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硬”管理到“软”塑造:学科文化助推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的转向研究

作者: 杜剑涛 张慕文

[摘要]高职院校开展科技伦理教育有助于促进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以及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长期以来,高职院校存在过分强调管理逻辑而忽视学生人格塑造的现实困境。学科文化从管理逻辑、管理目标和管理重点三方面为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转向提供可能,并在理念维度、内容维度、方法维度和评价维度分别发挥内在功能,使之实现从“硬”管理到“软”塑造的转向,具体路径为:以学科价值文化体系引领教育理念从“小文化”到“大文明”;以学科知识文化体系促进教育内容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以学科行为文化体系促使教育方法从“个体化”到“共同体”;以学科生态文化体系推动教育评价从“低境界”到“高境界”。

[关键词]高职院校;科技伦理;学科文化;文化育人

[作者简介]杜剑涛(1994- ),男,广东梅州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张慕文(1991- ),男,安徽枞阳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天津  30035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教育部新工科综合改革类项目“新工科人才培养常态监测与质量提升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E-GCJYZL20200801,项目主持人:闫广芬)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02-0027-08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地位的确认也进一步推动高职院校成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教育阵地。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职业院校在工作中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技能培养融合统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彰显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特征。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有关科技伦理治理规划的指导性文件《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指出“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是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①,强调高职院校是我国开展科技伦理教育和助推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组成部分。

高职院校传统课程体系重视技能培训,忽视人文与伦理熏陶,加上高职院校接触的高科技研究项目较为稀缺,科技伦理教育并不受重视。长期以往,高职院校便以服从管理为目标,让学生遵守科技伦理规章制度,未能针对学生科技伦理的观念形成和素养内化进行系统化教育设计,造成过分强调管理逻辑而忽视学生人格塑造的现实困境。从文化育人视角来看,学科文化本就具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本体功能,既是高职院校软实力的重要表现,也是丰富的育人资源,将其融入科技伦理教育实践中,可以有效为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注入灵魂,推动其从传统管理主义转向人本主义下对学生人格的充分尊重和软性塑造,从知情意行各方面培养具备高科技伦理素养的人才。

二、学科文化助推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的转向可能

(一)学科文化的内涵

展望国内外关于学科文化内涵的研究,典型性观点有托尼·比彻(Tony Becher)在《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中将学科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创性提出学科文化可以在学科知识本身认识论和学术部落的社会特征两者的互动架构下进行分析。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将学科文化界定为每门学科的知识传统(思想范畴)和相应行为准则,认为各学科领域存在需要新成员养成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崇拜的偶像和外行人难以理解的行话。这种“生活化”的解释获得学界广泛认可。此外,还有不同学者从知识属性、组织属性、管理属性、遗传属性等多个视角对学科文化进行细致研究,不断丰富学科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由于我国学科建设的落脚点和基本单位是院系的学科组织,国内学者普遍将学科文化置于组织框架内研究,认为学科文化的形成归因于学科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孕育出内部成员共有的信仰和价值观,并以文化为内容构成一套管理体系。

统合多种观点,学科文化是一个涵盖学科知识体系、学科组织建设、学科制度、学科群体行为和学科观念等范畴的彰显学科软实力的综合性概念,寓共性与个性、隐性与显性、学术性与专业性等多重特征于一体,是学科成员在“学科知识与学科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知识理论体系、学科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学科传统、伦理规范、学科制度与行为习惯等的总和”②。具体来看,学科文化是包含着学科价值文化、学科知识文化、学科行为文化以及学科生态文化的文化体系,无形中影响并塑造着高校系统内所有个体的品性特质和文化底蕴。

(二)学科文化助推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转向的适切性

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指高校在教学实践中指导学生内心“向善”,帮助学生形成对科学技术的正确伦理观念,逐渐塑造学生的科技伦理意识,从而实现道德自律的动态过程,包括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学方式和教育评价四大环节。学科文化的育人功能从三方面为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转向提供可能。

第一,学科文化有助于高校管理逻辑从约束人到塑造人。传统管理主义下的科技伦理教育以绩效和技术为导向,整体依循管理者的目标,以合理的结构、程序和责任模式为工具理性进行管理,强调管理至上的权力等级,目的是约束和规范学生行为。而《意见》中“推动科技向善、造福人类”则指明科技核心尺度是“善性”,伦理核心尺度是“幸福”。随着高职院校学科成长和育人路径愈发凸显科技与伦理协同共生的内在逻辑,推崇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融合的“第三种文化”成为高职院校帮助学生从科技现象背后的文化层面深度探微科学与伦理的冲突与联系的重要线索。因此,学科文化有助于指导高校在融合科技与人性的文化氛围中实现科技尺度与伦理尺度的统一,推动科技伦理管理逻辑转向对人内在精神和信仰层面的长期塑造。

第二,学科文化有助于高校管理目标从“手段人”到“目标人”。“硬”管理逻辑下高职院校仅将科技伦理教育视为辅助管理的手段,功利地为了识别、任用能遵守科技伦理规范的学生而进行教育。新时代要求高职院校既要筑牢学生共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又要教育学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学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向善”品格和“担当”精神。前述时代伦理道德的精神内涵都寓于学科文化中,为科技伦理教育不断嵌入国家道德信仰和社会伦理诉求的文化内核,并为教育者树立教学支点和教育分寸,指导他们合理把控教育态度、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逐渐走向人本管理模式下伦理道德与教育分寸的统一,推动科技伦理管理目标迈向培养能创造价值的“目标”人。

