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摘要］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升级亟须职业教育提供重要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大湾区职业教育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其中，产教融合存在系统模式动力不足、合作层次定位不当、资源配置不均衡、行业参与职业教育不深入等问题。对此，要科学规划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蓝图，优化区域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创新，实现资源均衡化布局以及推进产教融合实践一体化发展，并从厘清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引入系统耦合原理，设计、探索跨界对接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和创新链四大机制建设的策略。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深度融合；产教协同发展

［作者简介］李小元（1972- ），男，陕西西安人，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硕士。（广东深圳 518055）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 2023 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德育专项）“基于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的职业本科学生职业素养提升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3JKDY04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24-0056-07

一、引言

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迫切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立的逻辑在于促进产业协调发展，保障技术技能人才供给规模和结构与产业创新需求相匹配。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确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战略，并明确了七大新兴产业［1］。2020年12月，《教育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深圳职业教育高端发展争创世界一流的实施意见》印发。作为大湾区产业与职教改革的重要文件，也是中央支持深圳综合改革的首个部委试点方案，这一政策旨在推动深圳职业教育领先发展，建立中国特色职教高质量发展模式，同时促进大湾区产业协调及深圳产教融合城市建设［2］。为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与大湾区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人工智能、5G通信、物联网、智能装备等前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职业教育院校需精准调整专业设置，致力于培养与产业发展紧密契合的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在这一过程中，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成为推动大湾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使命与根本任务［3］。

二、大湾区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研究现状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仍存在国家统筹协调治理机制待加强、协作治理基础制度不完善、协作治理预期目标定位待优化的困境［4］。在框架研究和政策分析领域，学术界对产教融合的内涵界定基本形成了共识。王海南、张弛等人分别从经济学领域和教育学领域出发，从产业链、创新链与人才链、资金链的融合层面，厘定了融合性要素与结构，构建了产教融合逻辑框架［5］［6］。在政策研究领域，许岚等人针对当前我国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工作中存在的校企合作形式相对单一、重企业入库而轻培育工作、产教融合型企业的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创新性地提出建立健全产教融合培育机制［7］。沈娟等人通过分析不同政策主体在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表现，发现政策执行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执行过程中的系统化不足问题［8］。聂常虹等人在对我国“四链”融合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探索建立“大型科技中介机构”以及加快制定科技成果转化的具体实施细节等措施［9］。江颖等人运用文本挖掘工具，提出通过培养行业企业的责任主体意识、加强政策实施效果的反馈机制等方法，以提高产教融合政策实施的时效性和有效性［10］。在产教融合的功能维度，马树超等人系统总结了产教融合的实践案例，全面梳理了当前面临的瓶颈，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11］。朱喜祥等人基于系统理论、生态学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等多学科视角，审视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践中的壁垒，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12］。霍丽娟则对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组成和运行逻辑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运行表征和推进路径［13］。此外，学者们还归纳了不同类型的产教融合实践案例。潘海生等人重点关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路径，以标准制订为引领，致力于建立并增强产业界与教育界的共识［14］。刘任熊基于大学科技园建设探索的视角，结合南京市三家高职院校大学科技园的实证案例，归纳了高职院校建设产教融合平台的实践经验，为未来职业本科院校的建立提供了“科研+实训”的一体化解决方案［15］。张建云等人以产教融合园为实践载体，提出从体制机制方面重构政校企三方主体关系，以打破产教融合的壁垒［16］。在国际层面，产教融合的研究在职业教育发达国家也受到高度重视，其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德国将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工作的基本理念，从法律制定、实施细则、系统设计方面积极推进产教融合工作的顺利开展，以确保融合机制的权威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并重点强调工学交替，成就了“双元制”人才培养的质量和世界地位［17］［18］。英国、法国等国实施了有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法律保障，通过设立由院校负责人、企业家、工会成员以及教育和科学部人员组成的产教融合工作委员会，明确了企业在产教融合工作中的义务、地位和作用，建立了科学有效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体系［19］。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则由于自身产业结构，虽没有明确的产教融合概念，但更多以社区学院为载体与企业开展合作，重点培养学生服务企业的实用技术［20］［21］。日本作为制造业大国，也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了深入探索，即通过推行TLO（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技术转移机关）、“产学官合作”等产教融合项目，加快职业类学校与产业的深度融合；重点落实科技研发和知识产权，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进深度产教融合［22］。

