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育培养高阶能力的现实诉求、内涵价值与实践路径

[摘要]从工业化社会到数字化社会，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创新活动加速演进，赋予职业内容和发展趋向更多不确定性，发展高阶能力增强知识迁移性和获得技术创新的变革能力，将成为未来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关键体现。以通识理论、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基础，以“导师+项目+团队”为支撑，以产业学院、校地合作产业研究院为依托，在始业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中持续性引导、在实训实践实习环节中深入推进、在继续教育和培训中提升迭代、在创业教育中引领系统性变革以培养高阶能力，成为高职教育应对不确定性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关键词]高阶能力;高职教育;人的全面发展;不确定性

[作者简介]李炎炎（1980- ），女，河北邯郸人，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副处长，研究员，浙江大学教育学在读博士。（浙江  温州  325000）冯旭芳（1983- ），女，浙江慈溪人，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博士后。（浙江  绍兴  312000）池春阳（1984- ），女，浙江乐清人，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浙江  温州  32503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利益相关者视角下高校社会创业教育组织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JDZD044，项目主持人：李炎炎）、2020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产业集聚视角下长三角区域高职教育产教融合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1NDJC308YBM，项目主持人：池春阳）和2022年度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技能型社会构建中高职教育的行动研究”（项目编号：2022SCG208，项目主持人：池春阳）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2）19-0027-08

“十四五”时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划时代意义，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从外部环境审视这个关键历史节点，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影响全球格局的重要变量，引发了经济、政治、治理格局的全面重塑;就内部发展而言，我国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优势和条件凸显，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对产业转型升级支撑明显不足。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特别是培养高素质、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职教育，应充分发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①的作用。面对不断变化的技术、不确定的工作岗位和技能要求，高职教育应主动变革知识技能结构，培养具备知识、技能迁移素质的高阶能力，增强面向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适应性，高质量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一、高职教育培养高阶能力的现实诉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复杂的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等局势变化做出的战略判断，阐明了“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的深刻内涵，明确了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重大机遇”的发展思想，提出了“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辩证方法论。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因素具有多重性和多样性特征，其中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宏观层面加快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重塑全球治理格局，在微观层面彻底变革社会生产方式、人类生活结构、教育发展模式，成为触发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重大变革和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也势必带来技能、职业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显然，职业教育也将面临“大变局”，必须培养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大趋势相适应的具备高阶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

（一）高职教育培养高阶能力回应了技术更迭交替带来的不确定性

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是在通用目的技术和使能技术更迭交替过程中不断发展深化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推广至大多数行业并不断迭代升级，但却不能带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即时性改变”②。而以通用目的技术为载体的使能技术，以互联网的移动化、泛在化为特征，以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为取向，加速推动新兴产业的涌现和传统产业的升级，实现了“创新链、产业链的代际跃升”③，加快了知识和技术的更新换代。

相较于前几次技术变革引发的产业革命，本次新技术革命主要以智能化为特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使能技术快速渗透于生产、生活各个领域，打造出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电子商务、智慧社区等多个应用场景，形成了对简单脑力劳动和程序化工作的大规模替代。一方面，以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为驱动的增长模式已转向以人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为竞争优势的新格局，需要加大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投入，以持续增强经济创新力;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等在众多领域的发展，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的性质也随之改变，非常规认知技能、社会情感交往能力、数字化技能，以及与特定专业相融合的技能越发受到重视。“当职业教育变革进程超过技术变革速度并实现技术技能与市场需求相匹配时，技术技能从业者的工资呈温和但均衡上涨趋势，社会不平等及经济差距显著缩小;当职业教育改革速度落后于技术变革时，虽然少数技术人员仍能获得较高的收入，但普通大众和多数技术技能从业人员收入相对下降，社会不稳定性加剧。”④高职教育培养高阶能力可以有效回应巨变的环境要求以及个人为适应变化而获取新技能的需求，主动变革教育模式适应新发展阶段，“发挥稳定社会、化解风险的重要作用”⑤。

（二）高职教育培养高阶能力回应了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不确定性

从引发的产业变革来看，“技术革命大多会经历导入期和展开期两个阶段，并且每个阶段会持续二三十年，每个阶段产业发展的动向和趋势也有所差异”⑥。导入期可视为通用目的技术和使能技术相互磨合的探索阶段，实现了从科学原理向基础应用的转化，但尚未形成大规模商业化和生产化的技术应用。不同创新主体进行多元化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探索后，通用目的技术和使能技术二者开始融通并形成产业的“创造性毁灭”，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变革进入展开期，即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兴产业。当前产业变革主要表现为传统制造业占比逐步下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为突破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占比持续上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与生产领域的紧密结合，职业教育应该服务更高端的生产活动，应该“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并且能够为个人的教育投资带来较大的回报”⑦。高职教育培养高阶能力可以有效回应技术变革、产业优化的升级方向、新的劳动结构以及技术创新动态性不断增强的趋势，通过构建适应新技术需求的知识、技能体系，使培养的学生能够全面适应和融入“大变革”并具备持续成长的能力，形成对技术走向的敏锐感知力，拥有革新现有技术的开拓力和强化技术扩散程度的引领力。

