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摘要］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类型教育，能够依靠其教育性、经济性、职业性等基本属性散发教育能量，赋能乡村社会发展。在共生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的能量供给与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之间仍旧存在矛盾：共生单元价值取向对立，农村职业教育陷入角色冲突；多元主体之间的质参量非兼容，共生模式失范；物质与生态双重共生环境缺失，农村职业教育人才成长土壤贫瘠。对此，提出共生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统筹共生单元的价值取向，厘清农村职业教育的角色定位；提升多元主体之间的质参量兼容度，优化共生模式；营造优良共生环境，培育农村职业教育人才成长土壤。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乡村振兴；共生理论

［作者简介］刘婷婷（1999- ），女，内蒙古通辽人，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张益刚（1970- ），男，山东青岛人，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山东日照 276826）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19-0106-07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我国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前，在我国乡村社会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阻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寻求固根本、利长远的发展之道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的重要实践命题。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类型教育，能够依靠其教育性、经济性、职业性等基本属性散发教育能量，赋能乡村社会发展。如何在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二者之间建立成熟的互动机制，开拓稳定、持续、高效的共生发展路径，以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理论命题。

一、共生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阐释

（一）共生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视角

共生理论由生物学中的“共生”概念演化而来，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Debary）首先提出。1979年，德贝里在其专著《共生现象》中指出，共生是指多种生物相互依存和作用的生存状态，并形成协同进化的关系模式，用以形容多种生物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共生”现象不仅存在于生物界，而且广泛存在于社会与经济领域之中，共生理论逐渐演化为阐释不同物质间相互依存、协同进化、互利互惠关系的方法论。

在职业教育领域，也有诸多学者运用共生理论开展研究。有些学者认为，相互依存是共生理论的基本前提。一方面，职业教育能够为地方发展提供力量，“自由—共生”理念能够驱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围绕产业升级构建职业教育专业群的发展战略是这一主张的深度体现；另一方面，共生理论提供了职业教育主动面向社会需求自我改革的动力，能够解决高职院校校企合作资源供需结构性矛盾等现实困境。有些学者认为，相互依存是事物存在的有机方式，其目的在于协同进化，所以主张开创多元主体联合培养新路径，实现各子系统在资源、运行和利益三方面的协同。还有些学者认为，相互依存是事物生存的根本依赖，协同进化是共生理论的技术路线，互利互惠则是共生理论的目标追求，所以主张构建互利共生的专业群现代化治理体系，实现全程帮扶、全域帮扶、全员帮扶的职业教育扶贫共生模式。可见，共生理论能够为职业教育研究提供适切的理论基础，助力职业教育现实问题的解决。

将共生理论运用到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中来看，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首先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摆在中心位置。农村职业教育能够以其独有的技术技能人才输出功能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即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在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乡村振兴的实现能够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打造新场域，以乡村的先进产业、优良生态和高效治理夯实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生态和政治基础，推动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共生理论能够为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法论。

（二）共生理论下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要素分析

共生理论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

1.共生单元。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共生关系形成的基本物质条件。共生单元投入和产出的物质、信息、能量等定义为质参量。若共生单元间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则共生单元间的质参量能互相传递和转化，即共生单元至少存在一组质参量相容是共生的基础和前提。在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共生关系中，共生单元主要包括乡镇政府等公权力机构、职业院校、乡镇企业以及适龄青少年、农民、退伍军人等受教育群体。多个共生单元间进行能量交换，并在能量交换的过程中不断对其他单元提出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新要求，奠定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共生关系的物质基础。

2.共生模式。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形式，在行为方式上分为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四种形式，在组织程度上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形式。对称互惠共生和一体化共生是共生关系的理想状态。共生理论的核心思想即通过合作互补、平等公正、共同发展的基本思路最终实现对称互惠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的共生格局。在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共生关系中，不同共生单元之间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之内，共生模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职业院校与受教育个体之间可以形成招生需求与受教育需求的对称互惠共生，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可能形成单方输出能量偏多的非对称互惠共生。

3.共生环境。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关系存在的外生条件，是共生单元以外所有因素的总和。环境具有较强的波动性，环境中的不确定性风险较多。建立稳定的共生关系，需要对共生单元与行动环境之间的匹配均衡度提出相应要求，以确保共生单元能够适应外部行动环境的多变性特征，迅速有效地做出共生治理反应。理想的共生环境需要凸显其内在的正向促进能效，使其能够与共生单元之间形塑出应有的相互作用功能，以强化共生单元主体间的激励效应。以不同的标准对共生环境进行划分，共生环境可以有多种类型。例如，以环境作用的正向与否为依据，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共生环境；以环境作用方式划分，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共生环境；以环境作用领域为依据，可以分为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生态环境等。在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共生关系中，共生环境也有多种类型，且因事、因势、因地而变化。例如，乡村经济环境的优劣直接决定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效果和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对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共生关系产生直接影响。

