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职业教育增强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的实践困境及破解策略

[摘要]增强涉农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对于全面推进“三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涉农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实践中存在“浅嵌”与“脱嵌”的适应性偏差困境，表现为教育前“冷农”、教育中“去农”和教育后“离农”。由于人的适应性是主客互作共同发展的过程，故涉农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在于以技术为基础、以“人—业—地”为载体而实现自身与乡村的协同发展，并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达至与乡村共兴。基于此，结合“要素—结构—功能”系统分析框架构建涉农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软硬相兼、融通嵌合的适应性增强机制。为实现构建这一机制，涉农职业教育需立足适应性而超越适应性，采取“修技+立德”“在地+去地”“二元+多元”的服务路径，在锻造技能人才中厚植“三农”情怀，在适应“三农”中引领乡村发展，在深耕村教关系中开拓外部要素。

[关键词]增强适应性;乡村振兴;涉农职业教育;村教共兴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2）12-0044-07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表明，增强适应性是职业教育确保持续生存、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三农”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作用。涉农职业教育旨在服务“三农”，是与区域乡村发展关联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乡村振兴战略及相关政策明确强调涉农职业教育对支撑“三农”发展的重要作用。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支持办好涉农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

由此可见，乡村振兴这项重大而紧迫的时代任务，为涉农职业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意味着其必须要有更多担当、更大作为，切实增强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那么，如何增强涉农职教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实施策略应是本问题的最终导向所在，但策略的实现需以把握现实症候为前提。可以发现，“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意味着职业教育的现实适应性实践尚存短板与不足，即适应性实践困境，解决该困境是增强适应性的关键要旨。据此，本文梳理分析涉农职教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实践困境，立足实践困境反思其适应性本质，基于此从构建适应性增强机制与实现路径两个方面探索破解困境的策略，由此形成“困境—反思—机制—路径”逐层递进的研究框架。研究结果以期为涉农职教助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全面实现提供思路。

二、涉农职业教育增强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的实践困境

长期以来，为保障“三农”发展，国家不断推动职业教育改革，持续强化涉农职教服务乡村建设力度。虽然涉农职教服务“三农”成效明显，但面对覆盖面更广、要求更高的乡村振兴大任，问题与短板也十分突出，并体现于教育前、中、后各环节。

第一，教育前“冷农”。长期来看，涉农职业教育资源短缺，院校数量偏少，农学吸引力低弱，招生困难突出，即使冠以农字头的高职院校，其农业类专业招生比例也难超50%。尤其随着城镇化加速，“学农无用”“走出农村”等偏见有增难减，务农意愿加剧低迷，致使农学教育愈加边缘化。乡镇成人学校数量日趋减少，涉农中职院校数量与招生规模逐年萎缩，农科类专业或升格合并或撤销停办，农学非农化倾向问题凸显。虽然近几年涉农高职招生规模有所提升，但依然无法满足“三农”发展及其人才升级需求。

第二，教育中“去农”。涉农职教力图在育人过程中与“三农”适配，但仍存在差距。一是办学理念、专业设置与地方“三农”发展脱节。对所在地域农业农村历史演变、发展基础、现有布局等认知不足，对“三农”现代发展趋势缺乏长远判断，导致许多涉农职教未因地制宜进行专业设置，从而无法有效服务地方。二是师资力量与“三农”市场脱轨。教师自身农技能力不强，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培训薄弱，行业专家与企业人才引进或合作匮乏，由此限制了与市场无缝对接的教育形式的开展。三是育人方式与现代“三农”特质疏离。农业生产类型多样，农业升级转型日趋加速，教学过程却未能“因农施策”而彰显现代农科应用特色;教学理念与模式滞后，难以胜任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重任。四是社会服务与“三农”需求浅配。目前农学专业社会服务主要为教师对农民的科技帮扶与培训，以及带领学生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总体停留于浅层次服务阶段，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质量待提高。

