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环境下思政教育的风险预警与纾解路向

［摘要］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为思政教育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媒介变革引发了它异技术对思政教育的主体性挑战，场域变革引发了“伪参与感”对思政教育的环境挑战，向度变革引发了技术拜物教对思政教育的价值性挑战。其产生原因有数字技术下个体被感性主导后产生的“故事性对抗”、数字环境竞速下由于线性叙事的缺席而导致路途与景深的消失、在资本对技术意向的渗透下导致的价值的偏离。数字化背景下思政教育应聚焦“大他者”的构建，意识形态感性叙事的教学模式为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行性路径，从开展意识形态感性叙事以构建思政教育的大他者地位、回归思政叙事过程以寻找感性与理性的张力、规范数字化伦理限度谨防意识形态的叙事性渗透三方面出发，保证思政教育“以人为本”的根基，明晰教育技术时代思政教育的“变”与“不变”。

［关键词］意识形态；感性叙事；大他者；路途与景深；伦理风险

［中图分类号］G4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4）01-0080-08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4.01.013

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国际AI与教育大会致贺信中指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1］。随着技术快速迭代与国家政策需求，技术赋能思政教育成为热点问题，ChatGPT的诞生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节点性事件，直接引发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新浪潮。若对ChatGPT为代表的新生技术不加以伦理规范限制，其以大数据算法为依托，以构建用户画像为手段，则能够对技术受众价值观与消费偏好进行引导。思政教育的核心要务之一便是对学生的价值观构建与政治认同进行正确的引导——形成学生的“大他者”①，“大他者”的重要路径则是依靠感性叙事逻辑的引导。所以，在促进技术赋能思政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应对技术意向性加以警惕，对技术环境下的感性叙事逻辑与“大他者”加以考察。

一、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伦理风险

当今，教育领域正进行着广泛而深刻的技术革命和数字化、智能化变革。思政教育作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教育领域与ChatGPT这一新兴技术融合前，对ChatGPT的前提性批判与伦理风险探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对教育技术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研究多集中在技术如何赋能思政，抑或如何更好地发挥技术作用，忽略了以ChatGPT为代表的教育技术本身的功能归属及技术意向性与思政教育的适切性问题。本文基于此探讨ChatGPT的意向性与资本属性问题，并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提出可能的调试路径与优化策略。

（一）媒介变革：它异技术对思政教育的主体性挑战

2016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随着技术的更迭升级，从慕课到智慧学习平台再到教育人工智能与今天的ChatGPT，技术从“介入”到“融入”了教育领域。以ChatGPT为代表的教育技术具有“空心化”与“无主体”的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使得ChatGPT可以与任何教育学科进行深度融合，这种无差别的融合，造成思政教育的主体性困境。ChatGPT对思政教育主体性的入侵可以体现在思维与实践两方面。思政教育是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根本目标，以感性叙事为主要方式，并遵循“感性存在—感性介质—感性心理—感性认同”的逻辑发生与运行［3］。思政教育的核心内容即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意识形态不仅包括系统的、抽象的价值体系、观念体系、思想体系，反映的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关于世界和社会诸多看法和认识的总和［4］，即为理性意识形态，还包括“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5］。由此看出，在思政教育思维培养领域中，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无法通过技术得到很好的培养，思政教育的感性叙事逻辑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技术应用逻辑的分解，形成思政教育培养过程中主体性思维方面的困境。

ChatGPT在实践范式中对思政教育形成的主体性困境主要体现在技术意向性的含混使用。美国哲学家唐·伊德（D.Ihde） 受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启发，将《存在与时间》中“用具的形式指引”或 “指向结构”直接称为 “技术意向性”［6］。以技术意向性为视角分析ChatGPT等教育技术在思政教育实践中的作用可得出不同技术的结构指向与居间作用，根据技术在思政教育中的居间关系可以将其划分为4种类型： 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诠释关系 （hermeneutic relations）、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s）以及背景关系 （background realtions）。其中ChatGPT与教育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它异关系。以自动取款机为例子进行说明，我们下达指令使自动提款机能够根据我们的指令开始运行，此时的提款机就相当于一个 “准它者”（quasiother）。同理，将ChatGPT作为“准它者”应用于思政教育不仅会对教师与学生的主体地位产生冲击，还会对主体性作用的发挥空间进行压制与缩减，由此造成思政教育过程中各主体的主体性缺失及主体性作用难以发挥。

ChatGPT在思维培养与实践应用方面对思政教育的主体性进行破坏，也因此进一步构建了弱化主体性的完整过程。“它异关系”是通过对传统师生关系的“类主体”的挑战，不断加强“人—机”之间的作用关系，弱化“人—机—人”过程中的情感与人文价值，并对师生关系起到消解作用。将传统思政与智能思政的教育过程相对比，这一现象就更为明显。传统思政教育过程在真实的“在场”（Anwesen）进行教育，不仅通过师生传授的方式达到教育目的，且在慢环境中熏陶人，以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与教师的高尚人格魅力引领人。因而，传统思政虽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却塑造了一个完整且饱满的教育过程。反观技术入侵下的智能思政，稍有不慎就会使教师失去对人文价值的追求，学生也会随之进入思维懒怠的状态，形成师生过于依赖技术的局面，从而引发ChatGPT在思政教育的思维培养、实践应用与教育过程3方面同时发生作用，也因此使主体性的缺失速度不断加快。

