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历史话语流变与当代提升路径

[摘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我党在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凝结而成的重要思想，具有深厚的实践根基与高远的理论深度，并成为我党发展职业教育的一贯方针与政策底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话语内涵经历了“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等几种历史形态的演变。在新的历史时期，“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需要以“服务·适配”型办学理念为核心，强化职业教育基点的适应性;以“模式·要素”改革为突破口，增强职业教育过程的适应性;以“指标·主体”建设为重心，提升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评价机制的适应性。

[关键词]职业教育适应性;话语形态;提升路径;职业教育基点

[作者简介]李志军（1974- ） 女，湖南邵阳人，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副教授;易小邑（1973- ），男，苗族，湖南城步人，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李丽能（1979- ），女，湖南邵东人，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副教授。（湖南  邵阳  422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的效能优化路径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SP21YBC286，项目主持人：易小邑）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2）08-0029-08

增强适应性是职业教育实现其本质功能的核心路径。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也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之中，这是我国站在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为职业教育未来发展做出的战略谋划。职业教育适应性就是指职业教育在与外部环境互动中的一种融洽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满足度;另一方面是职业教育在与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的互动中能否得到可持续发展。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并非一种新鲜的口号，而是我党百年来所秉持的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导向与政策基础。因此，回顾和总结我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思想渊源与话语表述的历史流变，有助于我们深化认知，进一步把握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所蕴含的实践规律，为新阶段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一、我党对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思想的百年探索

发展职业教育一直是我党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而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我党在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凝结而成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具有深厚的实践根基与高远的理论深度，并成为我党发展职业教育的一贯方针与政策底色。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职业教育适应性”思想的形成。“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初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实用性”的探索。近代中国的落后局面使“教育救国”道路成为知识分子积极探索的救国图强道路之一。1917年成立的中华职教社指出当时中国教育“不切实用”，黄炎培力主推行“大职业教育主义”方针，提出教育要为“个人谋生”“服务社会”以及“增进生产力”，凸显职业教育的“服务性”。我党早期政治活动家恽代英也提出学问要和职业贯通，注重适应社会需要;教育的最大价值是实用，学问一定要利于职业，而职业知识，尤以“实地应用为妙”①。这种将“学问·教育·职业”三者勾连起来的提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很强的先进性。陶行知先生提出职业教育要坚持“生利主义”，达到“裕民”与“生利”的目的。陈独秀提倡“新教育精神”，认为新教育的“新”体现在“趋重社会”“注重启发”“讲究实际应用”三个维度，特别提出教育应该紧密联系社会，突出自身的“应用性”。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也批评了旧教育不实用和不切实际的现象，他指出虽然教育是“以传达各科科学的内容为职责”，但不能脱离实用，因此需要采用“实用主义”来加以改造。可以看出，包括黄炎培、陶行知、陈独秀、恽代英、杨贤江等在内的教育家以不同表达方式强调了职业教育的“适应性”。

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革命家与教育实践家一直在实践层面探索职业教育的适应性。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自1913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就一直进行职业教育实践，如1917年创办第一所工人技校，1920年创办“一师民众夜学和失学青年补习班”等，并在《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中指出“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才是“合理的教育”和“正当的生活”新模式。可见，毛泽东同志在早期就强调教育与职业、生活相结合，提倡用职业教育改造现实社会。

随着革命的深入，毛泽东同志根据时势变化，强调职业教育要为中国革命战争服务，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与之相配合……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②。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又根据当时的国情指出，“军事学校应继续办理，着重技术人才的训练”③。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在《和平建国纲领》中提出了“改造中等教育，加强职业训练”的主张，标志着我党“教育长期为战争服务”的教育思想开始向社会改造转向，也体现我党根据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来发展职业教育的政治智慧，可以说，增强适应性是我党职业教育思想的灵魂。

2.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对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探索。194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④的教育发展思路。1952年，《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中指出，“各级各类中等技术学校，均应根据各业务部门的具体需要，明确规定其方针与任务，务求学用一致，使所培养的人才确能适合各业务部门的需要”⑤。可见，增强办学方针、办学任务与人才培养的适应性成为新中国初期职业教育发展的总路线。针对当时教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矛盾，刘少奇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⑥的思想，将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链接起来，改善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力。