第三，教育后“离农”。学农却不事农，涉农毕业生非专业就业现象显著。教育前“冷农”，教育中“去农”，一定程度导向了毕业生“离农”。加之，涉农岗位薪资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作条件较非农岗位艰苦，返乡就业保障不足，职业上升通道不畅，由此降低了学生从业“三农”的信心。据部分发达省份统计，每年农村职业教育院校毕业生回乡就业的人数，占比不足毕业生总数的10%。毕业生“离农”，不仅冲击了农学教育办学效果，也减损了服务乡村的成效。

上述困境显示，涉农职教与乡村之间有着明显的供需矛盾，总体呈“自系统”发展之态，存在“浅嵌”甚至“脱嵌”的适应性偏差问题。要化解此问题，基于涉农职教实践困境，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反思涉农职教服务乡村的适应性本质，应是首要着力点。

三、涉农职业教育增强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实践困境的理论反思

“适应”一词最初是生物学术语。为揭示生物生活活动，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对此进行了最早阐释，指生物族群经由自然选择演化之后，在生理、行为等方面适合生存于特定环境。达尔文的阐释表明，生物为寻求物理生存而采取被动单向地适应环境。相比生物的被动适应，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其活动具有明确的主动性与目的性，但同样也受到自身与客体（活动对象等外在事物）的制约牵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人既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又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换言之，人是能动与受动的对立统一。从活动路向看，人所具有的能动与受动两面性也反映出人的活动具有双向性：人突破自身状态限制，主动对客体展开改造活动，客体也因自身状态与规律作用于主体，根据客体“回应”，人修缮活动策略再次实践于客体，在如此往复互作过程中，主体不断达成对客体的适应，并走向主客体相互统一。这一双向作用过程即为人的适应过程。人的适应过程表明，为确保持续发展，人的适应性必然摒弃生物的单向适应，而力求实现主客双方的同步发展。

同样，人的教育活动也遵循此理。教育在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时，也必须为社会发展服务。在受制社会与服务社会的双向作用中，教育与社会实现共同发展。相较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实践活动具有更为鲜明的特色。职业教育以技术立身，通过对实践客体所需技术的创造与输出，展开对人的技能培养和对外服务活动，从而反向推动自身技术提升及持续发展。因此，技术是职业教育能动突破自身限制、嵌入社会获得发展机会的根本。

对于涉农职业教育，其实践客体主要是乡村，农业技术是连接涉农职教与乡村的枢纽。涉农职教依据乡村发展的技术进步需求，不断调整办学机制，产出适合于乡村发展的农业技术。那么，涉农职教如何开展以技术为基础的适应活动？技术自身的抽象属性需要依托主客之间具有共性的现实载体以完成二者互动。涉农职教主要服务农民、农业、农村，同时也汇才育人，以办好农学专业为目的助力地方发展。由此而言，“人—业—地”应是涉农职教与乡村相互作用的共性载体，是涉农职教助农的主要“着力域”。此外也应注意，教育并非自系统孤立发展。涉农职教从属于社会大系统，必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子系统的影响。“三农”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决定了乡村与各子系统的紧密关联，这也反映出涉农职教的适应性具有复杂结构。从结构层次看，涉农职教适应性的结构包含核心、内部、外围三个层次：核心指整个系统（尤其是涉农职教）的内在驱动;内部为涉农职教与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外围是内部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互作关联。就此可知，涉农职教的适应性应构建系统思维，并置于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

乡村振兴战略凸显了涉农职教基于技术以“人—业—地”为载体增强适应性，解决服务乡村存在的脱嵌、浅嵌问题的紧迫性。乡村振兴意味着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人”“业”“地”逐渐衰落而亟须提振，而提振乡村必然需要现代技术与技能人才的有效融入。作为以技术立身、培育事农人才的涉农职教理应切实发挥主体能动性，在立足适应性的同时超越适应性，加速与乡村之间的双向作用，并拓展外部支持，弥合脱嵌、浅嵌问题而达至双方“嵌合”。涉农职教与乡村嵌合的结果导向，即是“村教共兴”。

