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三重突破：理念、组织与技术

［摘要］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求和具体行动，其兴起是合法性、合理性与可行性共同形塑的结果，其基本特征体现为数字技术驱动、系统性变革、重塑育人新形态。以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融合程度作为划分依据，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可划分为人机交互、人机协同和人机融合三个阶段，是一个兼具复杂性与长期性的发展过程。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存在顶层设计与战略协同意识缺乏、认知存在偏差、院校数字化建设能力不足、校企合作深度不够、基础设施服务水平较低、教育评价体系滞后等问题。因此，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突破理念、组织与技术三重障碍，强调“理念构建与战略协同”“院校建设与校企合作”“基础设施与教育评价”问题，树立职业教育数字化科学发展观、提升新型组织数字化建设能力、提升数字技术的服务品质。

［关键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理念革新；组织创变；技术赋能

［作者简介］李红春（1997- ），女，河南开封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胡德鑫（1988- ），男，山东潍坊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供给侧改革的新兴产业人才职业教育培训模式与策略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7YJA88007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02-0028-09

近年来，全球新技术革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战略以及职业教育变革等多重因素复杂交织，给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是随着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成熟运用，现有社会组织生态受到强烈冲击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面对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适时地进行数字化转型成为各领域持续创新的关键手段与有效方式。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教育领域顺势而为，逐步由单纯的信息技术应用演进到数字化转型升级新时期。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地位与作用已达成广泛共识。通过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来提升产业发展支撑力、社会经济多元需求的适应性，成为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面向数字化时代所采取的共识性发展战略［1］。2022年3月，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在《关于2022年职业教育重点工作介绍》中提出，要促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整体跃升。2022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战略（2022—2029年）》强调，开展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以实现成功且公正的转型［2］。可见，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际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与必然趋势。为了推动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加速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整个职业教育系统亟待进行变革与转型。从具体实践来看，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理念、组织与技术三个层面。换言之，推动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突破理念、组织与技术三重障碍。一是宏观层面的理念障碍，具体包括数字化理念尚需建构、战略协同意识急需提升等问题；二是中观层面的组织障碍，包括院校数字化建设能力不足及校企合作不深入等问题；三是微观层面的技术障碍，包括基础设施服务水平不高及评价体系滞后等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在阐述职业教育数字化兴起动因、内涵与特征、发展阶段与路线的基础上，以“理念革新—组织创变—技术赋能”为分析框架，阐明职业教育数字化变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探寻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突破路径，助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行动。

一、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概况

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探究其兴起动因、厘清其内涵特征、探寻其发展阶段对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稳步推进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兴起动因

1.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合法性。合法性即合乎法律、规范、条例、纲要或既定的社会规则体系［3］。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合法性在于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在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中获得政府与社会的实际认可。2020年，《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鼓励职业院校利用新兴数字技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等量齐观，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2022年，党的二十大首次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明确了教育数字化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可见，职业教育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及管理效能的做法，符合国家建设高质量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的要求。

2.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合理性。合理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即不仅要符合客观的社会需求，还应当符合主观的人类意愿。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合理性，一是可以满足数字经济社会对高端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国内产业链需要修复、完善并向高端攀升，降低产业链重点环节对外部供给的依赖，迫切需要准确匹配全产业链各个环节需求的高端技术人才。而近年来我国职业院校数字技术应用的专业点相对较少，拥有高数字素养的人才依然难以满足数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4］。二是可以满足职业教育内生性发展需求。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培养人，所培养的人不仅要满足社会的需求，还要满足个体自身发展的需求。自工业革命之后，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教育制度一直沿袭至今，虽极大地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效率，但这种标准化、统一化的人才培养路径，也极大地阻碍了个体的个性化发展。而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我国实施大规模个性化的教育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融合能有效体现教育数据的价值，打破时空壁垒，颠覆传统的教育制度与模式，推动职业教育公平而有质量地发展。

3.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可行性是对过程、设计、程序或计划能否成功完成的确定。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源自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时期的实践积淀。自《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发布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不断更新迭代，院校基建配置水平持续提升，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与实践经验，为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也是各级各类职业院校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坚实基础。例如，国家主导的职业教育智慧平台至2023年2月已经整合了1173个专业教学资源库、6700余门网络精品课和2200余门视频公开课［5］，有效整合了高质量、体系化、多类型的数字教育资源。