第三,学科文化有助于高校管理重点从“器物”管理走向对“人”的关怀。科技伦理教育在高职院校的边缘化很容易使之被窄化为对“器物”的严格管理,如教育目的往往局限在学生能否遵守“器材管理”“实验室管理”等细则。随着高职院校更注重以人为本的管理手段,学校科技伦理工作的管理重点将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每门学科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现代文化和世界文化,可以帮助学生深刻领悟科技发展历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变迁,指引新时代高职教师团队和组织结构在学科文化的熏陶下,产生并传递“共育德行合一的人才为社会服务”的文化精神以及赋予人高尚价值意义的伦理精神,使高职教师摆脱严格训导的形象转为人性导师,指导学生在科技实践中实现文化精神和伦理精神的统一。

三、学科文化助推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的转向维度

(一) 理念维度:以学科价值文化的浸润功能引领教育理念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争取在新世纪初使一批高等学校在教育质量和管理方面达到世界较高水平,这使高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精力集中在质量提升和管理运营方面。处于学历教育较低层次的高职院校往往将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囿于“技术的高端和熟练”,在教育理念上选择性忽视人文素养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影响,模糊了育人调性和深度,导致了教育的“选择性放逐”。长远来看,在国家宏观政策以及新兴技术浪潮的推动下,高职传统专业、新兴专业和交叉专业等都面向国家基础建设和市场需求摆出转型姿态,主动融入人文艺术与关怀,释放高校科研平台和育才平台创新活力,以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现代型高职应用学科已经与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密切共生关系,偏重管理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科技伦理教育理念显然难以解决人才培养在价值层面的哲学问题,容易被吸入现代科技的负面黑洞、落入扼杀伦理道德的陷阱。

管理主义背后隐含对技术主义快速解决问题的盲目推崇,但这种触及表面的约束式教育始终无法解决人深层次的理念或治理问题。从教育的文明角度出发,学科价值文化正是体现了学科服务“人”的属性以及指导人类改造世界的精神理念,将活动主线置于“尊重人,按照人的方式去对待人”③的文化象限,使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首先在理念层面聚焦到教育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奠定教育理念的引领地位,从整体上突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将注重“事后补救”的硬性管理逻辑扭转至重视“未雨绸缪”的柔性育人逻辑,启发教育工作者在文化浸润下回归“创造和铸造人的精神和灵魂”④的教育理念,深度思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这三个基本问题。

从本专业学科背景和价值文化出发,高职院校师生共同审视和学习学科蕴含的伦理观念,有助于增强彼此的契约精神和信任程度。学科价值文化也通过文化浸润功能将共同理念辐射至院校全员,形成全过程、全方位开展科技伦理教育的文化向心力。一方面,学科价值文化能使成员浸润在“伦理先行”的理念之中,引领育人队伍明确权责和义务,激发他们深度融入为学生提供充分尊重个性发展的科技伦理教育阵营的积极性和使命感,使内部所有成员在长期文化熏陶下形塑着人、自然以及社会的三维立体的和谐共生状态,并在教育双向互动中生成文化底气和文化自信,提升忧患意识和主动破局的能力,进一步抵御外界与科技相关的网络文化、娱乐文化、西方文化等多维度的价值冲击和文化渗透。另一方面,许多高职学生存在忽视科技伦理价值的不足和被动学习科技伦理知识的惰性,学科价值文化能浸润学生心灵深处,唤醒他们主动探讨和分析有关伦理道德的现实科技问题的内生动力,从而端正对科学技术的文化态度。

(二)内容维度:以学科知识文化的整合功能夯实教育内容

有学者调研了全国多所理工科高校学生的科技伦理认知现状,结果六成以上学生赞同“科学研究无禁区”⑤。2020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开展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着重对公民科学“知识”和“能力”进行抽样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虽已达10.56%,接近欧美国家平均水平,但区域人群素养尚不均衡、科技伦理知识教育任重道远,皆表明我国高校学生科技伦理知识厚度不足。此问题同样存在于高职院校内,究其原因,一是高校为学生搭建的科技知识框架缺少传统文化、人文素养和实践伦理等内容的合理补充,甚至与国际最新科技发展与伦理要求“脱轨”。二是高校主要依托“思想政治道德修养与法治”等公共必修课为学生输送单薄贫瘠的科技伦理知识,提供浅表的知识解读,缺乏具有典型教育意义和行业公认的精品教材和课程。三是不同学科课程开放性不足,不利于学生进行跨专业知识学习与跨文化交叉融合,加筑不同学科间的知识藩篱和文化边界,种种现实桎梏难以支撑起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的宏大知识体系。

在管理语境下,高职院校甄选科技伦理知识以权威的政策文件、专业规章制度和行业标准等为代表。但在育人语境下,科技伦理知识体系要求反映高素质技能人才应具有的核心知识素养,包括能塑造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传统伦理文化知识、专业理论和操作技术知识以及伦理规范知识。学科知识文化育人就体现在各专业的科学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知识体系及其背后知识文化与人的观念的相互渗透。随着现代学科知识型规则将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严格区分,知识走向碎片化发展,学科知识文化有利于高职院校整合有用知识以及探索如何正当利用知识,不断夯实教育内容在科技伦理教育中的基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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