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背景下数字阅读的多重价值、负面转向和优化路径

［摘 要］文章探讨了数字阅读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多重价值、负面转向和优化路径。数字阅读已成为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灵活便捷、内容丰富、低价环保等优势，提高了全民阅读普及度和读者体验感，也拓宽了读者的文化视野。然而，数字阅读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浅层碎片阅读、娱乐平庸阅读和媒介系统依赖等负面转向。为了进一步提升数字阅读效果，文章提出了增强读者的主体意识和数字阅读素养、坚持优秀内容供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规范网络监管等建议，旨在促进数字阅读的健康发展，推动全民阅读的走实走深和书香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全民阅读；数字阅读；多重价值；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G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37（2024）21-0144-05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是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要求。自2014年起，“全民阅读”连续11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下，媒体渠道多元化和信息传播即时化使媒介无处不在，“媒介即讯息”［1］。媒介的多重功能催生了人们阅读方式与阅读习惯的改变，使数字阅读成为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纸质阅读共同构建出全新的、丰富的阅读图景。鉴于此，研究数字阅读的功能价值、负面转向和提升对策，不仅有助于理解数字阅读的现状和挑战，“提高数字阅读的质量和水平”[2]，更有助于在媒体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意识和建设性参与意识，于实践中观照当下与引领未来，推动全民阅读向纵深发展。

一、数字阅读的多重价值

数字阅读指的是阅读对象和阅读方式的数字化。数字阅读行业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二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表明，2023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电脑端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80.3%，较2022年的80.1%增长了0.2个百分点；2023年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4本[3]。2023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5.7亿，同比增长7.53%，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占网民规模的比例首次超过50%，数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规模达567.02亿元，同比增长22.33%，为近5年来的最高增速[4]。

与传统纸质阅读相比，数字阅读特有的灵活便捷、内容丰富、低价环保、个性定制、效率提升、社交性强、模式创新、增进交流等优势，为全民阅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具有深远的现实价值和推动作用。

（一）数字阅读提高了全民阅读普及度

首先，数字阅读设备灵活便捷，可满足用户随时随地阅读的需求。一方面，人们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等移动设备进行阅读，相比于纸质阅读，大大降低了对阅读场景和阅读空间的物理限制，同时，移动设备存储量大，读者无须负载沉重的纸质书籍即可进行广泛阅读，类似于随身携带了一个移动的图书馆。另一方面，数字资源的更新和获取也非常便捷，读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最新的信息和内容。数字阅读灵活便捷的特点有利于更多人加入阅读行列。

其次，数字阅读丰富的阅读内容和形式适合不同人群的阅读偏好。数字阅读不仅包括传统的文本形式，还有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同时数字阅读还可以将文字与图片、动画、模拟场景等元素结合起来，使得文本呈现更加丰富多彩，吸引更多的读者参与阅读。据调查，2023年我国有三成以上的国民养成了听书习惯[3]。

最后，与传统的纸质阅读相比，数字阅读价格低廉且更加环保。第一，数字出版物的生产和分销成本较低，因此通常更具价格竞争力，尤其是在开放获取（Open Access）模式下，学术论文、电子书等资源可以免费阅读和下载，而纸质出版物除了购买支出，可能还需要额外的保养和维护费用，以及用于存储的物理空间；第二，大量数字资源无须付费，例如读者可以通过网页、新闻客户端等方式获取与纸质报刊相同的内容，节省了购买和等候的时间；第三，数字出版不但减少了对森林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而且可以随时修改和更新，提高了信息的可重复利用性和传播性，降低了生态环境成本，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此，数字阅读的低成本优势可以显著降低全民阅读的门槛。

（二）数字阅读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首先，数字阅读可以实现定制化、个性化的内容供给。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数字阅读平台能够根据读者的阅读历史、兴趣爱好和行为模式推荐合适的阅读内容，这种定制化、个性化的阅读体验有助于维护和发展个体的文化身份，提升阅读体验。例如，呱呱阅读App采用蓝思阅读测评体系，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商合作，为读者进行科学分级、智能规划和个性化学习测评，然后制定符合读者自身阅读水平和兴趣的阅读规划。

其次，数字阅读通过强大的搜索功能提高阅读效率。读者可以在数字平台利用关键词、作者名字、出版时间、出版社名称等进行检索。数字搜索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可以在几秒钟内扫描整个电子图书馆，而无须逐页翻阅大量书籍。在数字平台上的一本书或文章中，搜索功能可以识别文本中的特定词汇和短语，使读者无须阅读整本书或文章就能快速定位到所需内容，筛选出有用信息。

最后，数字阅读实现了阅读行为与社交需求的结合。读者可以对书籍信息进行评论、点赞、分享、传播等，这种开放的阅读体验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交需求。数字阅读“在传统文本中引入对话机制，将个体内省式阅读转变为群体社交式阅读”[5]，其“不仅仅是人机交互，也是人与书、书与人、书与书、人与人的交互平台”[6]，促进了阅读体验的深度转变。

（三）数字阅读拓宽了读者的文化视野

一方面，数字阅读创新了文化传播模式，可以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为读者提供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使得文化传播更加直观和生动，增强了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例如，一些出版社和文学机构开发了VR文学体验项目，通过VR技术将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场景和情节以三维立体的形式呈现出来，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进入故事世界，与书中的人物和环境互动，这种创新的阅读模式大大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吸引力；中国国家图书馆推出的“数字古籍馆”项目，通过数字化技术将珍贵的纸质古籍文献转化为电子版本，使得公众能够随时随地访问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极大地增加了公众接触和学习古籍的机会，促进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另一方面，数字阅读打破了地理限制，使得国际文化交流变得更加便捷，人们通过网络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增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互鉴。2023年我国数字阅读出海作品总量为76.24万部（种），同比增长23.35%[4]。可见，通过数字媒介，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等文化成果得以跨越国界，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助于提高中国软实力。

