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解纷的法治协同：内部体育纠纷的司法治理
作者： 刘谢慈摘 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下，司法权介入体育协会内部纠纷既体现了公权力规制与私权利保障的关系，也彰显了民主自治与法治原则的良性互动。当前内部体育纠纷的司法治理机制存在规制范围不清、主体适格性存疑、法律依据缺位等问题，因而有必要明确司法治理边界，完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融通路径。新修订《体育法》从规定不同救济机制的受案范围、规范体育组织行为、确立体育组织权责体系、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进一步强化了内部体育纠纷的法治保障体系。在分析转型期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与演化趋势的基础上，论证保障司法的有序介入与体育治理的价值趋同，并基于体育治理的制度特性以及自治与法治的关系，提出协会内部救济、仲裁、调解等适配机制和司法救济应在内外结合的双重架构下有效衔接，进一步明确司法权介入内部体育纠纷的时间、范围和法律依据等问题，从而有效厘定内部体育纠纷的司法治理边界。
关 键 词：体育法；内部体育纠纷；司法审查；社会治理；体育自治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3）03-0048-10
Legal coordination of meta-dispute resolution： Judicial governance
of internal sports disputes
LIU Xieci
（School of Law，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412007，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the involvement of judicial power in internal disputes of sports guilds not only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power regul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rights，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democratic autonomy and the rule of law.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judi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internal sports disputes， such as unclear regulatory scope， doubts about the eligibility of the subject， and absence of legal basi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boundary of judicial governance， and to improve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The newly revised "Sports Law"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legal guarantee system for internal sports disputes from the aspects of stipulating the scope of different relief mechanisms， regulating the behavior of sports organizations，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improving the multi-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ction logic and evolutionary trend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orderly intervention of the judiciary and the value convergence of sports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of sports govern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onomy and the rule of law，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internal relief， judicial relief， arbitration， mediation and other adaptation mechanisms of the association should be effectively linked up under the dual framework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gration， and the time， scope and legal basis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 in internal sports disputes should be further clarified， so as to effectively determine the judicial governance boundary of internal sports disputes.
Keywords： sports law；internal sports disputes；judicial review；social governance；sports autonomy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行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规范逐步被纳入法治规范体系，规则体系多元（又称“规范多元”）的法治协同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其核心在于“社会规范对于法治的协同”以及“法治对社会规范的引导”。新修订《体育法》已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整体框架下推进体育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新时期体育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从“法治协同”的规范依据及其核心要素来看，法治属于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本质为规则之治，其运作体系涉及与行业内部规范、仲裁规范、调解规范等社会规范的协调配合，故“多元解纷”的内涵及其涉及的法律法规与不同社会规范的互动统筹，需要在多元规则体系的框架中展开讨论。当下中国正经历着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深刻转型，在利益格局日趋复杂和利益表达诉求日益多元的背景下，以单向行政管控为主的社会运行模式已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1]。行政管控模式下的体育治理主导权主要由各级体育行政部门掌握，而随着社会治理整体风格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体育行政机关的职能和理念也在革故立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体育治理彰显时代特性，从不同维度寻找改革进路。因此，从单向“体育管理”转向多元“体育治理”具备充分必然性。
