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东盟的“那”文化翻译传播：语言经济原则与策略

［摘 要］文章从经济的视角研究“那”文化翻译传播，通过探讨“传播什么”“对谁传播”和“怎样传播”，论述面向东盟国家进行对外翻译传播时可遵循的原则（价值、效用、费用及效益），使对外翻译传播具备人文性、经济性及社会性等多重价值。采用直译、意译、音译、灵活翻译等对外翻译策略，重视语言经济对译文选择的有效性指导，有助于中国—东盟在共享“那”文化圈的过程中，通过语言翻译形成内外联系、互通有无的局面，促进民心相通和区域繁荣。

［关键词］“那”文化；对外翻译传播；语言经济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37（2024）20-0143-06

近年来，随着文化翻译的兴起，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翻译并不是“非功利性”的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它的效用性、复杂性和多元价值内涵在改善人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面向东盟进行“那”文化翻译时，要处理好译文与受众的关系，增强可读性，进而使受众产生共鸣和共情，增加互动对话的可能性，提升“那”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对此，语言经济学的思想以及相关研究可以给予我们宝贵启示。

一、语言经济与相关翻译思想

长期以来，受传统语言学理论和学派的影响，语言的人文性和工具性备受关注，而它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却往往被忽视。1965年，著名信息经济学家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1]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认为语言与其他资源一样，具有价值（value）、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效益（benefit）的经济特性，引起了语言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20世纪70年代，欧洲多国就官方语言与社会经济发展开展论证研究，促进语言经济学的兴起[2]。此后，众多学者开始从经济的角度研究语言问题。比如，奇斯威克（Chiswick）[3]、达斯曼（Dustmann）[4]从实证经济学角度对移民的外语水平与其收入高低进行关联性研究；格林（Grin）[5]认为少数族裔使用多数族裔的主流语言，可以为其带来社会关系上的红利和经济上的收益；科洛梅尔（Colomer）[6]运用比较和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发展中国家外文翻译工作和经济效益进行研究。可以看出，语言与经济、翻译与经济是国外众多语言经济学家聚焦的研究内容。

国内学者同样认为，缺乏语言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语言学研究是不完整的；不吸收借鉴语言学科的研究和实践成果，经济学家也不能真正理解语言与社会经济的关系[7]。李丹[8]认为，人类之所以会投资语言，是为了获得更为可观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收益。毋庸置疑，语言是人类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翻译作为一种使文化共享、思维同频、思想共振、情感共鸣、行动共进的语言活动，同样具备和语言本身一样的经济属性，也是人力资本的一种，拥有价值、效用和效益的特征，其经济价值有明显的高低之分，与外部经济活动互为影响。

所有的翻译都不是没有目的的。我国对外出版和国际传播专家黄友义[9]218提出，要有说“全球话”的思维，要用国际化的语言积极讲述与外国人利益相关的中国故事，使其明确在中国的发展中，他们有巨大的获利空间。这里，黄友义强调的是要通过“翻译中国”与外国受众找到价值上、经济上、利益上的共性，跨越中外文化差异，降低跨文化交流成本，推动语言和认知的趋同、趋简，建构语言资源特别是对外译介促进经济发展的逻辑思维。

在翻译讨论中，语言经济观常用于描述译文发挥的作用，尤其关注译文在译入语环境中的生存力和影响力，聚焦于在外宣翻译中如何通过语言象征资源的合理配置相互影响，更好地实现话语动机。

二、面向东盟的“那”文化翻译传播概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黄友义[9]87，234认为：话语权是自己争取来的，不是别人送过来的。我们要找出吸引世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关注的话题，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