四、涉农职业教育增强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实践困境的破解策略

（一）增强机制

基于上述适应性反思，以“村教共兴”为导向，以“人—业—地”为载体，从核心、内部、外围三个层次，探索涉农职教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增强机制（见下页图1）。为深入把握该机制，需掌握影响涉农职教与乡村相互作用的要素及其结构，以实现涉农职教服务功能的提升。对此，引入“要素—结构—功能”系统分析框架。其中，要素指系统的组分;结构指要素之间的关联秩序与作用方式;功能是由要素组合和结构状况决定而成的性质、能力和功效。

1.核心层：“软硬相兼”。机制建构与运转需要动力源。由于农业技术是连接涉农职教与乡村的枢纽，故农业技术进步是驱动涉农职教与乡村相互作用和内外系统运行的基础。强调技术创新与更迭，锻造“硬”实力，是增强涉农职教办学吸引力与助农贡献度的根本。然而，面对乡村振兴重任，仅靠过硬技术显然不足，软实力亦十分必要。“三农”情怀教育是对涉农职教侧重技术硬性指标而缺乏软性价值思想培养的重要补充，有乡土情怀的技能人才方能切实投入乡村振兴之中。因此，核心层旨在技术进步与“三农”情怀双轮驱动，贯穿于涉农教育前、中、后各环节，使涉农职教与乡村达到更高层次融合。

2.内部层：人业地互嵌。内部层实为由涉农职教与乡村基于“人—业—地”载体互相交织而形成的系统，内含“人”“业”“地”三个子系统。

第一，“人”子系统：主体互嵌，赋能农民职业化。要素方面，涉农职教行为主体包括学生、教师、教育教学管理者等;乡村行为主体包括普通农户、农村学子、农村干部、乡贤精英、新型经营主体、老年人、残疾人、退伍军人等。在结构上，职业教育与乡村行为主体紧密对接，充分发挥各主体的能动性，密切主体间交流、配合与协作。在功能上，实现乡村人力资源有效开发，高素质职业农民在数量与质量上全面提升，促进乡村人才、组织振兴。

第二，“业”子系统：专产互嵌，赋能农业现代化。要素体现为“两业”——涉农专业与涉农产业（围绕农林牧渔的一二三产业）。基于地方产业基础、比较优势以及农户关于产业发展的需求，深入实施涉农专业、涉农产业“两业”互嵌，实行专业设置、建设与“三农”全产业链深入对接，教学、科研、服务与产业深度融合。由此在功能上推动涉农职教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提升服务效能与产业附加值，赋能农业现代化与乡村产业振兴。

第三，“地”子系统：教地互嵌，赋能农村美丽化。要素包含涉农职业院校、涉农职业培训机构、农村资源禀赋（主要为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结构上遵循乡村地域客观发展规律，嵌入乡村生态、文化地域异质性，形成涉农职教地方性，以彰显涉农职教区域特色，推动乡村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发挥，促进美丽乡村建设，贡献乡村文化与生态振兴。

3.外围层：动力支持。内部系统结构的巩固与功能的生成无法离开外部支持，故需破除自系统倾向，集聚发展动能，吸纳外围要素参与。外围系统要素主要涉及政府、涉农企业、涉农行业协会、涉农高校（非职教）、涉农研究机构、非农专业等。政府作为外围要素的主导，为内部系统提供制度环境与运行导向;涉农企业、涉农行业协会为内部系统提供资源支持与方向调适;涉农高校（非职教）、涉农研究机构、非农专业为涉农职教提供农科办学新理念和人才培养新思维。

4.“核心—内部—外围”关系：融通嵌合。第一，核心层的技术进步与“三农”情怀发挥链接内部与外围系统的作用。第二，融合内部系统各要素，提高“人—业—地”结构与功能的耦合度，使内部系统互嵌为一体。第三，整合内部与外围各要素，促使内部与外围系统不断交换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从而推动要素有效配置，内外系统结构嵌合统一，实现功能高效供给。由于适应性是双向的，融通嵌合的统一系统最终将促进涉农职教与乡村共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