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构建的多重逻辑、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摘要］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是切实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但也存在政策和机制不健全，难以贯彻科学评价人才的理念；政校企协同的黏性和共性不足，难以激发合力吸引人才的潜能；分类考试招生制度不够完善，难以突显公正选拔人才的尺度；一体多面的课程和教学未形成，难以发挥精准培养人才的优势等现实困境。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观照，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要依法治理，制定配套政策和保障机制；协同共生，搭建多主体合作平台；因材施教，完善多元招生录取机制；以人为本，形成一体化课程和教学体系。

［关键词］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高技能人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杜剑涛（1994- ），男，广东梅州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天津 30035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教育部新文科综合改革类项目“新时代综合性大学教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1150004，项目主持人：闫广芬）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14-0026-07

我国已基本形成中高等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纵向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但由于尚未辐射到研究生教育层次，衔接制度设计并不完善。随着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将我国职业教育定位上升到支撑国家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源提升，推动终身学习型社会建构，联动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内驱动力的“大有可为”的战略高度，完善职业教育升学通路已然成为强化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观照，理性审视我国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困境，并提出可行之策，可以切实拓宽我国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渠道，丰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强国、教育强国和技能强国筑基。

一、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的多重逻辑

（一）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的历史逻辑

1.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探索中高职衔接方案。90年代末，我国职业教育顺应扩招热潮在部分地区以试点院校和专业的方式探索专本间的专业群衔接、贯通培养和一体化培养等衔接模式，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1世纪初，《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等政策引导各地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向“现代化”方向集聚。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我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其衔接体系也逐渐从提倡“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积极探索高端技能型人才专业硕士培养制度”过渡到“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整体性规划。站在从现代化建设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向节点，建构“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专业学位硕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的学历梯度格局，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质培优的重要举措。

2.强化和突出我国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现实需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早已指出要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此后，我国在多地大力推广中高职“3+2”分段衔接试点，多个省市也因地制宜推出中高本衔接方案。党的十九大以来，职业教育在突破专科“封顶”的单一类型教育供给过程中逐渐明确类型特征，并将学历与资格证书的有序绑定提上改革日程。2019年，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的出现为我国职业教育强化类型定位提供了新平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20条”）更是直接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因此，应引导职业院校在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内涵和外延设计上增强适应性，以终身教育理念完善衔接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将自主培养宽口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以及促进科技自立自强打造成职业院校的特色品牌。

（二）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的理论逻辑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为根本依循的政治逻辑。一是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要重视国际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中的ISCED3和ISCED6分别对应我国的专科和应用型本科，并设计了直通硕士阶段的课程要求。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职业教育学历衔接制度、国家资历框架体系和学位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引导我们在国际借鉴的同时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国情和制度特点为基本立场进行改造。二是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要强调本土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思想，指导我国职业教育要始终关注广大学子的升学和就业需求，并为其创新本土化人才培养新理念、新政策、新方略提供理论和方法的遵循。

2.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引领职业教育人才高质量培养的价值逻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质”的规定包括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则是培养能实现职业性与学术性互融的高学历应用型人才。两种教育层次的一脉相承以及对人才培养“质”的规定的一致性既为构建专本研衔接体系提供了内在依据，也将其价值引向人的全面发展。换言之，职业教育完善衔接体系价值在于激发技能型人才在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普遍化发展，以及在个人天赋、才能、理想等方面的多元化生长，通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高质量境界。

3.发挥职业教育职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功能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期待，职业教育能否履行基本职能决定了其能否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建设和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我国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已经逐渐饱和，各种高新技术岗位开始兴起，强调智能、绿色、服务的中高端劳动力市场需要吸纳高学历技术技能人才适应生产结构的复杂性调整。从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来看，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可从内在协调性上整合院际、院系间的职能结构；可从外在功能性上提升职业教育与新经济和新业态的契合度，形成高度协同的共同体育人机制；还能推动社会“轻视职业教育”的文化嬗变和观念更新，向世界树立中国职业教育的良好形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蓄势赋能。

（三）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的实践逻辑

1.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要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贯彻“德技并修”的教育方针，服膺于“技能中国行动”。一是衔接设计要主动对接国家、行业和地方“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领域或服务领域，遴选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新增的智能机器人技术等能服务国家战略、紧密对接现代产业需求的专业。二是制定的人才衔接培养目标和课程方案等要融入爱党爱国文化，用中国特色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和实践观铸魂育人，培养勇攀技术高峰的时代新人，支撑我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宏图伟业。

2.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新时代教育政策应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和引领性。一是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面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新技术产业升级，要求政府、院校和企业共同重视教育基础性、引领性地位，为了未来向社会提供不同类型和技术特点的智力服务而对部分志向远大的专科生提前“育苗”。二是职业教育创新要具备前瞻性。构建完善的贯通式人才培养体系可以有效缩短高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周期、缓解学生就业和求学压力、加速原始创新成果产出、为实现弹性学制和创新人才可持续发展提供前提，彰显现代育人制度优势。

