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教育家精神的源流、特质与当代价值

［摘要］教育家精神在黄炎培先生为职教事业奋斗的一生中多有生动体现。黄炎培的教育家精神承袭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长于近代教育救国浪潮，实践于艰难的教育环境，滋养于马克思主义真理。黄炎培“身非我有”“鬻字疗贫”“手脑并用，做学合一”“行必踏实，理必求真”“敬业乐群”“全人类一体”的精神特质对教育家精神在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等方面做出了真实诠释。新时代职业教育工作者应充分挖掘并弘扬黄炎培的教育家精神，进一步筑牢报国弘道的理想追求，弘扬律己爱生的师德仁心，造就启智创新的良匠之师。

［关键词］黄炎培；教育家精神；源流；特质；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徐晨超（1984- ），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讲师，博士；冯旭芳（1983- ），女，浙江慈溪人，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研究员，博士，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科研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齐林明（1990- ），男，山东济南人，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讲师，在读博士。（浙江  绍兴  312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共同富裕下浙江省普惠性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构建策略与实施路径”（课题编号：23NDJC370YB，课题主持人：冯旭芳）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二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课题“黄炎培大职教思想视域下制造业高技能人才素养特征及培养策略研究”（课题编号：ZJ2024YB007，课题主持人：齐林明）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20-0094-08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提出教育工作者要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黄炎培先生是我国著名职业教育家，其以真挚饱满的爱国情怀，高尚清廉的人格魅力，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为我国近代教育改革转型、职业教育开拓做出了卓越贡献，构筑了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精神丰碑。

当前学者们更多从宏观角度总结中国教育家群体的传统与创新精髓，因而有待从微观角度分析教育家精神在个体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中的具体展现。黄炎培先生一生致力于职业教育事业，其生涯蕴藏了“身非我有”的崇高理念、“敬业乐群”的职业操守、“手脑并用”的实践智慧以及“做学合一”的教育哲理等教育家精神特质，这些精神特质不仅构成了黄炎培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精髓，更为后世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典范与思想资源。

一、黄炎培教育家精神的源流

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事业跨越了晚清、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重要时期，其生涯恰似新旧教育思潮交汇融合的缩影，铸就了近代教育家精神的典范。深入剖析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可将黄炎培教育家精神的形成归结为四大源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近代教育救国理念的激荡、复杂教育环境的磨砺，以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指引。

（一）文化熏陶：承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

黄炎培先生是一个革命者，同时也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底蕴，他旧学功底深厚，24岁中举，自言学习八股文也用过十年工夫［1］。从《礼记·礼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再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这些儒家经典与思想精髓，不仅塑造了黄炎培胸怀天下的使命感，也为其教育理念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黄炎培之子黄大能曾提及其父早年深受“民吾同胞，物吾与也”［2］的仁爱思想影响。黄炎培深受张载关学思想影响，如“学贵有用，道济天下”等教育理念在其教育追求中都有体现。黄炎培以博爱苍生为己任，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仁爱思想。“泛爱众，而亲仁”是“敬业乐群”的思想源泉之一，也是黄炎培教育家精神中仁爱之心的精神渊源。在《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一文中，黄炎培指出，维系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一要“大增其物质之供给”，二要“人人大其爱”［3］。这种人道主义的关怀，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黄炎培教育家精神的鲜明底色。

（二）成长环境：在近代教育救国浪潮中受到启蒙

教育救国的思潮自严复始，到五四运动时期进入高潮。黄炎培早年受教于蔡元培先生，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实践者。在担任江苏省教育司长时，他深感中国教育之弊端，完全脱离了经济民生。经过大量的国内外教育考察调研，他决定大力推行职业教育，促进各行业的繁荣与经济增长，实现救国的宏愿。1917年，黄炎培先生发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组织大纲》，明确指出，“方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无过于生计。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4］。“职教救国”不仅是黄炎培前半生奋斗的目标，更是他爱国情怀的集中体现。同时期的很多教育家，如陶行知、梁漱溟等怀揣同样的抱负，虽着力点有所不同，但都是用教育来提升国民素质、改造社会，以此达到救国的目的，这些思想共同塑造了黄炎培教育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三）实践土壤：在艰难的教育环境中积极探索

黄炎培作为职业教育领域的先驱，始终具有与时俱进的宏大视野和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谢长法在《职业教育论》一书后记中总结，黄炎培一生为职业教育事业不断与时俱进［5］。伴随教育环境的发展变迁，黄炎培始终不断创新。早年他在《抱一日记》中写道：“若夫教育而外，匪我思存”［6］。1925年底，对山西及绥远地区考察后，他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这是其对时势的精准把握，也是与其老师蔡元培“教育独立论”的思想分叉点。抗战期间，黄炎培将职教救国理念与抗战救国紧密结合，使其职教思想体系走向成熟。1941年在成都演讲时谈到，要在国家民族的“整个中求生命”，在社会生产“需要中求学问”，在个人学习工作“规律中求生活”［7］，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阐述教育使命与责任，是其教育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195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明确了新时期的工作重心，即进一步开展函授师范教育；继续研究和试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响应政府号召，鼓励和推动民办教育发展，举办示范性民办中学和业余补习学校［8］。黄炎培先生及其领导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通过不断的理念革新与制度调整，展现了在复杂多变的教育生态中因时制宜、勇于创新的教育家精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四）精神滋养：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深入追求与实践