邓小平同志也曾前瞻性地指出，国家计委、教育部等部门要使教育事业计划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之中，使整个教育事业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否则学生学到的知识和将来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职业教育“应主动适应当地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面向市场需求、为社会建设服务”，这是国家级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2002年，朱镕基同志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又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是适应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的需要，是适应扩大就业和再就业的需要”⑦。“三个适应”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供了依据，更赋予了职业教育新的使命，也给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划定了基本范围。

进入新世纪后，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大教育”“大培训”的教育观，其目标包含了“四个适应”，即要促进人才总量同国家发展目标相适应，人才结构与各项事业全面发展需求相适应，人才培养机制与人才成长特点相适应，人才素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相适应。2005年，温家宝同志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子”，要求职业教育必须“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满足民众的多样化需求”，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紧密“结合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四个必须”成为评价职业教育的重要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做出指示，2014年要求职业教育“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2021年明确指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至此，“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正式确定为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从政策实践层面来探索职业教育适应性，改革开放之后开启了职业教育思想创新与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与实践探索一起形成了“双轮驱动”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潘懋元先生率先提出了理论实践紧密相扣、互为证明的“教育的内外部规律论”与“教育的适应论”，强调教育要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并为其服务。这不但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提供了理论确证，还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指南。有学者借鉴了经济学原理，从需求、类型适配、体系和教学等层面提出了“职业教育适配理论”。有学者根据职业教育的办学规律，从操作层面提出了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价值内涵、理论依据与核心评价指标。还有学者从职业教育本质和对象的角度阐述了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内蕴与旨归，认为职业教育必须自觉走向“适应性增强”的实践样态。

二、我国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历史话语流变

话语是思想的凝结与现实的浓缩，是高阶思维的结果。职业教育适应性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实际情况紧密联系的，其话语表达形式也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的话语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1.“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1919—1949年）。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并将职业教育作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如毛泽东、陈独秀、李立三、刘少奇在各地举办工人学校或农民运动讲习所等职业教育机构，以便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工农政治思想的觉醒。1934年，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⑧。在这一教育方针的指导下，苏区先后建立了中央农业学校、中央红色护士学校、红军通讯学校、红军卫生学校以及各类技能培训班，为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根据毛泽东同志“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与之相配合”⑨的指导思想，确定了教育要长期为战争服务的基本方针。我党在陕甘宁根据地创办了农业学校、妇女职业学校、医药学校、八路军卫生学校、白求恩卫生学校等各类职业学校，以满足抗日战争的需要。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确定了“为解放战争服务”的教育方针，并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先后在东北和苏皖解放区创办了糖业、农林、军工、盐业和卫生等各类职业学校，为土地革命与生产建设培养人才。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随着我党对职业教育的进一步改造，我党领导的职业教育逐步向正规化方向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30年的战争导致我党无法举办大规模全日制和正规化的职业教育，可以说职业教育是伴随革命战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核心就是增强职业教育对革命战争状况的适应性，提升服务革命战争与群众生活的能力。这一时期我党建立的各类职业学校确实为我国的革命战争培养了大批紧缺的领导干部和技术人才。

2.“为国家建设服务”（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急需大量满足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⑩的方针，这个阶段我党主要是通过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和调整职业教育结构来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达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新中国接管并改造了大批旧学校，并开始大力发展中等专业学校与技工学校，到1957年全国中等专业学校728所，在校生达48.2万人;到1959年全国技工学校608所，在校生达27.5万人。同时，根据毛泽东同志“学校办厂生产、学生半工半读”指示，以及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学校制度与工厂农村劳动制度相结合”教育制度，开始发展半工半读的职业教育。至1965年，全国建立的半工（农）半读学校有7294所，在校生达126.6万人。职业教育规模大幅度增加，职业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与体系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员与专业干部。

基于国防建设与工业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大力调整职业技术教育结构，使工业性质的中等技术学校规模得到了较大发展。1950年到1960年，我国工业型中等技术学校数从由1950年90所增长到1278所，在中等技术学校中的占比从原来的18%跃升到30%。这个时期的中等技术学校为国有企业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