3.构建“优质均衡的现代化教育格局”。从政策颁布视角来看，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从顶层设计到细节落实彰显的是我国“普及、共享、人本、传承”的大教育观，有利于帮助专科生升值人力资本、实现阶级流动和参与优质资源分配。从教育立法角度而言，健全的法律法规可以保障专本研衔接制度的落实，引导职业教育变革带动经济、科技、产业等方面的立法定责，间接引导高校分类发展和育才。从教育公平立场来说，我国高等教育公平进入新时代以来就从需求端的“补偿性公平”过渡到供给端的尊重学生自由意志的“差异性公平”，为专科生完善升学渠道体现了全民共享现代化教育成果的“共同富裕”原则，有助于构建更优质均衡的现代化教育格局。

二、构建职业教育专本研衔接体系的现实困境

（一）制度衔接困境：政策和机制不健全，难以贯彻科学评价人才的理念

1.政策不完善影响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深度衔接，不利于畅通技能型人才分流渠道。一是我国尚未建立既既对接国际又彰显特色的国家资历框架。作为融通各类型教育和职业培训等的“立交桥”，国家资历框架的缺失导致学生升学时难以对各类资历、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准确分类定级，妨碍了职业教育学历学位证书体系、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有效衔接，影响了1+X证书互认制度和学分银行制度的开展，导致不同院校间要实现转学机制或不同院系间要进行跨专业培养困难重重。二是职业教育学位制度不健全。我国专科学生只能拿到毕业证，想攻读博士学位也只有教育、工程、口腔医学、兽医、临床医学和中医学六种专业学位可供选择。虽然《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对中高本三个层次的同类专业强化纵横贯通进行了一体化设计，但各阶段专业名称的错位以及学位的不贯通依旧影响着专业衔接和人才分流。

2.外部保障机制不健全，教育主管部门和人才培养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机制障碍，不利于塑造科学评价人才的导向。一是缺乏专本研衔接的法律制度、管理细则和操作规范等纲领性文件，地方政府或相关院校不敢贸然创新制度安排。二是市场招聘机制不够规范，存在就业市场对专科生“第一学历”隐性歧视、教辅行业盲目鼓吹专科生升学等问题，影响了技能型人才成长走向长学制发展。三是职业院校在学术研究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缺乏政府引领的相关学会组织、会议活动、期刊方阵对人才衔接培养提供的足够的学术支撑。

（二）平台衔接困境：政校企协同的黏性和共性不足，难以激发吸引人才的潜能

1.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引领作用不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兼具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培养目标直指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未来开展应用技术人才贯通式培养的主要阵地。但其主要由专科高职院校独立升格、独立学院和高职院校合并转设，或者由独立学院转设而来，在发展经费、项目申请、设施完善、招生权限等方面的自主办学能力不足，且数量有限、社会认可度较低。此外，随着普通本科原有的开办网络教育、成人自考等大众化教育任务被转嫁给职业院校，本科层次职业院校也存在摆脱人才培养与普通层次院校趋同的压力。总之，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有限的引领性影响了多元主体的凝聚。

2.政校企协同育人功能不强。“职教20条”中提出，“经过5—10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所以，职业院校贯通育人必须具备跨界特性，实现政校企协同育人。但由于政府、院校和企业在育人的理念与评价指标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协同育人成效不佳。一是政府受制度性程序以及资金总量的限制，加上与院校和企业在育人方面尚未建立完善的资源分配机制，政策运行过程中容易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二是政府、院校与企业利益诉求不同，三者并未建成完善的反馈机制。所以，尽管政府有心推动，但企业和具有硕士学位点的普通高校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积极性却不高，严重影响了政校企协同育人的成效。

（三）招考衔接困境：分类考试的招生制度不够完善，难以凸显公正选拔人才的尺度

1.招考方式和手段不完善。我国中高本衔接目前有统招专升本、高职与本科院校合作对口招生的贯通培养、高职与本科院校或多个院校合并通过签订协议联合招生的一体化培养和专科学生通过合格考核升入本科院校对口专业的专业群衔接培养四种模式，尚未涉及衔接研究生层次的有效选拔。贯通培养强调学生的前置学习基础和技能水平，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特色的职教高考显然更符合选拔专科长学制人才的思路。但职教高考大多限于省域内衔接模式的合理补充，且标准不一。专科生要攻读研究生学位也只能以同等学力、统招专升本、自考专升本三种身份参与研究生入学考试。面试中很少考察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操作技能，更没有将职业资格证书纳入考试范畴。此外，很多院校忽视了信息技术对学生开展增值评价和多元评价的辅助功能，对学生升学综合面试或者综合素质评价时无法实现数据共享，很难完整复现学生的真实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