（二）内涵阐释与基本特征

1.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明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要义，对于理解职业教育数字战略定位和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教育领域的学者们主要从纵横两个维度阐释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从横向比较来看，部分学者强调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从属于数字化转型与教育数字化转型，并基于相关概念演绎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王敬杰［6］循此逻辑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界定为一个将数字技术作为内驱力，推动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形成适应、开放、融合、持续的职业教育发展生态，加快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过程。焦晨东［7］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界定为职业教育机构运用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平台更新教育教学理念、行为等，培养高数字素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过程。从纵向比较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从信息化与数字化的关系入手厘清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李乐帆［8］认为数字化是信息化的升级迭代，将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界定为职业院校在信息化发展的基础上，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教学与管理的协同变革，帮助职业院校在数字化经济背景下充分发挥其职能，服务于社会数字化发展的过程。综上，学术界关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多数研究强调了数字技术的驱动作用、职业教育领域全要素的系统性变革及职业教育发展生态的重塑等。据此，本研究结合上述三要素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概括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以数字技术为自我持续创新和变革的内驱力，推动职业教育价值理念、组织生态、评价体系等要素产生系统性变革，最终形成智能高效的职业教育育人新形态的持续性创变过程。

2.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特征。目前关于数字化转型驱动的职业教育变革形态虽未形成清晰的未来图景，但以下特征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一是数字技术驱动。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发展最密切的教育类型，相较于其他教育类型而言更注重职业技术在企业岗位上的应用，与数字技术有着天然的契合。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如通过虚拟化创新架构系统、低代码建模程序模块、生态化集成基础应用，实现泛联网的数字化全方位交互［9］。二是系统性变革。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简单相加，而是以数字化思维为指引，对教育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和全领域的整体性改造与升级，推动智慧教育生态的形成和发展；也不是简单地将数字技术作为职业教育领域细枝末节的修改工具，而是将其视为支持职业教育持续创新与系统变革的内生变量，探索职业教育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创新机制，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10］。三是重塑育人新形态。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融合，促使面向工业时代统一化、标准化教学的育人形态走向面向数字时代个性化、精准化教学的育人新形态［11］，对于职业教育系统功能与形态的重塑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发展阶段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长期的发展过程，为了避免因循守旧、原地踏步、重复建设等问题，找准自身的发展阶段至关重要。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的过程分为起步、应用、融合和转型四个阶段［12］，其中，起步阶段的重点是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教师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在应用阶段关注数字教育资源的优化及管理系统的完善，在融合阶段注重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的提升，在转型阶段则更注重通过技术赋能重塑教育生态。

对职业教育而言，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将数字技术整合至职业教育全域，最终实现人机融合的过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态势与数字技术和职业教育活动形态的融合程度有着独特的联系。借鉴上述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阶段的划分，本研究以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融合程度作为划分依据，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划分为人机交互、人机协同和人机融合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之间并非完全机械化、线性的关系，而是相互交叉、持续更迭的。具体而言，人机交互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聚焦于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搭建统一平台以有效联通信息基础设施，提升教师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等；人机协同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中级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整合数据资源、数据技术及数据空间，促使人机在技术赋能下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各环节；人机融合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从关注业务流程转到了关注组织变革，重点在于通过数字化赋能优化职业教育教学活动、发展战略等要素，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

二、理念革新：树立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科学发展观

理念革新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前提与保障，也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还存在政策支持不足、认知存在偏差等问题，亟待政府从制度、思维及文化等视角入手，以形成组织的数字化意识、数字化思维为目标，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价值观的优化、革新和重构。

（一）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提升战略协同意识

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多方力量参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府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在短时间内初见成效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系列政策文件虽为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指明了前进方向，但其衔接性不强、协同性不够、政策术语不一致等问题依然存在［13］。一是政策支持不足。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缺乏配套的相关政策与管理机制，致使转型过程中出现认知偏差、认知不足及质量监管缺失等问题。随着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政策支持不足愈加限制了职业教育数字化的发展。二是政策协同性不强，难以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职业院校与企业参与有限，削弱了政策的影响力，降低了战略认同感。

理念是制度的先导，制度则是理念的保障。政府应当充分发挥统筹规划作用，完善制度设计，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提供保障。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法律、国家政策、地方政策协同保障和促进的过程。国家应以全局意识为指导进行顶层设计，尽快出台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相配套的政策，并搭建法律框架赋予其合法性地位。同时，留下政策空白，以便于地方政府制定符合区域产业发展的地方性政策，完善职业教育数字化政策体系。二是提升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协同意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既要加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与教育法律法规、教育信息化战略规划等相关政策文件之间的横向协同，又要加强国家、地方、企业与院校等不同层次主体之间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的纵向协同，逐步建立与完善国家主推、地方落实、企业配合的职业教育数字化战略协同推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