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美学到诗学

巴赫金全称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是苏联哲学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对哲学、民俗学、文艺学、人类学、心理学都有巨大影响，为这些领域的研究带来了重要启发。在我国，巴赫金最早为人所知、为人所接受的身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杰出的阐释者，是复调理论的开创者，正如曾军所说：“巴赫金首先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家中渐渐脱颖而出，最后取得独立地位的。”这也是当今中国“巴赫金学”的最初由来。不过，时至今日，这种最初的接受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已经超过了其正面影响：它带来的第一印象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在学界对其各种诗学理论、语言哲学和哲学美学思想的研究均有了长足进展的当下，谈及巴赫金，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依旧是他那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是他的复调理论（如今大概还要再加上狂欢化理论）。与此同时，巴赫金的其他重要理论思想——尤其是作为思想根源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的密切关联往往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而恰恰只有在对这些理论思想和其间关系的挖掘中，在对巴赫金的思想整体的不断认识中，如复调理论等诗学理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理解。鉴于此，本文意在对巴赫金早期从哲学美学到诗学的研究重心转变历程进行简要勾勒，希望能够帮助更多读者“从头开始”认识、了解这位复杂的思想家。

巴赫金的“行为哲学”

从1919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艺术与责任》，再到20年代前半期的各种写作活动，巴赫金最初的研究重心无疑在于哲学和美学，其中又以哲学为首，逐渐地过渡、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哲学美学思想。虽然这样的早期阶段持续时间非常之短，巴赫金本人甚至在同时期就开始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这是该书初版的题名）的酝酿与写作，并将创作的重心调整到了诗学领域，但从作家的理论思想整体来看，这种创作重心的转向更多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其表现和最终目的依然可以在最初的哲学和美学创作中找到呼应。在巴赫金这些残缺不全的早期创作中，《艺术与责任》与《论行为哲学》可以视为是其哲学方面的代表作。其中，相对于篇幅甚短、宣告式的《艺术与责任》，未完的《论行为哲学》却更加全面、详尽地为读者展示了巴赫金意欲建构的“行为哲学”的产生背景和独特面貌。

在巴赫金看来，现代文明的危机根源在于文化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之间的相互对立和隔绝，其中“我们活动和体验的行为，有如具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神，面对着不同的方向：一面对着客观的统一的文化领域，另一面对着不可重复的唯一的实际生活”。这种巨大的割裂使得行为活动本身丧失了价值性，“丧失了生动形成和自我定型的整体性”，因而无论是从单一的文化的世界还是从生活的世界出发，两者都无法在行为中联系起来，得到最终的统一，在“行为动机与行为产品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全部的文化财富被用来为生物行为服务”。以康德哲学为代表的欧洲近现代哲学试图通过抽象的思辨理性来理解、阐释人的现实生活，不仅最终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倒进一步加剧了其中的割裂。随后，像现代生命哲学这样新兴的哲学流派，即便努力地摆脱了旧有形而上学复杂又抽象的理论，将目标从理论认识转向了审美直觉，却依然无法从根本上弥合这一鸿沟。在巴赫金看来，即便是更为贴近现实世界的审美世界，也“只是事件即存在的一个因素”，在这两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距离。

那么，区别于其他哲学流派的思路和方法，巴赫金为解决现代文明（行为）危机提出的哲学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首先，巴赫金强调了实际发生的生活的重要性，他的“行为哲学”归根结底是为了众人参与的现实事件的行为而提出的。在这里，无论是理论活动还是审美活动最终都应该被视作是事件的某一方面，重要的是“现实存在的唯一性事件”，重要的是在事件中，在行为的过程中“以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存在”的“我”；巴赫金的“行为哲学”归根结底是一种“人学”，它重视在具体事件中独一无二的“我”，这与传统的思辨哲学中推崇的抽象的认识主体是截然不同的。其次，基于这种对主体的事件性认识，巴赫金的“行为哲学”提示着每一个主体、每一个“我”的独特性的同时，也预示着一种积极的“参与性思维”，指出了与之相对的“他人”。正如“我”一样，“他人”同样也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时空位置中，“我”与“他人”都是外位于对方，对彼此具有“超视”的不可或缺者，因此行为始终都是参与性的，是在“我与他人”之间进行的。卢小合认为，“巴赫金颠覆了自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体’的认识论，而确立了‘主-主体’的本体生存论”，不同主体之间平等共存，因此，巴赫金的哲学同时也是一种“他人之我”的哲学。最后，无论是在《艺术与责任》还是在《论行为哲学》中，巴赫金都强调行为的“责任”，这使得其哲学思想进一步贴近生活中的实际选择，贴近人与人之间的应答与交流。在钱中文看来，在个人具体的行为中，代表着主动选择和对他人回应的“责任”是必不可少的，是必然会伴随着价值判断而产生的，“责任的高尚的品性，价值的提高与升华，也就决定了行为动机与行为产品的品格”。只有在具体的责任的联系中，行为才能够真正实现动机和产品的统一，实现文化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的统一。

