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内容特色与实施展望
作者： 徐伟康摘 要：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构建既顺应国际体育仲裁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中国的特色，具有职权主义与独立运行双向并行、效率取向与公正取向动态平衡、体育自治与司法介入有机统一、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统筹推进等亮点。但是，我国体育仲裁也存在仲裁独立性有待进一步完善，仲裁范围有待进一步澄清，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衔接有待进一步加强，与国际体育仲裁的协调需要进一步明确等缺憾。为推动我国体育仲裁制度更好落地实施，需要进一步确保体育仲裁的独立性，明确复合型体育纠纷的管辖适用，厘清“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其他纠纷”的条款含义，完善体育仲裁与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国内法院救济机制的衔接，明确与国际体育仲裁的管辖划分以及特定争议能否上诉至国际体育仲裁院等问题。
关 键 词：体育法；体育纠纷；体育仲裁；仲裁规则；仲裁机构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3）06-0024-07
On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ementation prospect for
the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in China
XU Weikang
（School of Law，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not only follow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 but also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with notable domestic highlights such as parallelism between ex-official and independent operation，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justice orientation， organic unity between sports autonomy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 dynam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voluntary and compulsory arbitration， and integrated promo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shortcomings in Chinese sports arbitration， such as the independence of arbitr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scope of arbitr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the interface with other dispute resolution methods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the coordin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clarifi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sports arbitration in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organiz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rule-making autonomy of Chinese sports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assure the jurisdictional application of composite sports disputes， clarify the meaning of the clause "other disputes arising in the course of competitive sports activities"，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rbitration and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of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domestic courts， and also clarify the jurisdiction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 and whether specific disputes can be appealed to the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for sport.
Keywords： sports law；sports disputes；sports arbitration；arbitration rules；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体育仲裁是指竞技体育活动中的纠纷当事人根据相关仲裁协议，将争议事项提交体育仲裁机构裁决，当事人自觉履行裁决义务的体育纠纷解决方式[1]。与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相比，体育仲裁因其专业、高效特点倍受青睐。然而，作为体育大国，我国的体育仲裁制度长期缺位，体育纠纷解决关键环节缺失[2]，严重制约体育强国建设。近年来，随着我国体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体育纠纷的利益格局日趋复杂[3]，各种新类型的体育纠纷也在不断呈现[4]，很多纠纷难以通过传统方式得以圆满解决，加快建立体育仲裁制度成为各方共识[5]。2022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下称“新修订《体育法》”）增设“体育仲裁”章，规定国家建立体育仲裁制度。2022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和《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以下简称“《组织规则》”），详细规定体育仲裁的基本规则，搭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具体框架。新修订《体育法》和《仲裁规则》《组织规则》无论从宏观理念还是微观条文上都亮点频出，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但聚焦具体实施，仍然存在尚需厘清之问题。本研究基于新修订《体育法》《仲裁规则》《组织规则》关于体育仲裁的具体规定，结合国内现行仲裁制度体系和国际体育仲裁制度有益经验，剖析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内容特色，并提出具体的实施建议，以期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行稳致远提供意见参考。