（三）高职教育培养高阶能力回应了新职业层出不穷带来的不确定性

数字技术在产业中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三次产业分类的边界。传统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在与数字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催生了多种新业态和新模式，并带来了就业形态的变化，新职业应运而生。2015—2021年，我国在修订1999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的基础上陆续颁布四批共56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体现了鲜明的数据要素驱动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的特征。新职业的持续涌现表明，大数据、云计算等使能技术的应用可以轻易地替代各种非常规认知任务中的劳动。在数字化劳动工具的驱动下，新职业更倾向于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的职业迭代升级以及基于新需求的服务性职业，劳动对象更加精细化，劳动机会更为多样化，劳动内容更显服务化。这也对从业人员提出“创新能力+知识迁移、融合能力+数字知识、技能+专业知识、技能”的新要求。

当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普遍认知大多停留在工作对象和工作属性的二元划分上，即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白领阶层”、职业教育培养“蓝领阶层”。职业教育在更多时候被视为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需知识和技能的准备教育，而未考虑在数字化引发职业分化的趋势下，职业教育所提供的模仿性和单一化技能远不能满足数字化技术应用快速更迭的需要。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机器自动化技术有可能淘汰传统的大批量标准化的工作岗位，定制经济将成为新的增长点。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智慧机器成为程序知识和技能的载体，技能成为“具身的技术”⑧的观念正发生变化。高职教育培养高阶能力可以有效回应持续性的知识、技能更迭需要，输出大量具有非固定结构性和既有规则性的知识迁移能力、终身学习能力、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类人才不断涌现，将成为高职教育适应新职业的关键体现。

二、高职教育中高阶能力的内涵价值

（一）高职教育中高阶能力的内涵：现代高职教育适应性转向的基点

随着“数字劳动成为当今时代的典型劳动形式”⑨，以及为应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培养高阶能力逐渐成为国际职业教育界的共识。21世纪指向未来的学习框架，“无一例外地将高阶能力放置在核心位置”⑩。高阶能力是与高阶思维有着密切联系的术语，指以高阶思维能力为核心，满足人才素质要求所偏重的能力。2001年，布卢姆在教育目标分类学中首次提出“高阶思维”，认为“在记忆、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创造等认知过程中，后三者通常被认为是高阶思维技能”11。随后不少学者对高阶思维能力的构成提出各自的看法。斯滕伯格提出的三元智力理论将成功智力概括为“分析、创新与实践三种形态，认为这三种智力能力属于高阶思维”12。在这里，高阶意味着关键的、首要的和平衡的。而高阶能力的概念则更为宽泛，不仅包括知识、技能、态度，还涉及应对复杂问题和突发情况的能力，具有横向性、通用性与多维性等特征。将个人的长期发展能力和可迁移性认知技能最大化，对全面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潜在要求给予关注，是应对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着力点。

世界经合组织（OECD）将高阶能力称为变革能力，并提出这种能力“由创造新价值、寻求更好发展、承担必要责任三大核心能力和若干主要能力组成”13（具体见表1）。

当前对高职教育中高阶能力的内涵虽未完全形成共识，但多数观点均将其视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根据自我特点形成的应对不确定性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胜任力，是现代高职教育适应性转向的基点。这种胜任力在多个环节、多门课程、多种主体共同作用下，经历“从掌握表层的事实和观念（第一世界），再到掌握思维方法、将表层知识串联起来形成深度理解（第二世界），最后才走向建构（第三世界），创造新的有价值的概念制品（artifacts）”14，在职业岗位、劳动组织形态及生产关系发生变动时，能够迅速在发展与变革中主动应对并熟悉新技术。作为胜任力的重要体现，高职教育培养高阶能力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情绪智力在各种情境中的应用”15，通过学习、联系并在具体情境中“理解和应对自己、他人和集体的关系”16，达成个人、道德和社会目标的一致，进而承担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责任，实现高阶能力引领下本我、自我和超我持续性全面发展的目标。

（二）高职教育培养高阶能力的价值：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下人的全面发展要求

解决新时代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数字技术驱动生产变革的新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实现高效率的生产体系和全要素配置以应对不确定性外，还应形成自由的发展氛围，创造更加充分的就业机会，实现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17高职教育培养高阶能力不仅要关注岗位对技术的要求，更要关注个体在未来职场的发展空间，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职业教育的最终诉求”18。

1.高职教育培养高阶能力将发挥实现人的充分和平衡发展的作用。传统的职业教育具有明显的实用功利性，强调学生学习实用的技能以具备快速就业能力和实现人力资源产出效益，对学习者而言是一种短识的片面发展。进入数字化时代，随着生产技术的复杂化、沟通对象的多样化和服务范围的广泛化，具备解决复杂性问题的能力和良好的沟通技巧显得日益重要，计算、读写、合作、沟通、思考以及“具有持续获得新知识和学习新技能的能力成为当下劳动力市场对从业者的基本要求19”。在高职教育中培养高阶能力可以将通用性技能与专业性技能相结合，完善学习者的知识体系，实现知识技能的协同性发展。例如，将电商直播等新业态作为数字化通用技能引入涉农专业，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数字化素养和沟通合作能力，同时有助于学生更深入地掌握专业知识，与普通电商直播从业人员形成差异化竞争，拓宽就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