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润霖楚怡职业教育精神的发轫径迹与价值衍增

［摘要］陈润霖先生是中国职业教育的一张名片，其缔造的楚怡职业教育精神是职业教育宝贵的“精神富矿”。通过系统性地审视陈润霖先生的成长轨迹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深入剖析楚怡职业教育精神形成的深厚渊源，从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产教如何融，提炼出楚怡职业教育精神的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楚怡职业教育精神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延伸价值，特别是在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工匠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以及产教融合路径的深化等方面所展现出的前瞻性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陈润霖；楚怡职业教育精神；发轫径迹；价值

［作者简介］彭仁孚（1976- ），男，湖南茶陵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秦茜（1987- ），女，山西运城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专项课题“高职院校教师三维成长增值评价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BJA230042）和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建设教育强国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VGA180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20-0087-07

陈润霖先生是兴办工业教育的先驱［1］，是楚怡职业教育精神的缔造者。1909年，陈润霖先生筹资创建楚怡初等工业学堂，确立了以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楚怡初等工业学堂（以下简称“楚怡学校”）初创之际，即秉持“爱国、求知、创业、兴工”的理念，是楚怡职业教育精神的源泉。楚怡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其办学理念、管理体系、校本教材编纂、教学法创新以及专业设置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为现代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模式的探索与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范例，是职业教育宝贵的“精神富矿”。研究并传承楚怡职业教育精神的精髓，对于推动职业教育体系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楚怡职业教育精神的发轫径迹：工业救国使命下的教育担当

儒家思想代表人物荀子指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2］深刻剖析楚怡职业教育精神对于现代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陈润霖先生的成长轨迹，是教育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生动写照。他从个人成长历程中汲取力量，受环境影响逐步成长为杰出的职业教育家，其教育报国的初心在时代洪流中嬗变为工业救国的实际行动。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个人理想，更体现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一）教育报国：个人成长与环境变迁下的思想蜕变

陈润霖生于1879年，湖南新化人，因幼年丧父，母亲邹翠英以针黹之技勉力支撑家计，依靠伯父陈国卿的帮助，艰难维持学业。19岁考中秀才，后赴长沙岳麓书院学习，1901年作为湖南首批留日学生之一进入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学习，专攻教育学，1904年学成归国。他目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繁荣强盛，深受触动，与孙中山等三民主义革命先驱有所交集，确立了“教育报国”的崇高志向［3］。归国后，陈润霖在常德府中学堂任学监，目睹传统教学模式之弊，深感教育革新之迫切，遂毅然辞职，创办楚怡职业学校，以实践其“教育报国”“实业救国”之理想。辛亥革命后，受湖南省督军谭廷闿之邀，陈润霖出任湖南省第一任教育司司长，并受命筹建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兼任校长。因政治风云变幻、政权更迭，他遭免职，之后便专注于教育事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润霖先生和徐特立、朱剑凡等人发起成立了健学会，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4］，推动社会进步。九一八事变后，楚怡学校被迫搬迁至新化，期间陈润霖先生“呼吁共同抗日，不遗余力”，展现了其深厚的爱国情怀与坚韧不拔的教育信念。

纵观陈润霖先生的成长历程，其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生活的磨难铸就了他百折不挠的创业斗志，求学的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教育对国家未来的重要性，而政治斗争的洗礼则进一步坚定了他一心办学的决心。陈润霖先生办学时正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始终与时代进步力量同频共振，积极维护教育权利，反抗外敌侵略，支持共产党革命志士，展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陈润霖先生的一生是对“教育报国”神圣使命的生动诠释，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使命担当：从教育报国到工业救国理念的转型与实践