内部体育纠纷是指体育行业协会在日常管理和规则适用过程中，发生在体育组织、机构及其管理者和成员之间的纠纷，主要涉及协会内部管理、会员资格、人事选举、违禁药品、参赛资格、转会、判罚、违规行为、种族或性别歧视、裁判结果、成员合同纠纷等[2]。作为体育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协会内部纠纷的化解工作与社会治理新格局紧密相连。总整体上看，内部体育纠纷化解的社会效果本身就是社会治理效果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而司法救济机制既直接影响纠纷化解效果，体现公权力规制与私权利保障的关系，也能间接反映体育组织民主自治与法治原则的良性互动。近年来，由内部体育纠纷引发的诉讼呈现数量递增、涉案范围扩充、法律条文样态单一以及援引内容集中等特点。由于2016年修正的《体育法》（以下简称2016《体育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存在条文表述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协会自治主体权责不明、协会自治行为定位不清、司法介入时间和受案范围存疑等问题，法院在实践中对体育协会内部纠纷的审查缺乏统一标准，实践中屡屡发生消极应对或“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已然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不仅有失法的秩序价值和效率价值，不利于维护我国的司法权威，也对体育治理的全面推进造成阻碍。因此，在尊重多元社会规范之独特价值的基础上，厘定内部体育纠纷的司法治理边界，加强并保障司法的有序介入，实现体育治理“法治协同”的规范扩展就显得愈发迫切。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内部体育纠纷化解这一特定场景，研究作为规则体系多元框架的“协同性法治”，在反思“法律制约公权”的传统法治逻辑的基础上，探讨法治如何在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协调中实现效力延伸和精准规制，以及法治如何通过凝聚共识、调整结构、协调试错、类型化处理等机制协同各种牵涉内部体育纠纷的社会规范，既要以法律为基础防止价值导向偏误和内部管理秩序失衡，又要保持其他规范体系的社会活力，从而完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融通路径。
1 多维辨察：内部体育纠纷司法治理的价值向度
1.1 司法治理与社会治理范式转换逻辑契合
从制度背景来看，西方国家强烈的人本主义催生了社会治理的法治模式，其治理目标趋于最大程度地保障和实现公民个体权利。在观念层面强调法律至上，在制度层面强调有序的规则之治，通过司法救济机制来解决纠纷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诉求[3]。与西方法治模式相对，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以社会和谐为终极目标，管理模式带有强烈的“人治”属性。根据介入的不同程度，以政府为代表的纠纷解决主体通过公开或私下的教化、劝说、儆戒等方式平息民间纷争，公民权利在传统社会治理体系中未受到足够重视。由于传统的纠纷化解机制过度强调“秩序稳定”，纠纷解决主体习惯通过非正式手段促使一方妥协让步以达到“表面和平”。与此相对，诉讼当事人大多会公开主张自己的权利，在据理力争、互相辩驳的过程中，存在激化冲突、损害名声的可能，由此产生普遍的“厌讼”心理，甚至出现对司法的群体性道德批判。即便纠纷主体成功启动了司法救济机制，但彼时的诉讼程序并不遵循规则导向来确定权属、划分责任，而是以道德规范为主要指引的“息诉维稳”。“官府”作为官方的争端解决机构采用恩威并施的手段使当事人达成妥协让步，个人权利在“国家至上”理念的面前沦为社会和谐的牺牲品。当时的法律很难为普通民众满足私利提供合法的渠道，相反，它要尽其所能抑制人们的私欲，最终达到“使民不争”的目的。在司法官员的认知里，自身的中立性和规范的程序指引都无足轻重，司法权运行的目的在于“彻底消弭冲突，使之无由发生”，法律的适用变成了教化加儆戒，无讼的理想化为息讼的努力[4]。由此，以诉讼为代表的公力救济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具备全面发展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既为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和体系完善指明了方向，也对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社会治理的目标体系正发生结构性调整，公民权利的全面保障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题中之义，理应被纳入社会治理的目标体系。全领域法治化的有序深化和拓展是对目标体系的核心要义，内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的法治化转型由此展开。由于司法救济机制与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高度关联，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社会治理目标体系的调整对新时期的司法救济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倾向于鼓励当事人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特别是典型纠纷和新型纠纷，而在诉讼中，判决较之调解更符合社会的需要[5]。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全面推进，因体育纠纷而产生的诉讼总量不断增加，司法工作人员在法治理念和法治素养上的进步促进了纠纷解决质量的有效提升。从整体上看，诉讼在体育纠纷化解机制中的地位逐渐稳固。当传统的救济机制无法满足内部纠纷主体日益多元的诉求时，体育治理主体需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开辟纠纷化解机制的新进路，借助多元解纷手段在纠纷的“事前”“事中”“事后”高效便民地化解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