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研究第一代引路人李迅雷：选择了就一直做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首届新财富杰出研究领袖

1996年，33岁的李迅雷离开高校，进入君安证券研究所。在那个研究完全由券商内部定价的年代，他一路从普通研究员做到彼时国内最大的证券研究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

2000年初，他喊出“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率先带领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从内部服务转向市场化的卖方研究，成为同行眼中推动中国证券研究价值提升贡献最大的人之一。数年后，李迅雷加入海通证券，又在短时间内将其研究部门带到新的高度。

2017年，他来到中泰证券，担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不仅提升了中泰在卖方研究领域的知名度，也让中泰在公募基金的席位分仓佣金的市场份额大幅提升。

管理之外，李迅雷专注于宏观和资本市场研究，且笔耕不辍。在观点嘈杂的市场中，他奉行说真话的理念，敢于表达观点，从不随波逐流，写出了一系列有深刻影响的文章。

尽管已是中国证券研究界的领军人物，李迅雷仍谦逊地认为，不论做研究还是管理，都不是自己的强项，之所以能穿越30年依然在市场上有影响力，仅仅是因为坚持和积累，不断深挖自己的潜能。

从普通研究员到中国最大证券研究所掌门人

1996年即加入君安证券做研究，李迅雷可谓中国证券界资历最老的一批研究员。他的入行，是在个人兴趣的朦胧引领下，被市场主动挖掘和选择的结果。

李迅雷考入上海财经大学的1981年，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五年。选择专业时，在曾深受动乱之苦父母的指导下，他选择了不大需要和人打交道的统计学。

本科毕业后，李迅雷想回到老家工作，但在计划分配的年代里，五个来自浙江的毕业生只给了一个回去名额，因为当时大学生非常紧俏，财大安排三个浙江学生留校工作，李迅雷也是其中之一，并被安排在图书馆。

李迅雷自小喜欢读书，所以，在图书馆的工作也给了他博览群书的机会。然而，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不甘寂寞的李迅雷决定考当时最热门的国际贸易的硕士研究生，虽然其录取率仅为3%。但硕士毕业后，李迅雷发现其实自己还是更喜欢做学术研究，尽管不少外贸企业向他伸出橄榄枝，但他感觉很难适应需要不断维系人脉关系的外贸行业。于是，他转到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做跨国公司研究。

1988年，李迅雷在同学（原万国证券的总裁助理金文忠，现为东方证券董事长）的引荐下，一起为万国证券编写一本关于证券市场基础知识的书，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关于证券市场的书籍。他从图书馆找到一些关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股市的书籍以及一些英文原版书作为参考资料，通过写书，他对证券市场有了比国内绝大部分人更早的认识。

现在回头看，这本书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科普一些金融和证券的常识和概念，比如什么是货币市场基金，而当时这些专业名词却是首次翻译或引入，这对国人是完全陌生的事物。

1990年，随着深沪交易所成立，这本书里提到的各类证券品种陆续在国内落地，李迅雷对证券市场的研究兴趣也日益浓厚。他开始成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的专栏作者，而且文章发布频率颇高。与当时市场上流行的预测走势、推荐个股的文章不同，李迅雷喜欢从学术角度，探讨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投资者结构等深层次问题。

那时的中国资本市场风起云涌，股市分析方法多为技术分析，基本上用不到经济学或投资学理论，好在1993-1995年这段时间，国债期货成为证券市场的交易主角，李迅雷写了不少国债期货的研究文章。他利用大学掌握的统计和金融专业知识，精准地计算出对国债期货价格带来巨大影响的保值贴补率，从利率变化背后的货币和财政的逻辑，李迅雷对国债期货品种进行估值分析和走势预测，其研究结论屡屡得到市场印证，在国债研究领域收获了不小的名气。尤其在国债期货市场面临疯狂投机压力之际，他及时在报纸上撰文警示风险，受到了监管部门的好评。

