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共生机制与行动框架

［摘要］教育强国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为价值愿景，以共享包容理念为目标追寻，以教育空间生产为可能形态，以滋养数智文明为实践准则。从共生理论的视角看，其共生机制涵盖多元主体参与的共生单元、连续互惠的共生模式、要素流通的共生场域与开放协同的共生界面。相应地，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入手，即释放共生单元内生力、激发主体互惠协作意识，发挥共生模式调配力、提升新型农民数字素养，增强共生场域拓展力、打造数字化教育新基建，疏通共生界面传导力、完善优质资源保障体系，为当下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行动框架与可行路径。

［关键词］教育强国；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理论逻辑；行动框架

［作者简介］赵书琪（1992- ），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硕士生导师。（山东济南 25001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共同富裕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演化与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3YJC880154）和2023年度山东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共同富裕背景下山东省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成效测度与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3QY030，项目主持人：赵书琪）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24-0022-09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对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系统部署，强调“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其数字化转型能够创生与乡村全面振兴相适应的新型教育文化，厚植数字意识，培育农民数字素养，促进乡土文化资本再生产，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智力与技术保障。

近年来，数智时代农村职业教育的转型发展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认为，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的农村职业教育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为愿景［1］，以“技术进场—组织导入—社会驱动”为视角［2］、培育新型农民为切入点［3］，构筑起农村职业教育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空间［4］，教育精准扶贫让乡村教育的办学条件及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实现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信息化教学成为重要手段［5］。农村教育数字化转型通过重塑乡村性、重建教育性及重现文化性，凸显了其在乡村教育现代化中的社会、生命及文化价值［6］。在因应之策上，以公平负责、融合共生、自主包容、伦理规约［7］作为价值导向，开发兼具“普适性与差异性”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8］；推动农村教育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共享［9］，改变农户家庭的传统观念，助推智能化教育理念广受接纳［10］；提升价值链，深化技术创新［11］，构建智能化教学、管理、服务平台［12］，通过数字化教育云平台联结城乡学校，形成“协同化”发展新格局［13］。

当下，“技术下乡”正深刻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形态，数字技术赋能业已成为农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并非“数字技术＋农村职业教育”的机械叠加，在理论层面仍需深入探讨如下议题：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缘何可能？数字技术重构农村职业教育的动力何在？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何以实现？职业是人的一种“自在”生存方式，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次以人为中心的教育系统创变。对此，本文以“人—技”共生理论为视角，试图阐释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探讨其动力机制，描绘其行动框架，以期提供些许镜鉴。

二、转型之基：教育强国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

教育强国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逻辑起点是探索科学技术理性与教育价值理性统一的共生域，秉持“人是目的，人是主体”的认知观，促进农村职业教育主体生命与客观数字技术的统整性交互。从“人—技”关系视角思考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问题，从应然性、必然性、实然性维度深挖转型的内在逻辑，以转变技术主义主导的教育观，促进农村职业教育与数字技术应用的深度融合。

（一）迈向共同富裕愿景：数字化转型的应然旨归

对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理据分析，探讨其发生发展的应然旨归，是诠释“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何以转型”的前提性问题。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首要任务是打造“人—技术—自然”和谐共生的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高地。其应然旨归体现在：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促进农民物质生活迈向共同富裕。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通过助力“三农”（扎根农村、紧贴农业、服务农民），为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农村职业教育以培养农民职业技能与管理能力为目的，开展知识传授与技能培训，支撑其投入现代农业发展，并实现个体自由、全面发展。职业教育数字化可为农村场域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本，传递经过实践检验并历经数代累积的涵盖农作物生产规律、生态农业基本原则、农业价值观等的农业生产宝贵经验，促进乡土性人力资本再生产。此教育进程将衍生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在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同时，助推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另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助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本质要求。乡土性是农村教育发展之根基，重塑农村职业教育乡土特色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综上所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农民数字技能的同时，也极大地助力精神共富，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了财富基座。

（二）促进教育共享包容：数字化转型的普惠价值

对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意蕴澄明，深究其发生发展的普惠价值，是阐述“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何以转型”的基础性问题。在互惠、共享、和美的农村组织化发展进程中，让个体都平等地享受制度红利，符合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要求。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以技术工具支撑涉农主体平等融入职业教育建设，不断彰显其普惠价值。截至2023年6月，我国农村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6787万人，普及率为22.5%；农村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6875万人，普及率为22.8%［14］。作为职业教育共同体联结的纽带，数字技术以智能叠加的方式打破时空限制，将离散“不在场”的农村教育资源吸纳至数字网络共同体。

其一，数字化转型推动职业教育普惠“共享”。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加速实现数据共享和教育协同，助推信息与数据传输由单向、扁平的垂直机制拓展为多向、交互的平行机制。通过建设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和名校网络课堂，打通教育信息壁垒，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有助于解决相对短缺的教育资源与农民日益增长的知识技能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其二，数字化转型加快区域职业教育“共建”。数字技术利用大数据实时性、多维度、分布广的属性，赋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精细化配置，发挥城乡的资源统筹功能，激发教育主体协作意愿，提升农民运用数字技术的自我效能感，使城乡职业教育在交相映照、互为支撑、彼此滋养中迈向高质量发展。其三，数字化转型赋能城乡职业教育“共治”。数字化转型为农村职业教育更好地联通政府、企业、学校创生了新渠道，职业院校、涉农企业投入其治理与发展，持续激发社会各界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使农村职业教育真正成为全社会的“公共利益”。

