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摘要］技术规训社会是技术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技术逻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开放性也决定了技术系统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命题，技术的工具性价值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对接也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介入。而技术的意识形态性呈现着技术系统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界面，技术系统介入思想政治教育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感和吸引力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诸要素在信息技术加持与赋能下呈现出一种去中心化的、离散性的关系趋向，但也拓展了“人—机（技）—人”的关系维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场景。数字时代要善于利用数字技术为思想政治教育正向赋能，助推精准思政和数字思政创新。

［关键词］数字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精准思政；数字技术；育人成效

［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4）01-0066-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4.01.011

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将人类社会推进至数字社会时代。技术驯服社会、技术规训人已经成为数字社会习焉不察的现代性现象，福柯所揭示的“规训”（displine）话语与技术也向我们展现了后现代社会的解剖面相，揭示了技术按照自己的样貌重构社会的基本逻辑，为我们理解当下社会提供了具有洞察力的视角。数字时代的一切都需要在数字的“天平”上被重构、被重新评估、被验证自己的合理性并在技术赋能下进行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更新。这种挑战的广度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数字社会的一切领域都概莫能外。

数字技术也已强势地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渗透，给数字化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课题与挑战，也赋予了数字赋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把握数字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机遇，在“危”与“机”的统一中把握数字化时代的“数字技术+”思想政治教育新规律，推进数字赋能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这是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研究的新课题。

一、数字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复合逻辑

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为对象的省思性实践活动，更确切地说，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促进人的思想内部矛盾运动的过程。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环境以及教育媒介共同构成了这一矛盾运动的各个要素，共同演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展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势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而在对上述关系的追问中，也必然涉及对其中技术命题的探讨。因而，教育场域中的技术问题是关涉教育原理的基本问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又从根本上重塑着这一系统，数字赋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展现出数字思政的新场景。要深刻把握数字赋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场景，就必须深刻理解数字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复合逻辑。

（一）技术规训社会是技术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技术逻辑

从技术与社会互构的视角来看，技术嵌入社会并从根本上塑造着社会的组织、结构、运行等基本样态，“技术定义了一种社会形态所能达到的界限”［2］；同时，权力规训社会也是任何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都竭力而为之的权力逻辑。在信息社会，信息技术权力得到了空前的张扬，甚至拥有了控制人们思想和头脑的权力，正如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中所宣称的那样，“我不能决定你怎么想，但是我能决定你想什么”以及“我不仅能决定你想什么，还能决定你怎么想”，以至于传媒大亨默多克有一句名言，“谁掌握了传播的入口，谁就掌握了世界”［3］。在信息社会中，权力与知识、真理“结盟”，将社会统治与控制的技术臻于极致，英国边沁的“圆形敞视监狱”、法国福柯的“全景监狱”以及美国波斯特的“超级全景监狱”理论无不揭示了技术是如何规训身体、规训社会的现实。信息技术革命不仅重塑着当下社会的基本面貌，甚至介入到最为隐秘的思想领域，“现代技术已经囊括一切，使人们生活在技术环境中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仅生活在自然界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完全为技术价值所统治”［4］。大数据和算法可以通过搜集数据痕迹为个体进行精准数字画像，可以按个人喜好进行精准营销推送或者进行精准思想渗透，可以分析和评估社会思想脉动、引导社会舆论思潮，等等。媒介空前凸显的“无冕之王”地位显示着技术规训个体与社会的新场景，也昭示着技术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逻辑，做好数字化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善用技术，积极创新智慧课堂、智慧思政、智能思政等思政教育新生态。

开放性是信息社会的基本特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是构筑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的，技术是型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矛盾运动的关键性变量，这在根本上是由技术与人的紧密关系决定的。“技术因主体的人的存在而存在，对技术的理解本质上就是对人自身的理解。”［5］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技术产生和存在于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是人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的一定的方法或者是工具，体现着“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也体现着“人为性”和“为人性”的统一。所谓“人为性”是指技术通过工具和方法等手段将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转化为实际的能力，从而使得人类能够更好地控制和解决周围环境中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周围环境操纵和掌控的能动性，体现着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为人性”则指向技术对人的价值，人发明或改良技术，终究是为了技术的主体——人的需要。技术一旦产生，就在“人为性”和“为人性”的逻辑向度上拓展，并向社会各领域强势渗透，深刻重塑着社会的基本面貌，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的思想为对象的实践活动，而人的思想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技术的影响，技术为人的思想发展与成长提供了新的发展性资源，也为思想成长提供了更加强大和丰富多彩的手段。因此，技术也就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任何思想政治教育议题的探讨都不可能回避技术问题，也必须基于一定的基础之上展开探讨。