清末民初，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大量土地被地主兼并占有，导致农民失去土地与自由，生活于极端困苦之中。同时，外国列强的经济渗透与殖民统治加剧了社会动荡与阶层分化，晚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进一步将民众推向苦难深渊。在此背景下，社会进步人士开始探索以振兴民族资本主义为途径的救国运动，“实业救国”“实业振兴”思潮应运而生。鉴于传统科举制度在培育工业化进程所需专业技能人才方面的局限性，陈润霖先生以非凡的远见卓识，创办了楚怡初等工业学堂，1912年扩大办学规模并更名为私立楚怡中等工业学校，迅速崛起成为湖南职业教育的领军者。针对湖南矿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楚怡学校于1915年率先设立矿冶科。面对公路建设对测量人才的需求，1924年增设测量专修科，后于1928年升级为土木科，以应对北伐战争后湖南作为战略要地的公路建设挑战。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战略矿产资源的匮乏，楚怡学子投身于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工作，展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为抗战事业贡献了重要力量。楚怡学子用实际行动谱写了“工业救国”的初心，也深刻体现了学子们崇高的爱国精神。

陈润霖先生的工业救国之路，是其深刻洞察国家命运与时代发展需求的产物。他坚信，只有发展工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命运。这一过程中，他展现出了“爱国、求知、创业、兴工”的崇高精神，不仅为楚怡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中国近代工业教育的发展树立了典范。陈润霖的工业救国之路并非坦途，面临资金、技术、师资等多重挑战，但他凭借坚定的信念与不懈的努力，克服困难，推动了楚怡学校的持续发展。他将教育与实践紧密结合，积极引进先进教学设施与设备，加强师资力量建设，为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躬行实践：从办学理念到办学思想的蜕变

在专业设置上，在当时传统小农经济占据绝对经济命脉的时代，陈润霖先生深感振兴民族工业的重要，引领楚怡学校先后开设机械科、矿冶科、土木科，并附设艺徒班、职工科等［5］。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楚怡学校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广泛吸纳具有国际视野与业界实践经验的优秀人才。例如，在楚怡学校任教多年的周凤九，毕业于法国巴黎土木建筑学校，同时任湖南省公路局总工程师；机械科主任丁壮猷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直接参与并推动了学校教学与科研水平的提升。此外，学校还聘请了湖南大学等知名学府的教授如钟伯谦、周则岳等担任兼职教师，形成了多元融合、优势互补的师资结构。在教学方式上，楚怡学校尤为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于未能达到实践课程要求的学生，即便其理论知识考核合格，也不予毕业，这一举措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才培养质量。在学生管理上，通过开设“修身课”、开展“军事训练”等，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道德修养与身体素质，深度关怀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实训条件上，陈润霖先生将大量办学经费投入到实验室建设与设备购置中。机械科配置了二十余台各类机床，并引入了德国制造的先进煤气发动机，土木科则不惜成本，购入了三台进口精密经纬测量仪器，矿冶科的实验器具和各种类型的矿石标本也非常齐全。这种对教学质量与实训条件的极致追求，体现了陈润霖先生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情感与无私奉献，乃至逝世后的丧葬费用亦需家人借贷筹措，足见其将毕生心血与财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楚怡学校诞生于清末民初，区别于固守传统教育体系的学堂，深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熏陶的陈润霖先生，秉持教育救国的初心，逐步构建起一套独具特色的办学思想体系。他坚持“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的宗旨，确立职业学校是“实施生产教育之场所”，以“培养青年生活知识与技能”为办学目标［6］。尤为重要的是，他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为干而学，在干中学”的教学理念和“爱国、求知、创业、兴工”的办学精神，创办了符合时代需求的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上，以工业救国为己任，开办急需的专业课程。在课程开设上，打破常规，不仅引入英语课程，还增设思想教育、品格修养、体育锻炼方面的课程，通过组织篮球比赛、戏剧表演等文娱活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将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纳入办学质量评估体系。在师资配置上，要求教师有实践工作经验，秉持“不用私人、不徇私情、不拉关系、不管派系、不受礼物”的“五不”原则。在学生管理上，倡导“自动、自学、自治”的“三自”学习精神。

