的老年(开放)大学技术支持服务模式和企业主办的平台模式,老年教育数字化的社会性困境主要体现为老年教育数字化适老保障的欠缺、不同代际人群数字化鸿沟的存在以及对老年教育数字化认知的缺失,老年教育数字化的文化性空间生成主要体现为要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心智文化和对老年教育进行数字化改造的实体文化。为此,在实体转向方面,要搭建数字适老平台,开发学习内容;在理念转向方面,要推动数字学习反哺,实施代际共融;在服务转向方面,要加大教育模式创新,重塑数字环境。

[关键词]老年教育;数字化;空间生产理论;路径转向

[作者简介]江颖(1978- ),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开放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国家开放大学教育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73)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教育部重点课题“开放教育资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国际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DDA220343)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19-0086-08

随着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希望通过学习增长知识、丰富生活、增进健康和服务社会。然而,我国当前的老年教育资源还存在不均衡不协调的状况,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学习需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64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70%①。在过去20年中,老龄化加速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社会对老年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泛在网络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驱动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全方位重塑的引领力量,为人类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②。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老年教育必须以积极的姿态拥抱和融入数字化驱动的沉浸式教育教学方式变革,达成老年教育自身与数字技术的线上线下快速融合,实现公共普惠型服务与绿色智慧数字生态经济的教育一体化,创新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这样才能为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智慧助老难题提供战略支持。

国外对老年教育的数字化研究开展较早,发现对老年人进行数字化教育,可以减少由于世代隔离、人际疏远、信息孤岛等带给老年人的边缘感和孤独感。国内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已经有老年教育数字化的相关研究,但绝大部分主要集中在远程方式对传统老年教育的补充研究上,真正的数字化研究成果并不多。2010年之后,随着“三通两平台”的建设,教育信息化事业加速,在线教育逐渐进入传统课堂,老年远程教育开始稳步发展、全面推进。以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为代表的机构推动开展了一批老年远程教育的课题研究③,有关老年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出现了较多增长,实践者们也开始强调老年远程教育的引领作用。代表性的研究主要聚焦老年远程教育的模式创新、实施路径与建设策略以及老年人群数字时代的生存、融入与适应问题等。总体来看,从系统生产视角对老年教育数字化展开探讨,如对老年教育数字化的历史源流、生产体现以及路径探寻进行梳理的文章还比较少。据此,本文尝试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出发,对老年教育数字化进行探究,以期对老年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有所启示。

一、老年教育数字化的历史源流

20世纪90年代,随着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形式和学习手段日益丰富,远程教育与老年教育日渐合并为一种全新的师生时空离散的教育形态——老年远程教育。它打破传统教育的时空界限,采用开放灵活的方式,提供多样的教育内容,从而成为老年教育数字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作为传统老年大学的重要补充,当时的老年远程教育形式主要包括上海、北京等地开展的空中老年大学以及后来由开放大学举办的老年开放大学。

1995年,上海老年大学联合上海教育电视台等率先开办“空中老年大学”,吸引了30多万的老年人参与学习④。同年,民政部启动“全国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强调要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兴办老年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纷纷开办空中老年大学,建立网络交流平台,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开展老年远程教育。2007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创办“东方银龄远程教育中心”⑤,面向全国老年人授课。2012年,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实施“三个一”计划,在全国部分省市建立一批老年远程教育实验区,推荐评选一批全国老年远程教育优质课件,开展一批老年远程教育课题研究⑥。至此,我国的老年远程教育开始进入稳步发展、全面推进阶段。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依托远程教育推进老年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例如,2020年,上海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尝试通过建设全市老年教育教学机构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搭建信息化服务和在线学习平台,提供数字化学习产品,拓展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渠道⑦;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推进“天津市终身学习网”“国家数字化学习中心天津分中心”“天津社区教育网”的建设和应用,天津市老年人大学、和平区和西青区等区属老年大学在老年教育数字化方面进行了成功实践,创办老年远程学习网和数字化平台,先后建设多个社区数字化学习中心,自建或合作共建网络资源,开发数字小程序以及开设直播课等,鼓励老年人在线学习⑧;云南省昆明市建立了“916”数字养老社区模式,采取线上学习与线下体验相结合的学习方式,支持社区老年学习共同体成长⑨。