（三）助力教育空间生产：数字化转型的溢出效应

对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样态描画，明晰其发生发展的溢出效应，是理解“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何以转型”的现实性问题。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塑造了新的农村职业教育结构与形态，并呈现出独具特色的空间特性。法国城市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空间“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这种具体的抽象性既是社会活动的中介（抽象），因为它构成它们，也是这些活动的一个成果（具体）”［15］。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继承发扬了列斐伏尔的观点，认为“空间性是社会产物，并且同社会一样，空间性既以实体形式（具体的空间性）存在，也作为个人与全体的一组关系存在”［16］。扼要地说，空间生产理论强调基于社会空间逻辑分析教育发展，为本文从更广阔和更具生产性的空间向度理解和推进农村职业教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结合空间生产力理论，本文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场域具有丰富的“空间元素”。详述之，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空间分为物理空间、知识空间、人际空间和体验空间四维。物理空间是学校教育空间最基础的构成元素。技术赋能下的学校边界已悄然发生改变，教学过程对接行业产业需求决定了课堂与企业车间、工位及实训基地等空间相互融合。知识空间是由知识与技能内容、物质载体建构形塑的空间。农村职业院校以培育新型农民为目标，着力打造以涉农学科为主体的专业与课程群，通过教育元宇宙、智能陪伴机器人、分布式学习系统等支撑学生开展深度学习，最大程度地助力学生智慧生成。人际空间作为学校教育空间的动态生成系统，彰显学校教育空间的社会性、动态性与生成性。通过升级农村地区教育专网，推动数字映像、动态呈现、全域感知、全程交互、移动计算等技术在农村职业教育教学场域的实现，巩固了学徒关系，延展了农村职业教育的人际空间。体验空间是学习主体在教学空间中具身感受到的空间。数字技术将优质教育资源推送至偏远乡村地区，让学习者随时随地获得具身学习体验。

（四）滋养乡村数智文明：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原则

对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路径演绎，厘定其发生发展的实践原则，是回应“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何以转型”的关键性问题。农村不仅是集聚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也是特殊的文化单元。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认为，技术是被历史和文化所嵌入的［17］。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并催生出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数智文明［18］。智能终端交互新范式旨在将算法流程及应用伦理融入新型农民培训体系，以达到向农民传授数字知识进而积累文化资本的目的。这一范式转换驱动农村职业教育组织样态的变革。数字技术赋能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将融入乡村经济、嵌入乡村科技、融入乡村文化、渗入乡村人心、汇入乡村生活、纳入乡村议程，并通过传授技术知识、培养数字技能、渗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厚植乡村技能文化。

文化决定了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和潜力，但倘若未生成必要的“文化意识”，即使是再美好的数字战略也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陷入困境。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滋养了乡村数智文明。乡村生活与乡土文化既彼此独立，又相互浸润。其中有两种实践路向：一是“守正”。乡村生活是乡村文化生成的背景，乡村文化承载着乡村生活的意义。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文化价值通过培育新时代所需的职业新人得以实现。农村教育数字化转型使农民在数字人文方法论引领下全面认识农村教育现代化建设中的新型数字乡村文化，重现具有乡土特色的数字教育人文景观。二是“创新”。教育技术需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下加以理解，方能透过表层数据获取其内在的教育价值。数字技术与乡土文化的深度融合，辅助实现乡村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存。职业院校利用全息影像开办“乡村技艺数字展”，重塑乡村文化传播新渠道，培育乡村工匠，创生出与数字化社会相协调、与现代化精神需求相适应的特色“农产品”。

三、转型之理：教育强国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共生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推进教育数字化”。数字化赋能已经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选项。若要真正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升新型农民综合素质，须将农村职业教育与数字乡村战略置于同一时空与境域，找寻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之道。农村职业教育与数字技术深层互嵌将经历局部失序至协同共生的演进过程，这符合共生理论所倡导的事物之间协调耦合的理念。共生（Symbiosis）概念起源于生物学，由德国学者德贝里（Anton de Bary）于1878年首次提出。他认为，共生是不同种属的生物体和谐共存的现象［19］。共生理论强调共生要素之间的功能互补与进化，旨在通过均衡的利益配置与能量交换，达成一体化共生的发展形态。共生机制包括“共生环境、共生单元、共生模式”［20］三种内容性要素，以及“共生界面”［21］这一连接性要素。以共生理论视角观之，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这一“超系统”由“单元（参与主体）—模式（要素形态）—场域（施教环境）—界面（联结系统）”构成。农村职业教育是农村社会系统中最为开放、最为活跃、最为复杂的全息性教育类型。其数字化转型能够加速农村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与转换，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则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推送必要的资金、设备、人才支持。换言之，农村职业教育通过“自系统”与数字技术“他系统”的跨界融合，联动生成了一种基于共建共享理念的“超系统”共生发展模式。对此，基于对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内在逻辑的深入探讨，笔者以共生理论为分析框架，以共生环境、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模式为切入点，力图擘画农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共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