随着市场知名度的提升，君安证券上海部一度邀请李迅雷加盟，而他当时觉得“这个平台太小了”。直到1996年，君安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和华夏证券等老牌券商纷纷招聘行业研究员，本土证券分析师正式登上资本市场的舞台。

当时，总部在深圳的君安证券打出招聘研究员的广告称：研究员可享受业务骨干待遇，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工作任选。33岁的李迅雷去应聘了。

面试时，时任君安证券总裁的杨骏问笔试迟到的李迅雷：你愿意做研究，还是到资产管理部做投资？当时的君安资产管理部是国内券商中规模最大的，而李迅雷对国债的研究已经很有知名度，杨骏认为，他可以直接去做投资。

但是，带着偏爱研究的初衷，以及对自身性格中风险厌恶特征的了解，李迅雷没有犹豫，脱口而出：“我愿意做研究。”这句话成了他漫长的证券研究职业生涯的起点。

3个月试用期结束后，李迅雷被提拔为君安证券研究所宏观研究部的副经理，主要做国债研究，工资涨到1万多元，比在高校工作时翻了好几倍不止。

当时位于深圳罗湖区春风路5号的君安证券研究所，加班是一种文化。李迅雷说，当年深圳有两家公司加班是有单位车接送的，一个是员工配备了行军床的华为，还有一个就是君安证券。

但在那个时代，研究所在证券公司内部尚无清晰的定位，其成果服务于公司内部，研究方式主要是模仿国外投行，进行行业研究和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基本面分析，此外，研究员会进行上市公司调研。这与当时证券市场盛行的技术分析截然不同。

李迅雷记得，有些上市公司地处偏远，交通也不便，研究员调研回来，要先手写报告。那时互联网上没有金融数据库，也没有财务模型，研究员要翻报纸找数据，再手工计算，写好后将手稿交给打字员录入，最后研究报告成文和调研的间隔时间一般有半个多月。不过，由于上市公司信息匮乏，而市场需求量大，外加很少有分析师去上市公司调研，出产的研报数量也少，因此，调研报告的含金量都颇高。

与现在相比，当时研究员工作的节奏看似不同，但压力同样不小。鉴于李迅雷在国债研究上的深厚功底，他的研究报告在内部受到较高重视。他记得，一次他计算发现，有一款国债品种的估值高了，便建议卖出，研究所所长连夜把这篇手写的报告送到分管投资的总裁手里。总裁便马上给资管部门下指令，第二天卖出该品种。此时的李迅雷会倍感压力：“还好他们卖出之后，这个国债品种就跌破面值了，说明我的判断还是对的。”

李迅雷在君安证券研究所的成长之路极为顺利。1997年，入职一年便被提拔为所长助理，1998年，他升任君安证券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君安证券和国泰证券合并之前，李迅雷已经升任君安证券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大家都管他叫“李老师”。

1999年，国泰证券跟君安证券启动合并，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研究所。2000年，两家研究所整合完毕，人员达到90人左右，李迅雷出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首任所长。这显示他的能力得到了内部的充分认可，“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

成为所长后的李迅雷，开始酝酿研究所的一场历史性变革。

他认为，研究所免费服务券商内部部门，导致了供给的有限和需求的无限之间无法匹配。此外，对于公司各部门而言，研究服务是研究所垄断的，不管做成什么样，大家都得接受，不利于提高研究质量。若对外服务，要跟外面的同行竞争，研究所自然而然就会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此时，国内基金行业在初创之后迎来大发展，这为研究所改革提供了大好的契机。于是，李迅雷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倡导研究员去服务公募基金等外部投资机构，通过市场化的竞争赢得客户，获取收入。

为此，他对研究员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给基金提供的上市公司调研报告，必须回到办公室后连夜完成，次日一大早发布。同时，他对研究员的薪酬进行改革，统一考核标准，并将客户的评价放在第一位，结合研究报告质量，进行综合考评。