二、数字阅读的负面转向

数字阅读对全民阅读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多种负面转向，凸显出阅读媒介物质属性及其偏向对读者可能产生的反噬作用和不良影响。

（一）由深度完整阅读转向浅层碎片阅读

在海量信息供给和全媒体时代的当下，信息获取不再成为制约个体发展的阻碍，读者的阅读空间近乎无限。一方面，读者需要简化并快速处理信息，主动由专注的线性阅读转向动态的非线性阅读，采取快速浏览、跳跃式阅读、略读、碎片化阅读等方式以加快阅读速度，从而获取更多信息和进行多任务处理。在浅阅读状态中，读者平均每分钟可以读250个字；而在深阅读状态中，读者平均每分钟只能读100个字[7]。另一方面，网络媒体为吸引和保持读者关注，倾向于采用各种策略提高点击率，包括但不限于嵌入式广告、互动游戏元素以及其他动态内容的插入，超文本、超链接等形式容易造成读者注意力分散，这使读者的阅读过程被干扰、阅读思维被打断。在此环境中，读者往往会逐步丧失阅读主动权，阅读目标不自觉地被调整、被改变，最终的阅读成果与最初的阅读意图明显不符，这使读者牺牲了深入阅读的功能，变成信息的解码者，其精神连接能力被搁置[8]，最终导致浅层碎片阅读行为被动地成为阅读常态。

深层次的阅读往往要求高阶思维的介入，需要足够的认知耐心和认知时长，是脑、手、眼、心—情、意—思维的精密合作，是所接收的信息经过心意环节的运作以及大脑相关功能、作用的发挥，将信息发酵为知识和智慧的过程[9]。当简短问答、名著缩编、有字数限制的文本代替了专业书籍、经典著作以及需要深度思考的长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频繁被密集的信息干扰而注意力缺失、认知持续性不足、丧失深度思考能力、满足于感觉记忆和短时记忆等时，其就会缺乏全局意识、依赖惯性思维，使阅读认知能力被削弱、知识体系构建被妨碍，从而严重影响数字阅读的效果。

（二）由严肃权威阅读转向娱乐平庸阅读

2015年，移动阅读行业处于泛娱乐生态初显期[10]，数字阅读内容普遍呈现出娱乐化、通俗化的特点。掌阅、QQ阅读、多看阅读、书旗小说、咪咕文学、微信读书等App所提供的图书点击榜中，排在前十位的绝大部分是言情、武侠、官场小说等通俗作品，以浅显化的娱乐性的消费主义文化内容迎合读者心理，而相对严肃深沉的经典作品更多的是被束之高阁。如此一来，阅读便成为一种披着“读书”外衣的娱乐刺激行为，读者沉浸在相对较低质量的信息环境中无法自拔。娱乐化阅读通常缺乏深度和系统性，忽视文化传统和历史纵深，知识密度和质量低，容易产生误导公众认知、弱化教育功能、文化价值流失、知识水平下降等诸多问题。

新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图书出版发行的门槛，新的传播方式使传统出版机构角色逐渐边缘化，传统纸质阅读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战。传统纸质媒介产品需要经历精心策划、细致打磨、严格把关、编审、印发等多个环节，出版周期较长，体现了出版行业对于文化传播事业的责任感和专业性。而互联网上人人都可以成为出版者，出版机构不再是图书出版流程中不可或缺的部门，数字阅读的信息把关弱化，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真理性备受质疑。正如米勒所说，“你不能在国际互联网上创作或者发送情书和文学作品。当你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它们会变成另外的东西。我从网上下载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金碗》（The Golden Bowl）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11]，数字阅读权威性缺失，其平庸、不准确、不真实、不科学、不健康的错误内容往往会导致社会信任度降低和文化认同危机。

（三）由助力成长发展转向媒介系统依赖

阅读的四大功能包括运用语言文字来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并获得知识与审美体验[12]。不管阅读媒介如何变化，阅读的意义及核心功能是不变的[13]，即阅读是为了助力个人成长和全面发展。数字阅读改变了阅读方式，导致人们容易忽视阅读的本质和价值，而将时间和精力大量用于即时满足，造成沉溺、上瘾等严重的媒介系统依赖，从而出现以“过度沉湎于媒介接触而不能自拔，价值和行为选择必须从媒介中寻找依据，满足于与媒介中的虚拟社会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孤独、自闭的社会性格等”[14]为特征的“媒介依存症”。

为达到增加用户黏性、提高用户使用频率的目的，移动阅读服务商利用沉浸理论及其他心理学原理来设计服务和产品，通过视听刺激、游戏化、娱乐化、浅显化等方式随时随地为用户提供即时满足，使其沉浸其中而难以自拔，人们表面上好像获取了便捷资源和自主选择的权利，实际上却困顿于数字技术和网络工具，“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剥削人的主体精神，让阅读开始偏离那种引发丰富想象、找寻人生可能性的人文性质”[15]。

三、提升数字阅读效果的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深化全民阅读活动[16]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17]。以传统媒介为载体的纸质阅读与以新兴媒介为载体的数字阅读应是优势互补的关系，因此，深入理解数字阅读的多重价值，积极研究提升阅读效果的对策从而消减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于充分发挥数字阅读的独特作用、打造良好的全民阅读环境、建成书香社会、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意义重大。笔者从阅读爱好者、内容提供者、政策制定者三个层面梳理提升数字阅读效果的路径，以期推动数字阅读工作的科学部署和系统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