二、楚怡职业教育精神的主体价值：淬炼于实践历练的精髓

楚怡学校所秉持的“爱国、求知、创业、兴工”理念，是楚怡职业教育精神的源泉。其中，“爱国”精神体现了“兴国”理念，“求知”精神展现了“工学结合”理念，“创业”造就了“工匠人才”理念，“兴工”成就了“工业救国”理念。陈润霖先生从“教育救国”的初步构想，到“实业报国”的深入实践，楚怡职业教育精神已然成为湖南乃至全国职业教育的一座精神丰碑，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影响源远流长。

（一）“御侮兴国”的爱国情怀：明确“为谁培养人”

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陈润霖先生将“爱国”精神深深植根于楚怡学校的办学实践之中，从根本上回答了“为谁培养人”的时代课题。他不仅在校训、办学理念、管理制度、教材编写、教学方法、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及人才培养等环节融入爱国元素，还通过组织“健学会”、将军事训练纳入课程体系、编写爱国主义校本教材等，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责任感。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校舍被毁的困境，楚怡学校依然坚持办学，陈润霖先生更是身体力行，通过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组织师生参与抗日活动等，将“御侮兴国”的爱国情怀传递给每一位学生，鼓励他们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这种精神不仅塑造了楚怡学校师生的独立自治品格，更为当前职业教育中的德育建设，尤其是“三全育人”理念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二）“为干而学，在干中学”的“求知”精神：回答“怎样培养人”

陈润霖先生认为，职业教育就是要服务于社会生产建设，通过生产实践来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他提出的“为干而学，从干中学”不仅是楚怡学校坚定不移的办学理念，更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一次革新与挑战。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楚怡学校的学生被鼓励走出教室，深入校内工场、社会工厂及矿山等真实工作场景，通过亲身体验与实际操作，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紧密结合，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与动手能力。楚怡学校摒弃了传统的八股教材，自编实用型校本教材，将学以致用、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学习理念融入每个环节。在教学过程中，实习生产环节占有极高的权重，实习成绩是衡量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关键指标之一。同时，陈润霖先生尤为重视教师的实践工作经验，将实践工作经验作为教师选聘的重要考量标准。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陈润霖先生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通过拉赞助、自建实习工场以及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等方式，为学校的实践教学提供有力保障。例如，熊希龄及其夫人朱其慧一次性捐助白银3000两［7］，为楚怡学校的发展注入了重要动力。同时，楚怡学校还利用自身创建的实习工场为长沙民众乐园和儿童游乐园提供机械安装与设备修理服务，将所获报酬再投入办学。在硬件设施建设上，楚怡学校同样不遗余力。各科目均配备了较为完备的生产实践设备，如机械科拥有模、砂、铸、锻等机械加工工序设备及多台加工机床，甚至包括德国制造的先进煤气发动机；土木科则配备了各类勘察测量仪器及进口精密仪器；矿冶科则建立了多个类型的化学实验室，并配备了各类化学实验器皿及矿石标本等。这些设施的完善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条件，确保了“为干而学，从干中学”理念的落地实施。

（三）遵循“三自”要求的“创业”精神：探讨“培养什么人”

楚怡学校自1909年创办到之后收归国有，培养了超过三千名毕业生。这些人才如同璀璨星辰，广泛分布于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在专业技能与技术工匠的培育上成果斐然。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0年，楚怡学校仍健在的毕业生中，有机械科教授11名、高级工程师82名，并有省部级干部2名及总工程师26名；矿冶科则有教授15名、高级工程师21名，省部级干部1名及总工程师20名；土木科也不遑多让，教授15名、高级工程师125名，省部级干部2名及总工程师12名［8］。这些数据不仅彰显了楚怡学校的教育成就，更映射出其毕业生在推动湖南乃至全国经济建设与发展中不可磨灭的贡献。陈润霖先生倡导的“自动、自学、自治”三自精神，作为楚怡学校教育理念的精髓，深刻影响着每一代学子。这一理念鼓励学生主动探索、自我驱动学习，并在自我管理中成长为具有创业精神与工匠品质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将“创业”的探索精神内化为“工匠”塑造的必经之路，楚怡学校不仅培养了学生扎实的专业技能，更培育了他们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精神风貌，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学风与纪律严明的教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