黄炎培在职业教育领域不断探索，体现了与时俱进、不懈追求真理的卓越品质。他一直以“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为人生信条。抗日战争时期，黄炎培积极寻求与共产党人的合作与交流，与周恩来等革命领袖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与著名教育家、“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交往颇多，共同参与川康建设期成会。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主席促膝长谈，留下著名的“窑洞对”。返渝后，撰写并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通过亲身经历与感悟，向广大民众揭示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面貌，展现了其作为教育家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步入晚年，黄炎培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与探索精神，在七旬高龄之际，研读《资本论》第一卷，不仅撰写了数万字的读书笔记与心得，还创作了《颂马克思》，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敬与向往。这一系列行动，不仅是他个人学术生涯的辉煌篇章，更是其教育家精神中勇于探索、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光辉写照。

二、黄炎培教育家精神的特质

黄炎培坎坷的经历孕育了其极具时代特色的教育家精神，他坚守的“身非我有”理念、手脑并用与做学合一的教学方法、行必踏实与理必求真的态度、敬业乐群的精神、全人类一体的崇高追求，集中体现了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等方面的教育家精神内涵，展现了其崇高的职业抱负和优秀的师道素养。

（一）“身非我有”的理想信念

黄炎培炽热的爱国热忱与他成长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努力。卢沟桥事变后，他悲愤地写下《重做人》一诗，最后两句尤为令人称道：“身非我有，记得此言否？早把我身献给人民，献给国家。”［9］“身非我有”表达了一种无私献身的情怀，体现了一个教育家的爱国情怀。

“身非我有”的理念展示了黄炎培“心有大我”的无畏气概。黄炎培一生中三次为革命事业流亡，历经艰险，却从未放弃过救国救民，正如他自己在《八十年来》自序中说：“一分精神全为国，一寸光阴全为民”［10］，彰显了他作为教育家的崇高理想。

“身非我有”的理念体现了一种“至诚报国”的胸怀。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两度以教育总长之职相邀，先生皆婉拒其请。1946年社会动荡，知识分子面临严峻考验，闻一多、李公朴等先贤不幸罹难，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多方势力试图以权势与利益诱使黄炎培先生就范，然黄炎培先生坚守原则，坚决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其坚韧不拔、洁身自好之姿，是时代之楷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逾古稀的黄炎培先生毅然出山，担任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之职，此举非为个人荣辱，而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的高度认同与信任。他坦言：“以往拒不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11］此言掷地有声，展现了其“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博大胸怀，堪称近代教育家实践理想信念的精神楷模。

（二）“鬻字疗贫”的道德情操

“鬻字疗贫”四字来源于黄炎培1946年底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社讯》上刊载的一则卖字启事，其中《鬻字》诗云：“老来鬻字是何因，不讳言贫为疗贫。伤廉苟取诚惭愧，食力佣书亦苦辛。”［12］之所以要卖字以资生活，是因为民国后期国统区经济崩溃，而他办教育事业清廉自守，家中儿女又众多。他在《五斗歌》中写道：“渊明不为五斗折腰去做官，我乃有为五斗折腰来做书。……做官不以福民乃害民，此等官僚害子孙。……一联一副一扇米五斗。益人身与心，非徒糊我口。”［13］他通过售字自给自足，虽屈身而不失节，所求不过温饱，其品德风范为时人所称颂。

黄炎培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献身教育公而忘私。早年他开办川沙小学，不取教资分文；后担任浦东中学校长，只取月薪40元［14］。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他多方奔走，为筹措资金六下南洋，终获爱国华侨捐赠巨资，建成中华职业教育社大楼。但他本人及家人却长期居住于上海一所小楼的厢房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迁至重庆，在此艰难时期，黄炎培倡导并实施勤俭办学。个人生活也极其简朴，常年食素，有“黄道素食”之誉；对于子女，鼓励他们自立自强、自力更生；晚年将毕生藏书、文物、字画捐赠国家。正是因为他洁身自爱、忧公忘私的道德情操，得到了一大批海内外工商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的信任和爱戴。

（三）“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育人智慧

“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提出，是职业教育的创新之举，对以往教育的培养目标、授课方法等进行了改善，蕴含了黄炎培教育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育人智慧：育新人、求真知、改风气。

在育人目的上，提倡培养兼具科学素养与职业技能的新型劳动者，挣脱传统作坊学徒制的科学理论缺失与学校教育体系的实践操作薄弱的困境。黄炎培强调：“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并起家来。要使人们明了，世界文明是人类手和脑两部分联合产生出来的。”［15］教育目标应聚焦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经济发展需要。

在育人方法上，提倡手脑相长，做学合一，以求真知。黄炎培在《怎样办职业教育》一文中指出，“一面做，一面学，从做里求学。从随时随地的工作中间，求得系统的知能。”［16］“手脑并用，做学合一”是教育工作需要遵循的科学规律。这与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教学做合一”亦有类同之处。1936年，黄炎培对此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总结：“职业教育应做学合一，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职业教育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到此种境地，须手脑并用。”［17］他将“手脑并用”定义为职业教育最本质的特征，鼓励学子要在实践中求知、以实践“启智”、以知识“润心”，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教育家的育人智慧。

在革新教育风气上，提倡劳工神圣、劳动光荣的价值取向，以纠正旧时教育的观念。传统教育倾向于将个体从劳动中抽离，片面追求“学而优则仕”的仕途之路，却忽略了前半句“仕而优则学”。1920年《教育与职业》杂志聚焦于中华职业学校的办学实践，介绍校况时点出时弊，“怠惰苟安，贱视操作服务而不屑为，亦为今近之学生最大之通病”［18］。黄炎培强调“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19］。他非常重视学生劳动价值观的培养，曾手书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劳工神圣”四字匾额，作为指导中华职业学校办学的重要思想。在日常生活与实习中要求学生秉持“劳动光荣”的理念，以扭转社会上轻视劳动生产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