二、共生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挑战

近年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但在共生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的能量供给与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之间仍旧存在矛盾，具体表现在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个方面。

（一）共生单元价值取向对立，农村职业教育陷入角色冲突

发展教育，必须要明确教育“为谁服务”的基本问题，即厘清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历来有“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两种主张。从社会本位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教育的工具价值，具体到农村职业教育中即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为了使社会达到某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从个人本位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人性化”和“个性化”，具体到农村职业教育中即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个人能力，发挥个人潜力，实现人的个性化发展。在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共生关系中，不同共生单元所持有的价值取向不同。

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政府等公立性质的共生单元所持有的价值取向是“为农”，即通过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让技能型人才扎根乡村，构建高技能水平、高文化素养的乡村人才队伍，激发乡村创新活力。而作为共生单元的教育个体所持有的价值取向则与之相斥，受历史文化、城乡差距、社会待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受教育者的价值取向呈现出明显的“离农”倾向。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8—2022年，除了2020年因新冠感染疫情的居家政策导致农民工人数略有下降外，其他年份的农民工人数涨幅明显，农民工队伍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数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在“为农”与“离农”两种职业教育期待的冲突之下，潜藏着不同共生单元的价值取向矛盾，农村职业教育陷入角色冲突，“究竟为谁服务”成为职业院校的艰难抉择。

（二）多元主体之间的质参量非兼容，共生模式失范

质参量兼容的方式对共生模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具体到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共生关系中，多单元之间的质参量兼容呈现出非理想化的状态。

1.从行为方式上看，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企业两大共生单元的共生模式呈现出偏利共生的状态。农村职业教育与企业的共生关系通常表现为校企合作，理想化的共生模式是农村职业教育依靠其科研实力和人才输出满足企业的技术升级和技能型人才引入等需求；企业以其自身的人力、物力、财力满足职业院校增加办学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训场所、引入“双师”型教师等需求。目前，在“离农”诉求高涨的形势下，职业院校为完成招生任务，在专业开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往往只注重契合学生需求，而非依据地方产业结构设置与调整专业。有学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进一步分析农林牧渔专业类别发现，与直接生产、生产农林牧渔业所用产品的产业、直接使用农林牧渔业产品的产业、依托农林牧渔业资源所衍生出来的产业相对应的专业分别占比56.20%、5.09%、6.44%、32.27%，直接生产所占比例过高，涉农专业布局结构比例失衡，未能全面彰显出农业生产全产业链和产业融合的价值。职业院校专业设置难以契合企业需求，服务行业企业的能力不足，校企合作呈现出非均衡的能量交换态势。

2.从组织程度上看，农村职业教育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共生模式呈现出连续共生与点共生的杂糅状态。当下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中的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被割裂，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离带。农村职业教育往往注重在校学生的学历教育，而其他类型受教育者的职业培训需求被忽视。农村职业教育对其他类型受教育者的职业培训往往是单次、短期的集中培训，以一次性经济补贴作为吸引。有学者对贵州地区的职业培训进行研究，发现贵州省尚未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难以在短期内快速启动大范围的职业培训工作；短期培训对培训对象的就业意向影响不大，且忽视技能实训；农村地区的职业培训与现实需求脱钩，职业培训收效低。这种以“点”的形式展开的职业培训，对受教育者在技能提升以及高质量就业方面的助力是微乎其微的。

（三）物质与生态双重共生环境缺失，农村职业教育人才成长土壤贫瘠

相较于共生单元和共生模式，共生环境是一种外生而不可控的调控机制，可能会在某些情境下对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产生决定性影响。营造积极的共生环境是共生单元活力焕发、共生模式均衡稳定的重要前提。在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共生关系中，共生环境内仍有诸多负面因素，阻滞二者的深度合作。

1.农村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要有雄厚的物质条件作为支撑，但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差距仍旧是制约农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大因素。国家虽然提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但在实施过程中缺乏细化方案和专项资金支持，全国已有30余个高校成立乡村振兴人才培训学院，农村职业教育人才总量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相关平台运作模式不清晰的问题却依然显著。教育资源的分配经常以空间地域为依据，城市教育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处于天然的优势地位，农村教育尤其是被视为低端教育的农村职业教育被置于边缘化的位置，农村职业教育成为整个农村教育链条上最为薄弱的环节，农村职业教育滞后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