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视域下职业教育海外协同办学的实然审视和应然向度

［摘要］随着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海外办学形态日益多元。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聚焦职业教育海外多元协同办学，可以探讨办学主体之间的不同利益诉求，分析政府、职业院校、中资企业在协同推进办学进程中面临的实际难题。政府、学校和企业是职业教育“走出去”实践中的主体，应形成协同共治、利益均衡、多方共赢的局面，为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职业教育；海外办学

［作者简介］王亚芳（1980- ），女，江苏江阴人，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江苏  常州 213164）

［基金项目］本文系常州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院2024年度重点课题“利益相关者视阈下职业教育海外协同办学机制研究”（项目编号：CDGZ202412，项目主持人：王亚芳）和2023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思政专项课题“新时代‘00后’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研究”（项目编号：2023SJSZ0766，项目主持人：王亚芳）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24-0063-07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职业教育国际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和办学模式，逐步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职业教育新路径。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走出去”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可以促进教育资源的国际化流通和优化配置，还可为职业教育体系改革和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2020年印发的《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继续强调应用型本科、职业院校配合企业“走出去”，开展协同办学。2021年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服务国际产能合作，推动职业学校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通过国家各项政策方针的不断细化与指引，我国职业院校境外办学发展迅速，打造了系列品牌，提升了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截至2023年10月，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天津已在亚非欧建成22个鲁班工坊，形成了中国职业教育出海的品牌；浙江于2016年提出建设“一带一路‘丝路学院’”的设想，目前已有30所高校在33个国家设立39所“丝路学院”，成为浙江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金名片；福建省依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职业教育联盟等平台，建立15个“海丝学院”，实施“一带一路”教育项目55个；江苏在“一带一路”国家建设10家“郑和学院”。2023年，柬华应用科技大学在柬埔寨成立，这是中国职业教育成立的第一所海外应用技术大学。中国职业教育系列品牌的成功打造，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正稳步扩大海外办学规模，也为“走出去”中资企业培养了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和技术技能人才。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在职业教育海外协同办学中的应用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弗里曼（R. Edward Freeman）提出，他将该理论应用到企业战略与公司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企业不仅要专注于股东财富的积累，还应关注其他对企业有利害关系的个体和群体［1］。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的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等商业合作伙伴，以及政府机构、当地居民、社区组织、新闻媒体等组织。企业应认识到各方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并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他们的利益和权利。这一理论认为：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一种互利的“契约”关系，企业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财务表现，还包括其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经历了从“利益相关者影响”到“利益相关者参与”最终演进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过程。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与职业教育

利益相关者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高校虽然并非营利性组织，但仍由多个利益相关者组成。高校利益相关者指的是那些能够影响高校目标实现或被高校目标实现的过程所影响的个人和群体［2］。高等院校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可分为内部相关者和外部相关者。内部利益相关者包括学校的教职工、学生、管理人员等直接参与学校日常运作的成员，他们直接影响高校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同时，高校的发展和决策也会对他们产生重要影响。高校外部利益者涵盖政府部门、行业企业、校友以及各类社会团体组织等。这些群体虽然不直接参与高校的内部管理，但他们在政策、资金和资源等方面提供的支持对高校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从职业教育角度看，我国职业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上产教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道路。经过三十多年变革，产教融合程度日益加深，外部利益相关者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随着职业教育“走出去”政策的推动，很多职业院校在海外办学方面不断探路，多元协同办学是当前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主要模式之一。因此，职业院校更要协调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发挥各自在地缘、空间、资源和专业等方面的优势，通力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三）职业教育海外协同办学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用Mendelow矩阵（又称“利益相关者权力—利益”矩阵）来分析职业教育海外办学背景下各个利益相关者，识别和管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Mendelow矩阵是一个二维矩阵，横轴表示利益相关者的“兴趣”（从低到高），纵轴表示利益相关者的“权力”（也是从低到高）。以下是根据Mendelow矩阵分析图对职业教育海外协同办学可能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分类，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高权力/高兴趣（核心利益相关者）分布在A区，主要是政府（来源国和目标国），负责制定政策、提供资金和支持；职业院校负责实施教育项目和管理学生；出海企业负责实验实训场地建设、参与课程设计等，满足人才需求。高权力/低兴趣（保持信息满足）分布在B区，主要是其他政府机构，如财政部门、外事部门等负责监督和确保办学合规的监管机构；行业协会可以在产业抱团出海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国际教育组织和协会可能会对项目进行认证和评估；当地社区虽然对项目有影响力，但可能不直接参与决策过程。低权力/高兴趣（需要信息）分布在C区，主要是学生，他们是直接接受教育服务的对象；教师和工作人员是提供教育服务的关键行动者；家长对学生的教育选择和结果有浓厚的兴趣；媒体关注项目的进展和成果，可能会影响公众的看法。低权力/低兴趣（监控情况）主要分布在D区，主要是竞争对手以及其他提供类似教育服务的机构；一般公众虽对项目有一定的了解，但不会直接影响决策；非政府组织可能对教育质量和社会责任有所关注。