（二）场域变革：“伪参与感”对思政教育环境的挑战

大数据算法与信息茧房使社会共同体认同消弭，以ChatGPT为代表的教育技术的不当使用，不仅会引发教育中的主体性困境，还会使人失去价值理性坚守，成为“单向度的人”。技术为贴近使用者的需求与偏好，会采用特定的算法对使用者的用户画像进行刻画，从而得到一个丧失感情与差异的符号型人物画像；并根据特定的用户画像不断推荐这类符号人群感兴趣的领域与话题。长此以往，我们被困于不同的圈层当中，圈层内的“回声室效应”又会再次对信息茧房进行加固，引起认识间的断裂与不相容。而思政教育是把人培养成能形成社会认同与共识为中心的学科，技术一旦通过算法与信息茧房成为把控人的手段，必然会造成社会共识与社会共同体身份消弭的现象，给予思政教育沉重打击。

ChatGPT营造的“伪参与感”正在时刻瓦解着我们的决策权，这就是ChatGPT与其他教育技术的根本不同。ChatGPT在进行用户画像分析时，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伪参与感”。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看似ChatGPT的使用者与指令的下达者，实际上我们已经陷入一种虚拟的存在，并交出了我们的决策权。而在过往的教育技术使用中，使用者与教育技术的关系是“人—技术—客观现实”，而今则发展成“人—ChatGPT—客观现实”。思政教育关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构建与确立，必然要经过人主观意识的选择与筛选。而这一改变相当于将决策权交由ChatGPT，不但会造成人的决策能力与选择辨别力的不断下降，甚至还会产生意识形态渗透的问题。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教育技术在思政教育中扮演的角色抑或不再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中介、桥梁与纽带，技术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而ChatGPT的不当使用也会逐渐瓦解人类所特有的决策权，对人的决策地位发起挑战。

ChatGPT最终造就“单向度的人”。思政教育的教育对象是人，更具体来说，是人的思维。马克思指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7］目前的教育技术已然打破了场地限制，思政教育的出场更加多元化。这意味着感性知识的获得将会更加困难，也就出现了技术理性与感性思维的对抗。思政教育的教育内容为意识形态、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而这些思维认同的形成恰恰不能缺少人的感性认识。面临着“大数据运用的热处理、温导入与冷输出”［8］，思政教育极易走上数字化的发展道路。ChatGPT带来的思政教育场地的突破以及信息茧房的双层禁锢，加之感性思维的式微与ChatGPT对人类决策权的瓦解，造就了“单向度的人”。

（三）向度变革：技术拜物教对思政教育的价值性挑战

技术等“器物”与“道”的关系探析并非今天才引起广泛关注。《周易·系辞上》中就曾深刻辨析过“道”与“器”的关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9］。“道”指乾坤和阴阳变易的法则，法则是无形的，称之为“形而上”。“器”指有形之物和因物取象的卦画，称之为“形而下”。自人类历史文明出现以来，“器”便是作为认识工具与桥梁而存在的，对“器”的运用与研究最终都是为了认识或达到“道”的境界。ChatGPT等教育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常以外显性的、中介式的方式来展现其技术优势，也就是所谓“事不离道、道不离事，道寓于事、事彰显道”［10］。在思政教育领域，“事”即思政教育本身，“道”对应思政教育的目的与追求，ChatGPT等技术仅仅应对应“体”这一概念，功能简单鲜明即连接“事”与“道”的中介形态［11］。

当今ChatGPT对思政教育的挑战正是“道”与“器”关系与地位的模糊甚至错位所引起的。思政教育应在技术理性横行的时代坚守生命的发展，而非聚焦智能技术的简单应用。对于“道”的漠视现象，要警惕技术拜物教对思政教育根基的挑战。技术拜物教（Technology Fetishism） ，也称技术崇拜 （Technolatry） ，指的是人们对技术（一种无生命的物或人工制品） 的崇拜［12］。自古以来就有对一般变化与技术的恐惧，换言之，对技术的恐惧不是今天才有的，在古希腊体现为对文字的恐惧、在15世纪体现为对印刷机的恐惧。总之，人对技术的恐惧很早就已存在，对技术的恐惧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现代技术盛行的当下演变为技术拜物教。技术拜物教一定程度上甚至将技术看作可以取代人类智能的工具，从而对“器”顶礼膜拜，对“道”秉持无情忽略与边缘化的态度。正如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所说，“科学越发展，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越空洞，这种荒谬的结果就是‘空虚的痛苦’”［13］。

对技术拜物教的追捧与盛行必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即“技术拜物教—弱化‘道’的地位—削弱人类智能”。马克思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4］，意识活动是区别人与动物、技术的根本活动，在技术拜物教意识的不断灌输下，人工智能就被赋予了过于“智”或 “神”的色彩，演变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新宠儿”。在技术依赖症的惯性牵引下，由技术理性主导的教与学将贬黜本真教育的生命意蕴［15］。技术拜物教一再侵蚀人的智能与情感价值观，不断弱化思政教育的作用与重要价值，使人们在“功绩社会”②中越陷越深，只关注实际利益，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全然忽视了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对思政教育宣扬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视若无睹。

二、思政叙事的价值：对育人成效不足的循因

ChatGPT引发的伦理风险有其必然性与可溯性，其由思政教育内部与ChatGPT外部介入的共同作用引起。其中，思政教育内部引发伦理风险的诱因主要体现在思政教育与教育技术的故事性对抗，在对抗过程中，思政教育营造的育人故事略显式微，相反教育技术占据大他者地位，建构技术话语体系，主导思政教育发展路径。教育技术的融入加速思政教育学科特色的遗失，教育技术压缩思政教育的生存空间并对思政教育场域发起挑战，资本偏好的导向也加速思政教育育人作用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