1 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内容特色
1.1 职权主义与独立运行的二元互动
从仲裁的发展史看，仲裁作为一种争端解决机制，在早期是民众自发选择的产物，而后才逐渐被国家法律承认[6]。与此相反，中国作为体育仲裁制度发展的后发者，难以像部分西方国家一样以自发的方式推动制度形塑，需要在行政的支持下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因此，以新修订《体育法》为开端的中国体育仲裁制度，渐趋走上职权主义和独立运行双向并行的发展路径。一方面，力图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推进，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组织设立体育仲裁委员会，体育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体育总局聘任和解聘（《组织规则》第6条），体育仲裁机构的经费依法由财政予以保障（《组织规则》第11条），以期高效整合人、财、物资源，润滑与相关职能机构的对接，全面推动配套人员、场所、机制的建立，这也使得我国体育仲裁机构的管理模式呈现出行政化和机关化的趋向，其发展模式呈现出“自上而下”“政府驱动而非市场推进”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力图通过制度设计，弱化行政部门对体育仲裁的干预，促进体育仲裁的独立运行。新修订《体育法》第91条第2款明确体育仲裁依法独立的原则，要求体育仲裁不受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干涉。《组织规则》进一步落实独立性。首先，沿袭体育法的规定，在总则第3条提纲挈领地规定体育仲裁依法独立运行。其次，强调体育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来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7]（《组织规则》第5条）。最后，明确仲裁员享有独立处理体育纠纷的权利（《组织规则》第16条），强化仲裁员独立、公正仲裁，主动披露的责任和义务（《仲裁规则》第32条），通过对仲裁员“赋权”和“加责任”的协同，进而确保体育仲裁公正性和独立性，显现出仲裁作为植根于市民社会争议解决方式的主要特性。
1.2 效率取向与公正取向的动态平衡
运动员职业的有限性和体育比赛的时效性决定了体育纠纷解决的紧迫性，需要以追求效率为重要取向，但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对公正的追求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8]。我国体育仲裁制度设计一方面强调效率，赋予体育仲裁“一裁终局”的效力，避免繁琐的诉讼程序，满足体育争端解决及时、高效的需要，又通过仲裁程序的灵活性设计进一步提升仲裁效率。具体而言，在仲裁申请和受理中，引入“合并仲裁”（《仲裁规则》第22条），以实现对复杂仲裁案件的高效解决[9]；在仲裁审理过程中，既允许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开庭方式（如采取线上开庭），也允许根据当事人提交的文件书面审理（《仲裁规则》第36条），进一步增加程序灵活性和便捷性，避免因外界因素造成程序的拖延；在仲裁决定与裁决作出过程中，允许仲裁庭就特定事项作出“部分裁决”或“中间裁决”（《仲裁规则》第56条），利于满足当事人现时权利的实现。此外，为解决体育赛事活动期间及体育赛事活动开始前需要即时处理的体育赛事活动纠纷，《仲裁规则》单列第7章“特别程序”，规定仲裁文书的便捷送达、仲裁庭的快速组庭与合并仲裁、高效的裁决方式，保障大型体育赛事活动所面临的临时性、特殊性、紧急性体育纠纷解决需要。另一方面，我国体育仲裁也将公正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首先，确立体育仲裁自愿性的原则。自愿仲裁是仲裁公正性重要前提，相比1995年《体育法》直接由法律强制规定仲裁，新修订《体育法》第92条第1款规定由当事人根据协议约定、体育组织章程等自愿选择仲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次，规定体育仲裁可以公开。相较于公司、个人的商事行为，体育仲裁的影响范围更广泛，但在保守行业秘密、维护声誉等方面的要求相对较少[10]，《仲裁规则》第39条充分考虑体育仲裁此种情况，规定体育仲裁可以公开进行，在与反兴奋剂有关的体育仲裁中，当事人申请公开审理的，规定仲裁庭应当公开审理，既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也利于监督仲裁裁决过程[11]。最后，从内外两个层面强化对仲裁公正的保障。一是强调体育仲裁委员会应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分离、有效制衡、权责对等的章程治理模式（《组织规则》第7条）。二是严格规范仲裁活动与仲裁员行为（《组织规则》第23条），建立完善的仲裁员回避与披露制度（《仲裁规则》第32、33条）。三是建立仲裁监督制度，对申请受理、办案程序、仲裁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行为等进行全程监督（《组织规则》第21条）。通过严密规则设计，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丰富和完善仲裁监督机制，防止和杜绝体育仲裁中可能影响公正的行为，突出体育仲裁公正性价值取向。
1.3 体育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双向结合
基于体育自治的考虑，体育行业协会采取内部解纷方式，较外部体育仲裁更具优先基础地位[12]。我国目前已有包括中国足球协会、中国篮球协会、中国垒球协会、中国田径协会、中国自行车协会等10多个奥运项目的全国单项体育协会建立专门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13]。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建设遵循体育自治的理念，新修订《体育法》第95条鼓励体育组织建立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体育组织没有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或者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未及时处理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体育仲裁。上述条款明确体育组织内部救济机制的法律地位，尊重体育组织自主性和管理惯例，并将其作为体育仲裁的前置要件，创新性协调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与体育仲裁的关系。同时在仲裁审理过程中，《仲裁规则》第53条明确仲裁庭可以根据当事人所属体育组织管理规定、体育赛事规则作出裁决，亦着眼体育解纷的客观需要，尊重体育组织内部规则。与此同时，中国体育仲裁并不绝对排斥司法介入。仲裁和司法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纠纷解决机制，仲裁以其独立性、专业性和非官方性的优势，在许多领域纠纷解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司法则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13]。新修订《体育法》第98条以“具体列举+一般原则”的形式规定司法介入仲裁的具体情形，当且仅当体育仲裁裁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不属于受案范围、程序违法、证据问题、仲裁员中立性存疑，或者“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时，当事人可以寻求司法审查，既保留司法介入的空间，又彰显司法之于仲裁应具备的谦抑和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