面向东盟，我们的共同话题是文化。在我国灿烂的民族文化中，“那”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共同拥有的三大文化之一[10]。“那”，即壮族语naz，意为“田”和“峒”。“那”文化主要指壮侗语民族地区稻作生产引发出来的社会生活、民俗事象，包括因稻作耕种而产生的民间生活和习俗，据“那”而作，依“那”而居，拥“那”而食，临“那”而居，以“那”为本，繁衍生息，形成了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那”文化[11]。据游修龄[12]等学者的考察，“那”文化圈的北界为我国云南省宣威市的那乐冲，南界为老挝沙拉湾省的那鲁，东界为我国广东省珠海市的那洲，西界为缅甸掸邦的那龙。因而，“那”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多个民族来说，具有与生俱来的吸引力和亲和力。2019年，中国首部以“稻作文化”“那文化”起源和发展为题材的民族文化特色少儿动画连续剧《那世纪》泰语版登陆泰国荧屏，其对稻作文化特别是蛙神的奇幻演绎引起泰国以及东南亚地区观众的共鸣和喜爱。该片主题曲《烟火人间》的歌词“那山那水那条河，那沟那岭那道坡，那人那狗那世界，那村那屯那首歌……”一语双关，是对“那”文化的立体写照。伴随着欢快的旋律，原始农耕生活图景以及“那”文化所追崇的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的劳动精神和幸福生活被演绎得栩栩如生，直击了中国与东盟文化中共同、共通的部分。黄玉华[13]也指出，我国的壮侗语族与东南亚的多个民族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他们语言相近、习俗相似，同属于“那”文化的后代，所以，对我国“那”文化进行英译研究和对外传播，能极大地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形成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政治沟通和经济发展。

目前我国“那”文化的外宣翻译研究得到了少量学者的关注。黄玉华[13]剖析了“那”文化的词汇特色，研究其词汇分类，从音译、直译、加注、意译等角度探讨“那”文化词汇的英译策略。她认为，未来需要从文化学、翻译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与实践入手，推进面向东盟的我国“那”文化外宣翻译研究工作[14]。“那”文化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从语言经济学视角对“那”文化英译进行研究的文献资料几乎没有。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那”文化面向东盟的对外翻译传播研究，对增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认同、促进民心相通及经贸往来、进一步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面向东盟的“那”文化翻译传播中的语言经济原则

翻译是一种从心理到技巧都极其复杂的人类智力活动，具有语言、文化、社会、认知、艺术、知识等多重属性，体现译者的忠实性、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我国国际影响力和关注度迅速提升，我们已经从向中国“翻译世界”进入了向世界“翻译中国”的新阶段。从外宣翻译的语言经济原则角度来看，面向东盟的“那”文化翻译传播应遵循四个原则。

（一）价值原则：价值认同

随着当今世界进入公共外交新时代，对外翻译的国际传播和服务国家利益的属性愈发凸显。面向东盟的“那”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既要考虑传递等值信息，又要兼顾价值增值，体现在译文除了要做到忠实、准确，还要考虑东盟受众群体的民族心理、思维习惯、文化取向和价值选择。因此，译者必须主动观照共同价值，将中国—东盟国家中反映人类经验和认知的共性文化进行梳理，将从“‘那’种植圈”到“‘那’饮食圈”到“‘那’文化圈”再到“‘那’朋友圈”资源中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进行译介和传播，使其具有在“‘那’共同圈”的国家和地区获得认同的可能性。中国与东盟的共同价值源于共向、共行、共情的农耕社会的稻作文化，落脚点在民心相通，只有共同价值才能建构起中国与东盟之间更为和谐、持久和稳固的联系，只有情感上同频共振才能更好地共享中国文化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的气度和神韵，只有以共通的价值取向平等真诚地推介中国与中国文化，翻译的语言价值才能得以体现。

（二）效用原则：效果实用

从翻译学的维度看，效果指译文文本为目标文化读者接受的程度，换言之，即一国文学或文化产品经翻译转换后，在异域空间中“活跃”存在的生命力[15]。从语言经济学的维度看，对外翻译传播效用如何，主要在于是否能够合理配置目标语言，使用的文字符号是否兼具忠实性和实用性，文本解读效果是否引发语义模糊或认知偏误，言语边际效用的主观性、客观性和价值性如何，受众对翻译文本的适应性和接受度如何。即从效果和实用程度出发，能否做到遵循传播规律，贴近不同国家和地区受众需求，精准开展分众化传播。黄友义[9]218指出，各国家、各地区、各种语言的受众有共性需求，但是又有各自不同的兴趣点，他们之间有时需求差别很大。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接地气，这是对外翻译工作的目标。在“那”文化的对外翻译中，译者必须首先是熟悉“那”文化的，了解“那”文化中关于社会生活、民俗事象在物质范畴和精神范畴的具象表现，能够透析东盟国家受众的思维模式，准确把握受众的信息需求、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采用灵活的翻译技巧，而非机械的语言转换，产出接地气的译文。这与黄友义提出的“外宣三贴近”原则高度契合[9]。