在公司，他讲得最多的话是，“要加研究员的工资，我的工资可以不加，但要把研究员工资加得比我高”。国泰君安证券的研究员薪酬开始逐渐市场化。

李迅雷还极其注重提升研究员的品牌。当时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主办一份公司的出版物，叫《国泰君安证券通讯》，李迅雷是主编，他参照《大众电影》的模式，将研究员形象照印在封面上，以提升其市场影响力和研究员的成就感。

虽然数年后卖方研究的改革方向成为全行业共识，但在当时，李迅雷遇到的阻力并不小。

一方面，改革初期，来自基金公司的新收入不起眼，研究所面临较大的压力。“当时基金公司规模偏小，服务一家公司，收费只有10万-20万元，研究所一年开支就要小几百万元。这点收入，证券公司根本看不上。”

另一方面，来自公司内部的质疑不断。有人认为，研究所开支由公司财务负担，服务外部的基金公司是不务正业。每年公司年会，研究所的定位都是一个讨论重点：到底是对内部还是外部服务？如何服务？每次都有人提出，把研究所分拆了，组建对口业务部门的研究小组，对公司内部的零售、投行等业务部门服务。

面对争议，李迅雷不怎么发声，在他心里，研究所定位清晰：服务好公募基金，慢慢让更多资管机构成为自己的客户。

2001年，一家咨询机构走访市场上的主流研究所之后，发布了一篇题为《证券研究所孰执牛耳》的文章，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遥遥领先。这一定程度上帮助李迅雷坚定了信心。

2003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横空出世，李迅雷积极鼓励研究员参评。当年，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在26个行业奖项中拿下11个第一名。2004年，国泰君安继续高歌猛进，拿下29个行业的16个第一名，卖方研究的市场地位进一步稳固。

2003-2005年，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连续3年荣膺“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第一名殊荣。李迅雷更加确信，改革的方向是对的。此时，国泰君安内部对研究所定位的争议也慢慢减少。

2005年，李迅雷升任总裁助理，同时兼任研究所所长和机构销售部总经理。同时管理两个部门，这在当时的证券公司比较少见。

随着中信证券等越来越多券商加入对外服务的卖方研究行列，至2007年，证券研究全行业分仓佣金已经达到54亿元，研究部门可以轻松依靠市场化的服务收入养活自己。2008年，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分仓佣金收入达到4亿元，与之对比，2002年的这一数据仅为100万元左右。

在很多同行眼中，李迅雷是对中国证券研究转向市场化贡献最大的人士之一。李迅雷个人也于2006年成为了首位新财富首届杰出研究领袖获得者。

无为而治，发挥每个人的个性和特长

做研究员出身的李迅雷并不爱管人，他强调“无为而治”，尽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种简单化，不是建立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而是在结果导向的指挥棒下，给年轻人更多的自由度，“比如有些研究员不擅长写报告，但是社交和获得资源能力比较强，能获得客户的正反馈，其在综合评价方面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提升”。

受到深圳高度市场化模式的启发，李迅雷在研究所内部提出“小所长，大研究员”的理念，把自己的地位降得比较低，营造核心研究员主导卖方业务的氛围。

君安证券研究所曾在公司的局域网建立一个论坛，李迅雷不仅鼓励研究员将研究和调研报告、收集的国内外行业数据等第一时间贴在论坛上，还带头和研究员们在上面讨论问题，争辩激烈时，大家引经据典、彻夜不休，不时迸发思想和智慧的火花。有一次，李迅雷和但斌就技术分析预测的成功率争执不已，“没有人因为我是所长而为我助威”。

在这样的氛围下，研究员成长迅速。

公募机构刚组建时，投研人才紧缺，便大量从卖方挖现成的人才。很多基金公司投研总监、基金经理都来自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以至于那时其每年举办投资策略会，还能顺带协助举办基金公司研究总监座谈会，让各位老友再聚一起，探讨如何提升基金公司研究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