老年开放大学则是老年教育数字化转向的另一支特别生力军,它运用开放大学多年来从事远程教育的现代信息技术经验,融入并完善老年教育系统,对课程资源和教学模式进行适老化改造,寻找老年大学创建与数字化战略行动的最佳结合点,提升未来老年教育的便捷性和创新性⑩。2010年之后,教育部开始赋权开放大学运用覆盖全国城乡的网络教学系统开展老年远程教育,特别是构建遍及城乡的社区老年教育服务系统,推进老年大学办学网络向乡镇、街道和社区延伸。2022年,国家开放大学联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民政部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等单位,成立了“互联网+”的国家老年大学。截至2022年8月,依托国家开放大学分部以及学院构建的开放大学老年教育体系,已建成5个直属学院,20所省级老年开放大学,216所地(市)级老年开放大学,889个县(市、区)级老年学校,46698个村(社区)老年教育学习点,线上平台注册用户数总计630余万人11。同时,国家老年大学已初步建成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了以主动健康、休闲娱乐、技能提升、学历圆梦四大类为主的课程资源约40万门(个),提供线上教学、学习支持、学分银行、学习地图等形式丰富的信息化老年教育服务。12全国各省级和地(市)级开放大学在国家老年大学建立的基础上,也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数字化方式开展或指导老年教育。例如,福建开放大学成立了福建老年开放大学,建立了1200多家市县社区大学、社区学院和学习点,形成了基本覆盖全省的远程教育网络系统13;四川开放大学充分发挥组织体系和远程网络系统优势,在全省挂牌成立了16所市级社区教育管理机构,61所县(市、区)级社区学院,建立了6个国家级社区教育示范区和7个社区教育实验区,初步形成“省级—市级—区(县)级-街道(乡镇)级—社区(村)级”五级社区教育机构体系,远程指导市级社区大学和县(市、区)社区学院开展公益性的社区老年教育活动;贵州开放大学、辽宁开放大学、内蒙古开放大学等开展全省老年远程教育指导服务,在全省探索“数字化+老年教育”发展模式。

二、老年教育数字化的空间体现

空间生产理论由法国的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首次出现于1974年的《空间的生产》论著中。根据该理论的逻辑,空间的生产包容一切的世界观和实践活动,它有三层含义:第一,空间包含多重关系;第二,空间是一个表征性空间;第三,空间通过知识与理论的诠释被建构出来。14列斐伏尔尝试重建关于空间的元理论,同时又提出空间的实践意义,即空间不是既定的,而是具有建构性和生成性的力量,具有实践的反思性。事实上,空间生产由一系列看得见、具有一定“客观性”的活动所构成,其结果乃是一种共存性15。列斐伏尔的现代“空间三元辩证法”创建了社会空间生产理论分析框架,即空间生产是由三个层次构成,包括经验性、具体化、可感知的物质空间实践,生产关系秩序维持层面的社会空间表征,以及实际生活和体验的精神表征空间。

在空间生产理论的指引下,本研究将老年教育数字化意涵阐释为空间生产的具体表象:首先,在空间表征方面,它承载了老年教育数字化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表现为老年教育数字化的物质性空间;其次,在空间困境方面,代表着通过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确立和维护秩序的老年教育数字化社会活动,表现为对老年教育数字化社会环境、认知等现实缺失的审视;最后,在空间生成方面,代表着在生活和体验中的老年教育数字化空间精神追寻,表现为老年教育数字化的文化性空间生成。

(一)物质性空间的表征

在老年教育数字化这一现象的物质性空间生产理论中,具体表象为老年教育过去和现在的实践活动以及实践活动的各种结果,因此,老年教育数字化的实施模式正是物质性空间实践的表征。2020年发生新冠感染之后,全国各地老年大学、老年学校、社区(教育)学院等纷纷利用网络学习平台广泛开展起网上老年学习活动,进一步拓展了远程老年教育的受众范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加入远程学习,学习形式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当前,我国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化老年教育主要分为两种模式:

一是政府主办的老年(开放)大学技术支持服务模式。主要是各类老年教育机构通过引入外部企业技术力量,联合开发各类网络智慧平台、数字化学习平台等,推动老年教育数字化。以中国终身学习网、中国社区教育网、中国老年大学协会远程教育网、福建老年学习网、云南“916”数字化养老社区、河北终身学习在线、南京学习在线、上海老年人学习网、中山“互联网+养老服务”社区智慧养老平台、青岛“微学汇”网络视角空间等为代表,为老年人提供时事、摄影、书法、养生、舞蹈、声乐、绘画等在线课程,极大地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二是企业主办的“线下活动+线上课程+智能硬件”模式。主要是互联网老年教育企业借助于网页、App、微信公众号等的快速通达性,向老年人群提供订阅会员制和课程制等服务,以广州美好盛年、乐活学堂、樊登年轮学堂、家游学院等企业开发的数字化老年教育课程为代表。虽然这两种模式有所不同,但都使老年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服务模式趋于互联网化、自主化和智能化,有利于满足不同文化层次、生活背景、经济状况的老年人的异质化需求。

(二)社会性空间的困境

当前,老年教育数字化正遭遇着不同的困境和障碍,而在空间生产的社会性空间表征观念中,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方式来改善这种表象,比如存在的适老化障碍、数字化鸿沟以及数字化认知缺失等。

1.老年教育数字化适老保障的欠缺。老年教育需要广泛覆盖的适老化保障,但从现实来看还存在极大的缺陷。首先,政策制度上,我国虽然已经出台了老年人群数字化学习的系列保障文件,如2020年国家工信部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等,为赋权老年人接受数字化教育予以保障,但对于转型过程中需要的数字化实施原则、机构职责、管理方式、经费保障、队伍建设、评价监督等内容并没有细化规定和鼓励措施,不利于老年教育数字化的规范发展和有序推进。其次,资金投入上,我国各地对老年教育数字化的投入并没有那么高,加上对老年教育的数字化改造往往需要更严格的适老化标准,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而且由于价值前景不明,老年教育的数字化也缺乏足够的社会资金投资驱动力,从而导致老年教育数字化改造面临困难,城市和乡镇、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最后,师资队伍建设上,目前从事老年教育的师资绝大部分来自兼职或离退休人员,队伍的稳定性难以保障,当前许多老年教育师资对于学习资源的制作和管理并不娴熟,也缺乏数字化教学方法和经验等素养,从而影响老年教育数字化的适老性。

2.不同代际人群数字化鸿沟的存在。数字化时代给大众带来了生活的诸多便利,但对于广大老年人群来说,由于身体机能和记忆能力的不断衰退,以及新媒介复杂的操作步骤和繁杂的流程,在信息化知识记忆性获得和操作性技能掌握上存在很大的困难,时常面临着巨大的“数字鸿沟”,致使他们成为信息化时代的“数字难民”,并延伸为老年人适应数字化教育和数字化学习的共同难题。当前,学界关于“数字鸿沟”的内涵大体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由基础设施和服务差异而导致的技术接入差距;第二级是因经济、教育、地区等差异所导致的信息使用差距;第三级是“数字鸿沟”包括其所产生的结果及影响16。虽然目前我国加速了社会各个领域的数字化发展进程,一些地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已经基本覆盖,但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与青年人在电脑、手机等数字化学习设备的占有及使用上仍存在极大的差距,城乡差距则更为明显。老年人不会使用数字化信息,在使用数字化设备进行学习时遭遇困难,学习兴趣可能会因此受到抑制,进而无法真正融入数字化的教育世界中。例如,有研究者通过调研老年大学学员发现,尽管许多老年人已经参加过网络课程的学习,但一半多的人还是更愿意参与线下面对面学习,主要原因在于先前知识的缺乏、学习环境的孤立、生理困难的限制、适老化设备的欠缺等。即使老年人愿意接触新生事物,但由于代际鸿沟的存在和代际理解的差异,他们往往比年轻人更易遭遇社会排斥。再加上社会大众对老年人群的数字化应用缺乏包容氛围,严重影响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进而造成技术恐惧和排斥心理,不利于老年教育数字化公共服务的推广,甚至形成新的代际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