（二）技术的工具性属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对接逻辑

技术的工具性属性是技术最基本的属性，技术就是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被开发出来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技术系统”而言，技术的工具性属性可以被因势利导而实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对接，充分开发技术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当下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深刻地重塑着社会的基本面貌，激发和触动着涌动不息的社会舆论与思潮，而且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技术工具。在互联网刚刚诞生的时代，网络平台就被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教育者将思想阵地、教育阵地拓展到网络空间，努力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覆盖到网络空间。而网络平台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便捷、快速的学习形式，使学生能够脱离课堂的局限在网络平台学习和成长，且网络空间丰富的资源也为学生学习和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然，网络也成为各种思潮相互竞争、争夺人心的新战场，而使得依托网络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个新的战略空间。而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强大的信息生产、传播、渗透力空前彰显了技术的应用前景，技术的工具性价值也进一步拓展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边界，数字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前景越发广泛，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愈发强大的技术手段。仅就虚拟现实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应用而言，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生动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手段。其可以模拟各种复杂的情景与场景，通过各种视听、感觉性刺激的数字技术手段，让学生直接面对事件，甚至是“参与”事件，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和理解感受。例如，学生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身临其境地体验党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体验历史角色等；虚拟现实技术还可以通过互动方式，让学生进一步参与到各种教育活动、历史情境演练中，并在体验和感受中受到教育；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极大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手段，打破传统教育模式的单调性和局限性，更有利于学生的思维、感官与情感的开发，促进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发展。此外，基于大数据智能推荐系统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浏览历史等信息有针对性地推荐相关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信息，从而让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和精准化。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为更好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更有针对性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造了条件。

（三）技术的意识形态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耦合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技术也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甚至技术就是意识形态。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技术本身的性质和方式是不断改变的，但是技术的意识形态是始终贯穿于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全过程中的。哈贝马斯认为，技术意识形态是一个反映着人类活动实践、喜好和日常感受，以及常识知识阐述的文化语境。“科学技术蕴含着一种统治的逻辑，其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科学技术表面上提供的是一种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和幸福意识，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新型社会控制形式，是一种加强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6］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其发展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技术革新本身，同时也渗透着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权力关系，技术本身并不是中立的，技术也可以成为一定权力关系的工具。“技术的本质不是某些抽象的物，它体现的是一种关系，一方面体现着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一种客观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着技术形态中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7］技术发展和应用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是包含着多元利益冲突的复杂议题。信息时代的技术以其强大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能力使得思想的操控成为一个技术问题，技术的意识形态性愈加鲜明，这使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愈发紧密，技术的意识形态性为我们呈现了技术系统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界面。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技术的意识形态性必须予以规训和引导，将其引导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大方向上来。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也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由此也就向我们展示了技术的意识形态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逻辑。同时也必须用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来规训意识形态逻辑，实现二者的同频共振，让数字技术成为负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创新的赋能技术。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直面技术的意识形态性问题，并善于运用技术的意识形态性来做好数字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感和吸引力的时代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要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最重要的“事”“时”“势”莫过于信息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全方面冲击。信息技术的赋能已经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青年学生的信息接受心理、接受习惯、接受模式以及信息偏好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经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手机党”“低头族”都显示着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迫切要求。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重要政治优势，要继续保持这一优势，就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与新媒体技术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而要增强信息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力，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吸引青年学生思想成长的“磁场”和引领青年学生人生成长的“定盘星”，是信息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要挑战。要切实增强信息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做好新时代铸魂育人工作，就一定要主动将信息技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赋能。

二、数字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趋向

（一）数字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生态的关系重构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诸要素在信息技术加持与赋能下呈现一种去中心化的、离散性的关系趋向。技术具有重构社会关系与结构的强大力量，也在根本上重构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基本样态。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体现“中心—边缘”秩序的“主体—客体”关系结构，教育者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通过一定的途径和形式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教育和影响，从而努力使受教育者的价值结构、思想观念发生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符合教育者教育目的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形成了有着向心力的关系结构。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本是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对象的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被激活，甚至产生了客体主体化的趋势。“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提升了他们的信息能力，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下被动接受教育信息的信息容器……他们已不再只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中的客体，他们也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能动主体，并以这种主体身份与思想政治教育施教者这一传统主体展开互动，因而信息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就变成了施教者和被施教者同时作为主体而展开互动的过程。”［8］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区分不再界限分明，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结构的重要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变成了“主体—客体”和“主体—主体”的交融贯通关系。作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因其主体性的提升、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参与的自主性的增强而使得其接受教育和影响的途径多样化。教育者施加的教育只是其接受教育信息的一种途径，网络信息借助无孔不入的网络也能直达受教育者。教育者也不再拥有信息权威地位，不能垄断信息，受教育者也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工具自主学习与成长。多主体多向性育人模式协同推进，推动着信息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育人范式的变革。“与青年学生产生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个体或群体都可能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下发挥育人主体的功能，由单一主体或固定主体主导的互动关系随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离散形态下多元主体的随机介入，呈现出育人主体弱关联性和去中心化的状态。”［9］此外，信息技术赋能使得原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都呈现出符号化、数字化趋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变成了数字符号、数字逻辑的交互作用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关系中的“中心—边缘”关系结构被冲击，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多维散发的耗散结构，造成了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性、权威性结构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