从上页图1得出，职业教育海外协同办学的主体主要涉及政府（来源国和目标国）、职业院校和出海企业。他们是高权力/高兴趣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本文的来源国政府指中国政府，“职业院校”主要包括中国职业院校和目标国职业院校，“出海企业”系“一带一路”倡议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文章重点探讨中国政府、中国职业院校和中国出海企业等核心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诉求。

二、职业教育海外协同办学利益相关者的实然审视

（一）职业教育海外办学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1.中国政府推动“职教出海”的愿景。2013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教育部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国出海企业。一是希望拓展与世界各国在教育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二是为全球职业教育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为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三是通过与海外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管理经验，提高中国职业教育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四是培养更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技能型人才，满足出海企业的人才需求，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

2.中国职业院校“走出去”的历史使命。职业教育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一方面是基于职业教育服务当前国家战略的历史使命，在培养符合中资企业需求的本土化人才教育工作中满足目标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海外办学是职业院校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国家对职业院校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双高”建设、“提质培优计划”都将“提升国际化水平”作为重要建设指标。2022年12月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开发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和设备，打造高水平的国际化职业学校”。职业院校的国际化水平已成为检验办学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职业院校必须通过“走出去”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

3.中国出海企业的利益诉求。企业参与海外办学是获得人才资源、提升品牌知名度、树立企业国际化形象、增强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内在要求。首先，从人才培养与供给来看，企业希望通过参与职业院校海外办学，针对性地培养符合自身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并优先从中吸纳优秀毕业生，以解决人力资源需求。其次，从技术研发与创新来看，协同办学有助于企业接触前沿的科研成果和技术支持，企业利用科研成果来推动技术开发和产品创新，缩短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距离。企业也可以利用校企合作平台，将实际问题引入教学和研究中，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最后，校企协同海外办学往往能够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援助，企业借助优势资源进行国际化战略布局。通过教育交流，企业有机会传播本土文化，同时加深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为跨国经营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职业教育海外协同办学过程中，政府、学校、企业是高权力/高兴趣（核心利益相关者），他们的诉求不同，存在一定的利益博弈，如政府更注重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职业院校更注重提升自身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以及国际化办学水平，企业更注重经济收益和利益。同时，他们又相互依赖，在此过程中通过平等协商一致达成利益共识及行动方案，形成协同增益效应［3］。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相应的协同机制，常常导致在协同过程中步调不一致，产生利益冲突，使得海外办学遭遇瓶颈。

（二）职业教育海外协同办学的现实困境

1.政府层面：政策供给与统筹机制的缺位。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职业教育在对外开放方面进行了诸多尝试和探索。政府、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使得职业教育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和案例。但这些成功典型主要集中在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双高”校，数量有限，覆盖面还不广，内涵还不深。从政府层面来看，政策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一是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不足。2015年教育部废止了《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使得职业院校在海外办学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导。2019年发布的《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试行）》仅作为一个行业指导性文件，缺乏足够的法律效力和政策约束力。近年来，教育部把国际化办学作为考量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杠杆，政策的不完善使得职业院校在境外办学过程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影响了其“走出去”的步伐。二是协调机制不到位。职业院校在海外办学过程中，需要与多个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和协调。然而，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尚不完善，存在沟通协调不畅、职责不清等问题，极大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海外办学的进程。三是专项经费支持不足。资金是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的重要保障，但目前政府对高职院校海外办学的投入相对较少，导致诸多职业院校在海外办学过程中资金紧张，难以承担高昂的办学成本。另外，海外办学还涉及境外资金流动、境外财务和税收、外汇管理等多项问题［4］。资金不足和财务的复杂性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海外办学项目的落地。

2.职业院校：积极意向与能力挑战的匹配失当。自“双高”建设和“提质培优计划”启动以来，职业院校国际化水平得到了提升。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全国有200多所职业院校在70余个国家，开展海外办学项目400余个。职业院校国际化意识不断增强，但院校之间的国际化程度仍存在较大差距，大部分院校还面临以下办学阻力：一是获得目标国第一手信息的可能性较低。海外协同办学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目标国社会经济、法律法规、教育政策、文化传统等第一手信息的充分了解。由于地理距离、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等因素，职业院校在获取这些信息时面临较大困难。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滞后性可能导致合作项目设计与当地实际情况脱节，增加合作风险和不确定性。二是职业院校海外办学经费不足。海外办学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由于职业院校本身经费有限，往往难以承担高昂的海外办学成本。同时，由于缺乏足够的激励和回报机制，企业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投入不足，导致职业院校在资金和资源上得到的支持不够，进一步加剧了海外办学的经济压力。三是职业院校自身国际化水平不高。国际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职业院校能否有效开展海外协同办学。这不仅包括学校的管理团队和教师队伍是否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还包括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是否符合国际标准。也国际接轨的职业标准、教学标准以及教材资源的匮乏都是当前职业院校“走出去”的软肋。四是“走出去”项目的内涵建设不够。当前虽有400余项海外办学项目，但大多数项目在内涵建设上还不够深入。这表现在合作项目往往停留在表面的形式合作，缺乏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和知识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