（三）费用原则：省时省力

2022年8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外文出版社外国专家的回信中指出，要“用融通中外的语言、优秀的翻译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引导更多外国读者读懂中国”[16]。为何要用“融通中外的语言”？这是因为，只有“融通中外的语言”才能让受话人通过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判断话语的基本内涵，在解读话语传递的真实意图时能实现省时省力。如何做到“融通中外语言”？在面向东盟的“那”文化对外翻译传播过程中，译者需将“投入”纳入智力活动范畴，考虑其“费用”，将语言成本控制在省时省力的平衡边界，包括译者翻译的成本和受众理解的成本，确保双方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高的回报。具体来说，费用控制要点在于结合受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语言习惯、知识结构等对源语文本进行合理编码与解码，灵活采用音译、直译、意译、编译、词汇替代、信息增补、创造性改写等方式，以简洁的、双方能达成理解共识或价值共识的文本，传递丰富的信息，提高信息传递效果。

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费用分显性及隐性，均包括两方面，其一是文本编码的显性成本，即译者在对外翻译过程中付出的智力、人力、财力、精力成本，其二是文本解码的时间、过程、精力以及财务耗费成本。两者通常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只有降低成本、扩大收益，译者和受众在省时、省力、省钱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才能使对外翻译传播的效用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使语言的经济红利价值得以最大化地实现。

（四）效益原则：共享共荣

在语言经济学中，效益指效果与收益。在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应用普遍存在，不分行业及领域。鉴于此，效益之于对外翻译，有如价值和利润最大化之于企业。在“那”文化的外宣翻译中，效益指不同的语言配置、语言风格和话语表达等所带来的不同的效果和收益。其中，效益最大化包含两个维度：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短期效益指中国与东盟借助对外翻译传播的手段，互通信息有无，在经贸合作、文化合作方面获得量和质的提升，最终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助力区域繁荣。长期效益指通过文化研究、译介和推广，让我国优秀的文化“走出去”和“走进去”，增强我国各民族的文化自信，推动我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赋能。当下，坚持对外翻译传播效益原则，有助于译者基于中国翻译现实树立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站在合作方和分享方的立场，综合运用智力、心理和技巧要素，运用符合语言经济原则的翻译策略，产出能促进“交易”的译文，实现双方效益最大化，从而构建中国—东盟良好的合作关系。

四、面向东盟的“那”文化翻译传播中的语言经济策略

（一）关注语言需求：直译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不同语言在其所指上的相通性使得跨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也因此催生了以语言转换为主要手段的直译，能够提升受众对英语翻译的理解程度。比如，“那”文化中，有大量与英语所指对等的物质名词，如rice（稻谷、大米、米饭）、frog（青蛙、蚂[虫][另]）。在翻译时，为了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采取直译的手段最为省时省力。直译指照字面翻译，不作太多的引申和注释，这样可以保留原语中的形象[17]。 直译也是最常用的译法。以“那”文化中的“五色糯米饭”为例，该美食的制作技艺于2010年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壮族代表性历史文化符号之一，寓意吉祥如意、五谷丰登，作赶歌圩食用或祭祖祭神之用，拥有浓郁的壮乡风情和深厚的壮族文化底蕴。用天然植物枫叶、姜黄等染色的五色糯米饭，不仅美观美味，而且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在稻作文化极为繁荣的中国和东盟国家，民众都有食用植物染色米饭的习俗，特别是泰国、越南（尤其是与壮族同源的边境地区的侬族、岱依族等），对于植物染色的美食有较高适应性和接受度。因此，对“五色糯米饭”的翻译，采用直译的方式不失为经济高效的做法，可以译为multicolored glutinous rice或者five⁃colored sticky rice。又以“那”文化中的民俗活动“抛绣球”为例，它是“三月三”庆祝活动的传统项目，已逐渐演化为传情达意、娱乐身心、竞技强身的民俗活动，具有浓郁的民族氛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事实上，在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越南，以及南美洲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当地人民也有制作绣球、将绣球作为吉祥物馈赠亲朋好友的雅俗。鉴于此，将其直译为embroidered ball throwing是不错的选择。“那”文化中的很多物质名词可以采用直译的做法，如铜鼓（bronze drum）、染料植物园（dye plants garden）、少数民族银饰品（ethnic silvery accessory）、壮锦织染技术（weaving & dyeing technique of Zhuang brocade）、黑衣壮（black⁃clothes Zhuang）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