从哲学美学到诗学

在《论行为哲学》中，巴赫金还为读者透露出了其研究计划的四个部分，除去最终没有展开论述的政治伦理学和宗教伦理学，另外两部分的目标分别是现实世界和作为行为的审美活动。而在这两部分中，巴赫金在之后的生涯中始终关注的是对作为行为的审美活动的研究，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艺术的世界“以它的具体性和贯通着情感意志的语调，……更接近于统一与唯一的行为世界。这一分析将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的事件世界的建构情形”。而在《论行为哲学》的绪论之后，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审美世界的建构，巴赫金紧接着就以普希金的抒情剧《离别》为例展开了论述。可见，这种哲学的美学转向在最开始就预示着其对诗学的关注（这种诗学往往同时表现为语言诗学、历史文化诗学等不同形态，但归根结底都是基于最初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讨论的自然延伸）。

这种最终指向诗学的美学转向在同时期创作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和《话语创作美学方法论问题》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话语创作美学方法论问题》的第一部中，巴赫金开门见山地指出：“没有系统的哲学美学作基础的诗学，从根本上便成为一种脆弱的偶然的东西。以系统观阐发的诗学，应该是话语艺术创作美学。”那么，巴赫金给出的“系统的哲学美学”和“以系统观阐发的诗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在同时期创作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中，读者们其实就能够找到部分答案。在长达两百多页的残稿中，处处都能看见原先“行为哲学”的内容在美学层面上的转化：其中，原先“行为哲学”中“我与他人”的关系逐渐地被巴赫金转化成了“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成为美学和诗学中要具体探讨的关系，而审美事件正是从中产生的。在巴赫金看来，由于“审美事件只能在有两个参与者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它要求有两个各不相同的意识”，根据作者和主人公彼此之间观照视野的差异大小，这两个层面之间的距离也会产生相应变化：一旦作者和主人公之间相互重合，或是作者和主人公其中任意一个参与者遭到取消时，审美事件都将无法成立，并将转变为伦理事件、认识事件或是宗教事件。由此，“参与性思维”在这里也得到了美学和诗学意义上的强调。

如果说创作于20年代前半期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中的理论思想可以被视作是巴赫金心目中的“系统的哲学美学”的雏形，那么，巴赫金在1929年发表的第一部诗学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无疑就是他“以系统观阐发的诗学”尝试。这两部著作之间不仅在创作时间上高度贴近（根据1922年初巴赫金给朋友卡甘的信件来看，两部作品的撰写很可能是同时进行的），而且显然在思想内容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对话关系。例如，在两部作品中最为关键的“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的表述中，原先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中仅仅被归类为“主人公控制着作者”情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中却被视为是一种作者对主人公采取对话立场的新型小说，是区分于“独白小说”的“复调小说”。尽管有学者指出在这一前一后的两种不同的评价暗示着巴赫金哲学美学思想立场的改变，暗示着他对达到审美事件所必需的“作者与主人公”关系认知的前后不一，但如果细细地去考察两部作品的写作初衷，考察其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归类范畴和比对对象的选取，那么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可以排除的：因为，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实质而言，“不能不通过主人公的眼睛来看对象世界”的作者和放开来让主人公们自由对话的作者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个作者，其中主人公的积极性、作者对主人公“超视”的放弃，这些根本上的判断都是前后一致的，正如梅兰所说：“作者和主人公关系这一前一后两种说法其实体现了同一种立场。……从根本上说，它们都体现了审美世界对现代的文化危机的克服，与存在事件的息息相通，它们都从超越抽象理论、反对物化的立场，确立了人的核心地位”。

从最初的“行为哲学”到复调理论的提出，从哲学美学研究到诗学研究，巴赫金在20世纪20年代短短十年间看似惊人的转变实际上都遵循着最初的哲学思想计划和目标，正如他本人在访谈中对自己的认知一样：“我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思想家。”因此，如果只以文艺理论家的身份来介绍、描述巴赫金，无疑是对其思想的窄化（更不用说“复调理论家”的身份了），仅仅试图吸收巴赫金诗学思想，而不对作为其基础的哲学美学思想进行了解，这样的做法往往只会产生片面的理解。不过，就算以“哲学家”来称呼巴赫金恐怕也显得不太合适，因为即便仅从本文勾勒出的研究领域的转向来看，同时涉猎多种研究领域的巴赫金显然也难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们归为一类。或许，只有“思想家”这样的称谓才足够用于形容巴赫金，在美国著名的巴赫金研究专家克拉克和霍奎斯特看来，“这个词一般用来指非系统的哲学家，唯有这个称谓适合于具有广阔研究领域的他”；在本文看来，也只有在对作为思想家的巴赫金的认识和了解中，读者才能够真正地把握其思想脉络与理论所指。