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现实基础、主要困境与未来展望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多元制度格局，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奠定了以地缘、经济产业为优势的资源基础，以职教联盟、资历框架为代表的实践基础，以科学化、多样化为特征的制度基础。在大湾区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推进协同、如何协调差异化的实践路径、如何创新制度发展，成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面临的困境。为此，应优化发展策略、整合区域发展思路、优化创新顶层设计，推进资源均衡化发展、促进实践一体化发展、助推制度创新化发展，促进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

[作者简介]谢德新（1984- ），男，广东化州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王雅卓（1998- ），女，甘肃兰州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读硕士。（广东  广州  51066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治理的障碍诊断及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YJC880105，项目主持人：谢德新）和2021年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高等教育专项）“粤港澳大湾区高职院校专业集群与新兴产业集群适配性研究”（项目编号：2021GXJK067，项目主持人：谢德新）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2）20-0030-08

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拥有国内经济循环与国外经济循环互促发展的良好基础，能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最密切的一种类型教育，在大湾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中，承载着培养大湾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技术技能人才的时代重任，应该为大湾区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做出积极贡献。与纽约、旧金山和东京这三大国际著名湾区相比，“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和三种货币”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区情。这种独特而多元的制度格局，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及教育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差异，既是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基础，也是其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因此，充分认识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基础，精准诊断其面临的障碍，集聚多方力量，发挥湾区制度和资源优势，建立双边或多边磋商、协调、合作机制，高位推进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是大湾区职业教育研究的迫切需要和题中之义。

一、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现实基础

大湾区因其突出的区位优势、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迅猛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领先的国际化水平等，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诸多有利条件。简·奈特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区域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化过程，需要重点关注合作资源的有效利用、合作实践的功能拓展、合作机制的系统化三方面要素的优化完善。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作为职业教育区域化的重要形式，也是一个资源利用、实践拓展和制度优化的系统化过程。随着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在资源、实践、制度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基础。

（一）以地缘区位、产业经济为优势的资源基础

首先，地缘区位是大湾区职业教育的历史资源，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奠定了基本框架和重要基础。大湾区地处东北亚到东南亚的战略要冲，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环境优势，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支撑，是在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核心城市引领下蓬勃发展的“9+2”城市群。大湾区的开放程度走在全国前列，具有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优越条件。香港、澳门作为两大特别行政区，拥有自由港和独立关税，是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枢纽，这对大湾区职业院校的开放程度、办学资源、整体布局、技术技能型人才、体制机制、国际化水平等方面产生直接影响。大湾区核心城市在国家职业教育探索与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1993年，深圳市创办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因其职业教育办学特色突出，1997年国家教委正式挂牌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当时全国职业院校学习的典范。同时，广州也积极响应，在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大环境中顺势而上，创办职业院校，扩大招生规模。这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积累了前期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大湾区“内强腹地、外接东盟、贯通中外”的区位优势，使得三地职业教育互联互通、协同发展。2006年以来，粤港澳举办职业技能大赛，为合格的选手颁发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吸引来自大湾区的一批选手;2008年以来，粤港澳着手探索“一试三证”的人力资源评价模式，推动大湾区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培养国际互认的大湾区高技能人才，并纳入《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中。大湾区前期的这些探索与实践，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奠定了合作基础。

其次，产业经济是大湾区职业教育的现实资源，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与发展动力。产业经济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通常情况下，经济越发达、产业体系越完整的区域，其职业教育水平和层次越高。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的质量。近年来，大湾区经济发展平稳增长，2020年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生产总值的1∕7。目前，大湾区产业分工水平相对较高，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与潜力。其中，内地以工业制造业为主要产业，香港以进出口贸易服务为主，澳门的旅游博彩业尤为发达。同时，在港澳地区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带领下，大湾区已具有明显的产业集群优势。产业经济方面的优势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基于产业优势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正在稳步推进。2021年1月，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校企合作与校校合作博览会在广州成功举办，200多名校企代表共商校企合作新途径，进一步强化校企互动、产教融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以职教联盟、资历框架为代表的实践基础