综上，现有研究虽然在产教融合的功能维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需进一步深化对产教融合机制的理解和探索。通过多学科视角的综合应用和对实践案例的深入分析，研究者为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然而，现有研究在广度、深度及系统性方面仍存在不足。一是研究更多聚焦于校企合作的逻辑演绎，没有将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需求进行有效对接，较少有规范的理论指引。二是针对产业学院、大学科技园、现代学徒制中心、生产性实训中心等实践载体，现有研究偏于围绕建设过程进行分析，结构较为碎片化，鲜有将已在实践中建构起来的产教融合项目群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研究。因此，未来研究需更加注重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路径和效果评估，如以大湾区为个案进行深入分析，以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三、大湾区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发展中的问题分析

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区域，其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近年来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该区域的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与问题。由于顶层设计不够完善，缺乏统筹机构，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同时，由于缺乏可行的实施细则和评价体系，导致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融合进程相对缓慢［23］。另外，大湾区职业院校在学生培养、校企合作、师资建设、专业设计等人才链、创新链方面与产业发展存在脱钩的问题，使得产教融合工作进展缓慢，无法推动资金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导致产教融合难以转化为大湾区产业升级的内驱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尚不完善，系统模式维持动力不足，政策支持与体制机制存在障碍。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大湾区内部格局复杂。政府、学校和企业分属不同系统，导致信息不对称、关注点迥异及激励机制不健全等，维持产教融合系统的动力得不到有效更新和供给。尽管广东省已颁布包括《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促进职业教育和产业协调发展，但这些政策主要聚焦于省级层面，适用范围相对有限，难以有效破除大湾区在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与交流过程中遭遇的体制机制瓶颈。此外，尽管政策中提出了“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等多元化的产教融合激励手段，但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难题，影响了整体合作效果。

二是校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足。受制于学历层次，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对于快速升级的产业需求及人才全生涯发展的适应性显得力不从心。大湾区内的职业教育合作，其定位与层次亟须向更高水平迈进，以匹配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具体而言，职业院校的专业布局与区域内蓬勃发展的产业格局存在脱节，人力资源市场的结构性供需矛盾日益凸显，职业教育尚未充分支撑起大湾区的产业升级。鉴于大湾区经济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传统的三年制专科教育已难以满足这一多元化、高层次的人才需求。产业前沿对人才的需求已转向具备创新能力、智能技术应用、规划设计、组织管理与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三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突出。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各具特点，资源互补性强，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教育资源在区域内的分布并不均衡。这导致部分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受限，难以满足当地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同时，由于大湾区建设背景下职业院校存在专业同质化严重、资源协同不够等情况，导致现有产教融合系统的功能和目标在一些维度上的达成度不佳。以深圳两所高职院校为例，学校均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开设专业，专业设置数分别为34个和28个，在校生分别为1.15万人和0.87万人，而面向可穿戴设备、航天航空等未来产业设置的专业数目前为零。

四是行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程度不深。大湾区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方面仍面临制度缺失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校企合作的质量和效果。目前，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足，部分原因在于现行政策激励不足，以及企业对参与职业教育的长期收益预期不明确。这种局面导致校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均受到限制，未能充分发挥双方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方面的潜力。具体而言，许多校企合作仍停留在浅层次，主要集中在教学设备捐赠、建立实习基地、提供员工培训和推荐学生就业等方面。这种合作形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提供了实践机会，但缺乏深入的技术合作和创新研发。企业往往将参与职业教育视为履行社会责任的手段，而不是通过与教育机构的深度合作来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此外，行业与职业教育的整合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不同行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和期望不同，导致他们在合作内容、合作形式上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各职业院校在资源、能力和战略定位上存在差异，难以形成统一的合作标准和模式。这些差异进一步加剧了校企合作的复杂性。

五是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与产业实际需求之间的较大差距，使得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在技能、素质等方面难以完全符合企业的要求。这种不匹配不仅限制了职业教育的有效性，也影响了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具体而言，职业院校在课程设置上往往缺乏灵活性和前瞻性，课程内容偏重于理论知识，忽视了实践技能和行业最新技术的发展。这导致学生在毕业后无法迅速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企业在用人时也面临再培训的压力。此外，职业教育与快速变化的产业需求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院校对行业最新动态和技术趋势的把握不够及时，进一步加剧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脱节。与此同时，校企合作的企业多为本土单一性企业，这种地域排他性使得大湾区的产教融合系统在功能发挥上受到限制，进而影响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综上，大湾区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发展中面临的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政策完善、深化校企合作、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培养结构以及建立健全评价与激励机制等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四、大湾区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