首先，职教联盟是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新型合作模式和交流机制。职教联盟是指政府部门、职业院校、企业行业等主体共同参与，以章程或协议为纽带，以交流合作实现共赢为目标，具有动态性和公益性的教育联合体。2017年12月，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发起成立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适应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的要求，扎实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019年1月，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发起成立大湾区职业教育教师发展联盟，推进大湾区职教师资培养培训，服务于大湾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作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体，随着大湾区职教联盟建设的不断推进，联盟成员的联系日益密切，交流合作不断加强。这种全方位、多层次、多类型主体协同参与的利益共同体，为大湾区职业教育打破企业、行业、职业院校、政府之间的合作壁垒，实现区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辐射带动了全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其次，资历框架作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助推器”，为大湾区打造教育与人才高地提供支撑。香港是我国最早推行资历框架的地区，在参照相关国家资历框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资历框架和质量保障机制，并于2004年2月经香港行政会议正式通过。香港资历框架的法律保障体系、学分累积与转换制度、多元参与协同运行机制以及质量监控系统相互融合，共同推进香港资历架构的有效运行。广东省借鉴欧盟资历框架标准和香港资历框架建设经验，于2017年3月发布《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这是内地首个地方资历框架标准，适用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等教育成果及业绩的认定和使用。澳门主要借鉴香港的资历框架，目前没有建立独立的资历框架。广东与澳门两地已明确表示有相关意愿，在香港经验的基础上共同探索资历框架设计，然后再与香港资历框架进行对接，为大湾区资历框架的一体化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2019年6月，来自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的政府部门、院校代表、知名专家、业界代表参与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资历框架研讨会”，探讨大湾区资历框架建设，推动大湾区教育交流合作，为加快推进大湾区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以多样化、系统化为特征的制度基础

首先，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经历了从单一化到多样化的转变。粤港澳地理位置毗邻，产业体系互补性强，经济领域的联系由来已久且较为紧密，而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的规模与要点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环境条件和动因要素规制下有所差异。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前，受制于不同国家治理下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文化样态等，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的机会颇为有限。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后，粤港澳三地前期多形式、多渠道的探索性交流与合作机制，成为新发展阶段的制度基础。2007年，香港中文大学获深圳政府批准，于南山区的深圳科技园兴建楼高9层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促进深港两地产学研深入合作，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科学、智能制造等战略性产业的创新发展。2009年，珠海第一中等职业学校与澳门旅游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引入澳门旅游学院的“澳门职业技能认可基准”。2010年，两校在探索“联合办学，互考互认”的机制上取得实质性成果，其中珠海的受训调酒员可获得澳门职业资格。2016年，第九届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竞赛在广东省举办，来自广州、香港、澳门、成都的64名技能精英参加比赛。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与香港职业训练局达成共识，双方定期会商、讨论两地职业教育合作有关事项。同时，成立“粤港澳青少年交流工作小组”，建立健全粤港澳姊妹学校联络机制。

其次，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逐渐由碎片化过渡到项目化和制度化。自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粤港澳三地的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日趋紧密，合作形式逐步系统化，主要表现在资源共享、基地共建、学者互访、教师互聘、项目交流等方面。2010年，粤港双方政府签署了《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强调要加强粤港两地职业教育培训，支持广东的职业院校与香港的企业和组织机构开展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建立职业技能基地和实习实训平台，优化培训资源配置，提供贴近企业需求的专业课程。其中，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共建香港知专设计学院广东工业设计培训学院，是粤港政府合作重点项目。2019年12月，澳门旅游学院、珠光（集团）有限公司等大湾区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发起的粤港澳大湾区旅游职业教育联盟正式成立，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关于“推进粤港澳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的要求，整合粤港澳三地旅游教育资源，协同开展旅游产业链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进行学历与资历证书融通的制度化探索。

二、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主要困境

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要素集聚、国际化水平领先、合作基础良好等特点，是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活力和潜力之所在。与此同时，大湾区建设的持续推进、国际化程度的稳步提高、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不断发展，都对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疑，这既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困境。

（一）资源困境：如何在优势的基础上推进协同

首先，如何在地缘区位优势的基础上推进区域协同。大湾区职业教育为建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同时国家层面也将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地位。大湾区建设的持续推进、信息社会的稳步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加快到来，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地缘区位优势转化为职业教育协同优势，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成为大势所趋。在当前形势下，这种转化面临两大主要问题。一是如何协调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资源。大湾区目前存在职业教育资源合作不平等的现象，合作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壁垒，没有完全实现区域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由于三地的实际权力不对等，导致参与主体之间不对等状况时有出现。香港、澳门资本进入广东参与投资办学时，需要同时满足广东省的相关政策和属地政府部门的要求。大湾区内不同参与主体进行跨区域联合办学，往往需要找不同的行政机构协调相关事宜，这加大了合作办学主体的协调难度。粤港澳三地管理体制不同，职业教育观念也存在诸多差异。在合作办学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文件审批延迟等特殊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作办学主体的积极性和合作的有效性。因此，如何协调粤港澳三地职教资源分配，是推进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二是如何发挥大湾区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大湾区作为世界级城市群，是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国际化双向平台的重要支点。近年来，大湾区职业院校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探索国际化发展路径，创新国际化人才培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在与“一带一路”建设目标的深度对接上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大湾区职业院校教师的教学理念、外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与国际化的师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能胜任来华留学生全英文教学和“走出去”办学的专业教师更是稀缺，这严重影响了大湾区国际化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有效实施。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职业教育的优势，提升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理应成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重点关注并加以有效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